在儒家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上，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持否定性态度，其代表性意见集中表现于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一书中。韦伯本人并不懂得中文，他之所以对中国发生兴趣，是因为他研究东西方现代化进程，发现不同的宗教伦理和民族精神起到了性质截然相反的作用。在《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一书中，韦伯考察前现代中国的货币体系、城市与行会、世袭状况、宗教组织和法律，认为“通常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障碍的因素，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几乎都不存在”。

“如封建领主制的桎梏，金本位制和地主制的缺乏，对于贸易的限制和垄断……”。中国“在宗教宽容上起码可以和清教的宽容相比，中国有安定和和平，有商业贸易自由，有居住流动自由，有生产方法的自由，对于工场主的热情并没有加以限制。”韦伯因此得出结论：“就‘物质的’条件而言，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包含了有利与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混合因素。

因此，结构上的特性并不是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那么，阻碍中国发生现代化转型的决定性的因素在哪里呢？韦伯归因于中国人“心理上的特点”，归因于中国人对世界和社会的实际“态度”上。他把中国的儒家思想（即韦伯所称的儒教）和西欧的新教从下列两个方面加以比较，讨论两者对现代化进程的不同意义：第一，中国儒教伦理的中心是讲人伦的，是围绕家庭的，其道德是针对具体的人而言，因人而异的。

因此，人们的所有行为和规范都是纯人格化的。西方新教伦理以宗教性的博爱观念为中心，这样的宗教伦理所形成的是一种一视同仁的普遍性关系，而这种普遍性的关系就为现代的工作关系和经济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相反，在中国则是亲族关系吞没或限制了职业团体的建立，使得非人格化的工作关系和大企业的建立非常困难。

第二，儒教把调整自己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新教则把人看作是上帝的工具。在欧洲的宗教改革中，曾提出一个崭新的概念一天职，它的基本含义就是：最高形式的个人道德义务，就是完成它在世俗事务中的责任。因此，人是上帝在尘世中的工具，他们应该在实际生活中兢兢业业，从事经济等尘世活动。相反，儒教则把人的自我完善作为目的，实际上是使人适向内心世界，脱离社会，逃避现实，而不是面对现实的经济生活，蔑视工商成为普通的社会风气。

依据如上分析，韦伯作出结论：由新教伦理孕育出的资本主义精神，是近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得以产生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中国虽然在其他方面具备了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但由于儒教的根本性缺陷，终于没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韦伯的伦理比较理论虽然在理论构架、中心论点乃至资料的分析运用上多有可加批判之处，但他毕竟提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这就是生长于农业一宗法社会之中并适应这一社会运行机制的儒家文化，在整体上是维护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生产方式以及前现代社会的结构和等级制度的。

因此，它与现代化进程必然从本质上发生多方面的深刻尖锐冲突，这些冲突在基本面上主要表现为：尊卑贵贱等级原则与现代平等原则的冲突；人治传统与法治社会的冲突；宗法忠孝观念与民主意识的冲突；共性至上的群体原则与个性全面发展的冲突。保守心理与创造需求的冲突；封闭意识与开放观念的冲突；中庸信条与竞争意识的冲突；物质利益原则与伦理中心原则的矛盾冲突。

从这一意义上说，儒家文化体系无论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发生还是发展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障碍。在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一障碍性意义已经一再得到充分的表现。然而，确认儒家文化对现代化进程的障碍意义并不妨碍下一论题的提出：在前现代中国由封闭、保守走向开放、改革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恰恰又是儒家文化起到了最具关键性质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