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分子是不是一开始就是腐败分子呢？当然不是。腐败不是今天所特有，不是中国所特有，自古以来，中外都有腐败现象。腐败的心理和行为，既跟个人的理想信念、道德修养有关系，更主要的是，跟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密不可分。 猫喜欢吃鱼，这是猫的本性，只要有机会，猫一定会偷吃鱼，那么，如果猫偷吃了家里的鱼，是猫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呢？猫如此，人不也一样吗？贪财好色当高官享厚禄是人的本性，人性都是差不多的，自律的作用是有限的，靠自律无法持久抵挡外界的诱惑。 汽车礼让行人，城区不乱按喇叭，不乱丢垃圾，禁渔期不捕鱼，遛狗要戴狗绳，走路靠右，这些好习惯，不是人自发形成的，是靠教育出来的，更是靠罚款罚出来的。惩治腐败也是同样的道理。有些国家很腐败，有些国家不腐败，同样是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人，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人。 腐败产生的原因不是人有问题，而是用人管人的制度有问题，导致腐败现象就像结石，取出一茬又长出一茬，没完没了。贪官是抓不完的，靠抓贪官反腐是不会成功的。反腐的出路在于不断完善监管制度，提高反腐的效率和效果。永远不要考验人性，永远不要低估人性的恶，也不要高估人性的善。人性是靠不住的，人品也是靠不住的，机制比人品更有效，契约比感情更可靠。 淮海战役期间，三野伤亡惨重，敌我伤亡比几乎是1:1，根本来不及补充新兵，不得已只能实行即俘即补政策，给俘虏兵开一场教育会，第二天就参加解放军，换一顶帽子，拿上枪就上阵打仗，兵还是那个兵，变化为什么这么大？制度差异使然。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反腐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反腐制度。单纯依靠反腐部门反腐是不够的。过去革命能够取得胜利，靠的是人民战争这个法宝，今天也一样可以依靠人民取得反腐事业的胜利。伟人讲：“只有不合格的干部，没有不合格的群众。”只要紧紧抓住走群众路线这个制胜法宝，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 腐败痼疾是否就没办法解决了呢？当然不是。有些国家和地区的反腐工作做得比较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根据2022年《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报告，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丹麦第1，芬兰、新西兰并列第2，新加坡第5，香港第12，日本第19。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说，治理腐败非常简单，一个官员一旦拥有工资之外的巨额财富，你解释不了，就是贪污得来的，就抓你。新加坡反腐制度的重点在于，证明自己清白的举证责任是公务员自己，而不是政府，如果公务员不能提供合理合法有效的证明，政府无须举证就可以判决公务员犯了贪腐罪。腐败不是不治之症，反腐是肯定可以成功的。新加坡行，香港行，我们当然也可以行。 美国反腐机关到处安插线人和卧底，政府可以合法“钓鱼执法”。对于官员来说，无法区分行贿者是真正的生意人还是联邦调查局的线人或特工，唯一的自保办法就是，不管谁来行贿，一概拒绝。 在美国，几乎不存在直接向公职人员行贿的事情，但不等于美国没有腐败，那是太天真了，美国把腐败放在明面上、合法化，例如选举捐款、发表演讲、受邀出席活动、给高官的基金会捐款、退职后到自己任职时得过好处的公司担任高管赚高薪，等等。 反腐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制度创新，完善制度设计，建立起完善、严密、严格、有效的监管制度和体系，发挥人民民主监督的作用，提高腐败的违法成本和难度。坏的制度能把天使变成魔鬼，好的制度能把魔鬼变成天使。好的制度能使权力受到相互制约，使当权者真正不敢腐、不想腐也不能腐；坏的制度让权力不受有效制约，使当权者敢腐、想腐也能腐。制度的核心是财权、事权、人事权和监督权的权力分配，制度的关键是如何实施科学、有效的考核和监督，充分调动积极性和主动性。令在必信，法在必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只有让权力在阳光下公开透明运行，才能真正消除腐败。 加强建章立制，不断优化立法是反腐倡廉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左手监督右手是监督不了的。建立独立、完善、严格且有效的监管制度的根本出路，在于适当降低权力集中程度，提高民主的程度，加强监督体系尤其是公检法的独立性。只有符合人性原理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违背人性的制度难以成功。 政权的合法性不是取决于怎么来的，而是取决于人民对于该政权的态度，即民意。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钱袋子里面保政权。人民生活就是民心，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之所盼，政之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