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末尾有这么一段情节：

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

迅哥儿回到故乡搬家，找来了儿时的玩伴闰土，本来计划是送东西给他，“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

而闰土也确实要了好几样，“两条长桌，四个椅子，一副香炉和烛台，一杆抬秤。他又要所有的草灰(我们这里煮饭是烧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待我们启程的时候，他用船来载去。”

那么，一些碗碟他如果想要的话，迅哥儿不会不给，为什么还要埋在草灰里呢？

埋碗碟的人是杨二嫂还是闰土？

很多人说是杨二嫂，因为她尖酸刻薄，让人讨厌，不如闰土老实，这其实多少有些偏见了，是因为作者把少年闰土描述得太好，让我们产生了同情。

闰土当时什么样？“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

要知道人都是会变的，少年英雄一样的闰土和中老年麻木愁苦的闰土是一个人，也可以说不是一个人了。

从“技术”层面讲，杨二嫂尽管经常过去但可能没有机会做出在草灰里埋碗碟一样的事。另外为了一个狗气杀去构陷闰土，也多少高估了杨二嫂的“智谋”。其实是闰土有这个机会，且有足够的动机。

这要从闰土的境况说起，“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这是现实的苦难和压力，但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不是闰土本心要这样，毕竟是过路客摘他的西瓜吃都不当回事的人，而是生活所迫，又考虑到少时玩伴“发达了”，不在乎这点东西，所以就顺手“拿了”。迅哥儿母亲让他去厨房做饭吃的时候，他应该就有了这个想法。

闰土为什么把碗碟埋在灰里？明白了这个问题，也就理解了他的悲哀

多一点东西都是好的。

所有穷苦的人都有差不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你可以说他们是勤俭节约，也可以说他们是“东西迷”，什么都想搬回家里。

只有真正穷过的人才能理解闰土的逻辑，不管是囤积粮食还是东西，这已经是他们根深蒂固的惯性了。

简单说就是极端的物质匮乏导致了人的思想的病态，杰克·伦敦在其小说《热爱生命》里就曾描绘过这样的情况，淘金人在走出荒野获救后不断问人要面包藏起来，这是因为他在饥饿中煎熬太久了，所以他不顾尊严，想方设法储存粮食，以防备饥荒。

历史上有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很多老一辈的人都有囤积物资的习惯，这是惨痛记忆的影响。毕竟吃饭是大事，饿肚子的滋味不好受，人在面临生存考验的时候，根本不会顾及面子、尊严等东西了。

人是社会性，还是动物性？

我认为应该是兼而有之。在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下，人的社会性多一些，或者是动物性多一些。

要知道人有非常残忍的一面，这点只要稍微读一些历史资料就可以知道，在如何折磨同类方面，野兽根本比不了人类。

但人毕竟是人，所谓社会就是人的聚集体，人只有在一起共存，互相合作，才能有所创造和发展。

物质基础决定人的思想和行为，人的言行是其环境的一种反映，所以说闰土之所以要偷拿朋友的碗碟，是在于他的生活状况。

那是一种无言的悲哀，是社会现实给他的压力导致的扭曲，不想如此，却又自然要如此。

如何让闰土这样的悲哀不再有？

只能是靠生产力的发展，靠社会的进步，人唯有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层建筑才会改善。当然思想、品德、文化等东西对于生产力和现实也有反作用。

如果闰土是在现代社会的某个大城市，作为一个普通市民，他也不至于做出这种事来（不过杨二嫂这样庸俗市侩的人还是蛮多的）。

人啊，终究是渺小的，尘埃一样。我们现在说闰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为闰土的可能，不要太高估自己，以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乃至于轻视、俯视闰土。

换成你是闰土，真正身临其境，你会发现自的力量非常微弱，别人在旧社会养六个孩子，就算你是在2024年作为一个打工人要养活六个孩子也很有压力，何况还有房贷、车贷、生活等开支，工作收入是唯一的依靠，如果也没有存款和家庭支持，那真的是非常难受。

总之努力吧，希望闰土这样的悲哀不会再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