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以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年轻，但35岁一过，我立马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35岁以前找工作，我处处挑别人，这里不想去，那里也不想去，但35岁以后，我直接被断崖式抛弃。

年前，我一个干社区的朋友极力推荐我去试试高新区的社区干事，工资虽然不高，但好在离家近、福利还行，顺便还能做做自己的副业。

尽管这在前几年，我是一点都不想去的，毕竟对于找工作，我一直秉承宁缺毋滥的态度，哪怕刚毕业那会儿也是如此。

不过，我最终还是被狠狠上了一课！因为我发现，所有职位的年龄要求一律35岁以下，我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朋友听了都不可思议，她问我，难道研究生不应该放宽一点吗？我说，人家只给应届生放宽年龄要求。

现在的我，总算明白了，过了35岁，就别想着再替人打工了！

这不，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图称，广州一街道办事处招聘6名环卫工人，年龄都需要在35岁以下。

随后，有记者查阅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的官网后发现，确有这样的一条招聘信息，完整的招聘内容如下：

新市街道办向社会统一招聘环卫工人6名，性别不限，户籍不限，学历不限，年龄35周岁以下，持有汽车驾驶证的可以适当放宽至40岁。

于是，记者就以求职者的身份询问该街道办工作人员，结果工作人员回应情况属实，而且还表示，之所以会有年龄上的要求，主要考虑到岗位的用人需求。招聘岗位包括司机岗、路面保洁或者搬运岗。环卫工人工工作时长一般为8个小时，超过8个小时有加班费，目前人员并未招满。

当记者问工作人员是否会觉得，年龄设置在35岁以下太过年轻，工作人员的回答值得玩味。

他说：“不能戴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个行业，不要觉得环卫工只能年龄偏大的人才会选择。”

对此，有的网友非常生气，他们说的话，我就不便于放出来了。

也有网友直言，到底是谁在戴有色眼镜，这还不清楚吗？

还有人感慨，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35岁这个成见就如同珠穆朗玛峰。

有的网友则独具慧眼，他们认为这种就是典型的“萝卜坑”，实质上根本不是扫大街的工作。

看到这样的新闻，我也非常生气，真的很想质问一下，到底谁在戴有色眼镜？又是谁第一个提出要设置“35岁门槛”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询问了deepseek，他的回答是，这是一场集体无意识的合谋。

“35岁门槛”的荒谬之处在于，它早已超越了某个行业或岗位的理性需求，演变为全社会心照不宣的职场潜规则。这种集体焦虑的诞生，本质上是三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资本效率至上。企业将劳动者视为“人力资源”而非“人”，推崇“性价比”计算法则：35岁以上的员工往往薪资更高、家庭责任更重、身体机能开始下降。

但鲜少被提及的是，这个群体通常具备更强的危机处理能力、行业资源积累和情绪稳定性。资本选择性地放大年龄的生理劣势，却刻意忽略其经验优势——这本质上是用工业流水线的思维对待复杂的人类社会。

第二，社会达尔文主义。“35岁失业是你不够努力”的论调，完美契合“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叙事。

但数据揭穿了这种伪逻辑：根据《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我国城镇劳动力平均年龄已达38.37岁。当超过半数的劳动者被划入“淘汰区”，问题显然不在个体，而在于规则本身的荒谬。

第三，制度设计。最诡异的莫过于，政策层面鼓励延迟退休至60岁，但就业市场却在35岁就关闭大门。

这意味着劳动者将面临长达30年的“制度性失业期”——既无法获得稳定收入，又不能享受退休保障。这种割裂暴露出社会治理的深层悖论：当人口红利消退时，我们既想延长劳动年限，又不愿创造适配的就业环境。

从大环境来讲，制度需要改变，认知需要革命。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和德国的经验值得借鉴。

日本在《高龄者雇用安定法》明确规定：企业有义务确保员工工作到65岁，违者公示企业名单。

还有，德国大众汽车曾做过实验：将流水线员工年龄结构从“青年主导”调整为“老中青均衡”，结果生产率提升7%，产品缺陷率下降20%。

这说明，年龄多元化本身就是生产力。我们需要建立新的评估维度：比如经验转化力、跨界适配性以及情绪资本。

反观我国，《劳动法》虽规定平等就业，但缺乏对年龄歧视的具体界定和惩罚措施。急需建立“举证责任倒置”机制：当劳动者主张遭遇年龄歧视时，应由用人单位证明限制年龄的合理性。

不过，值得期待的是公务员招录的示范效应。2023年河南、山东等地已试点将部分岗位年龄放宽至40周岁，报考人数反而激增300%，证明大龄群体中蕴藏着巨大的人力资源。

那么，从个体来讲，又如何破局？

我们必须承认，35岁以上的人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确实越来越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生就此结束。

当制度变革缓慢时，个体可以采取“非对称生存策略”：

如果发现行业对年龄要求严格，那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比如学会数据分析、编程、短视频运营等技能，让自己具备跨行业竞争的能力。

传统的招聘市场可能对35岁以上的求职者不友好，但新兴行业并不排斥“经验丰富”的人。例如自媒体、短视频运营、直播电商等领域，对年龄的限制就相对较小。

35岁以上的人，往往积累了一定的人脉资源。如果找不到工作，不妨主动联系老同事、老朋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很多时候，机会就藏在你的社交圈里。

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尝试创业或发展副业也是一条出路。比如做自由职业者、培训讲师、写作、自媒体等，这些行业对年龄要求较低，反而更看重你的经验和能力。

35岁焦虑的本质，是工业文明与数字文明交替期的认知失调。

在流水线时代，年龄确实与体力劳动效率强相关；但在脑力劳动主导的今天，经验反而成为稀缺资源。可悲的是，多数企业仍用20世纪的管理思维应对21世纪的劳动力变革。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年龄歧视正在制造可怕的社会断层。当35岁人群被迫退出正规就业市场，他们将不得不涌入外卖、网约车等"零工经济"，而这些领域恰恰缺乏社会保障。最终形成“年轻时996，中年后打零工，老年无养老金”的恶性循环。

广州街道办的招聘，恰似一记警钟：当环卫工都需要“年轻化”，说明年龄歧视已深入社会毛细血管。

但危机往往蕴藏转机——日本在“少子化危机”中催生了“终身现役社会”，新加坡通过《技能创前程计划》让50岁程序员成为科技公司骨干。

或许我们终将明白：35岁不是职场终点，而是人生第二个起点。正如管理学家查尔斯·汉迪所说：“人生的下半场，不是重复上半场的比赛，而是开启全新的游戏。”

此刻需要的，不仅是制度的破冰，更是每个个体对“年龄暴政”的持续反抗。毕竟，没有人能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正年轻地活着。

菊以高洁会渊明，吾以文会友。曾是多年医学编辑的我，现为两只小棉袄的妈妈，每天努力码字，只愿为千万家庭带去专业、有趣、独特的教育观点。原创不易，你的认可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