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分裂后，梁朝主动发动对西魏的战争，取得不小的战果，将益梁地区收归己有，而其对东魏的入侵则陷入了困境，没有取得任何好处。双方交战的时间区间集中在北魏永熙三年( 534) 十月孝武帝入关至东魏天平三年(536) 年底东魏请和这两年间; 其空间范围则在淮河一线，后期尤其集中在淮西，这亦是过往梁与北魏交战的重点地带。
一、梁的北侵与东魏的守御
东魏天平元年(534) 十月至天平二年(535) 十一月为梁魏战争的第一阶段。有关这一阶段的战争情况，《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载:
(天平元年) 闰( 十二) 月，萧衍以元庆和为镇北将军、魏王，入据平濑乡……(二年正月) 乙亥，兼尚书右仆射、东南道行台元晏讨元庆和，破走之 …… (二月)戊戌，萧衍司州刺史陈庆之寇豫州，刺史尧雄击走之……六月，元庆和寇南顿，刺史尧雄大破之……冬十有一月丁未，萧衍将柳仲礼寇荆州，刺史王元击破之。
又《魏书》卷九八《岛夷萧衍传》载:
天平元年十月，衍雄信将军纪耕率众入寇嵣，都督曹仲尼破走之，斩其军主沈达、闵庄等。二年正月，衍将湛僧珍寇南兖州，州军击破之。行台元晏又破湛僧珍等于项城，虏其刺史杨瞟。二月，衍司州刺史陈庆之、郢州刺史田朴特等寇边，豫州刺史尧雄击走之。五月，衍仁州刺史黄道始寇北济阴，徐州刺史任祥讨破之。十月，衍将梁秉俊寇单父，祥又大败之，俘斩万余人。十一月，衍雍州刺史萧恭遣将柳仲礼寇荆州，刺史王元轨破之于牛饮，斩其将张殖、王世兴。
综合两则材料观之，第一阶段两国的交锋以梁攻东魏守为主，梁的入侵具体又有以下四个特征。
其一，入侵次数频繁。不依进攻规模计算，梁累计至少约有七八次入侵东魏。
其二，入侵范围广泛。梁对东魏南部边境各个方向都陆续发起了进攻，从西至东包括了东魏的荆州、豫州、扬州、南兖州、徐州各州境内，几乎囊括整个淮河边境地带。
其三，梁延续北魏末年以来所一贯使用的政治策略，扶植元氏宗亲作为傀儡进行北伐。北魏永熙三年(534) 十月贺拔胜“卷甲奔梁”，梁武帝无疑已从其口中获知孝武帝迫于高欢的压力而入关的事实。所以说不同于针对西魏的直接进攻，梁会如此对付东魏，正是针对高欢自身有着“逐君之丑”，以及东魏孝静帝元善见新立不久的政治弱点。
其四，梁攻势虽猛，却不仅屡遭东魏击破，最终未获得东魏的一州一郡乃至一城之地，而且遭受的兵力损失亦颇大。那么梁为何在东部战场上进展如此艰难呢? 一方面，这是梁自身的问题。魏收曾就梁的屡次进犯评价道: “时梁军政益弛，故累有负败之应。”这里魏收并未将梁的失败直接归之于东魏的强大，可见其看法颇具一定的客观性。
此外，梁朝北伐东魏的策略也并不高明。上文提到梁依旧沿用北魏末年以来扶植元氏的政策，貌似正中东魏要害，实则不然。此举从本质上讲实为一种军事投机行为，无论是北魏宗室上层还是北方世家大族，大都已经无法接受为梁人扶植的傀儡所统治。另一方面，相较于偏居关中的西魏，东魏占据着富庶的关东地区，在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实力皆远胜之，梁朝难有可乘之机。
不过针对梁的入侵，东魏一开始却基本未展开大规模的反击，而以守城防御为主。这主要是由于北魏分裂初期，东魏南部边境的内乱未定，暂时牵制了东魏的出兵。据《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载，“(天平元年) 十有一月，兖州刺史樊子鹄、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据瑕丘反……(二年二月) 己丑，前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斩樊子鹄以降，兖州平……夏四月，前青州刺史侯渊反，攻掠青齐。癸未，济州刺史蔡俊讨平之”。
《孝静帝纪》中对反叛情况的记载较为简略，据《封延之墓志铭》，樊子鹄等人起兵之时，东魏所处形势十分严峻: “天平之始，衮(兖) 州刺史樊子鹄据州反噬。蛙呜沫泗，蝇飞宋鲁。民未忘祸，从乱如归。至乃竹凤彩成，毛面猬起，杨桴举斧，顽抗王师……于时侯渊叛换，据有全齐，择肉四履，庖厨百姓。”他们所制造的威胁远比梁朝在边境的小型侵扰更大，且从地理的角度分析，樊、侯起兵之地皆在南境，东魏也不可能绕过反叛势力而去集中兵力对付梁朝。因而可以说东魏在樊、侯起兵的这五个月内 (樊子鹄十一月起兵，侯渊次年四月底被平定)，其主要精力是放在镇压反叛势力，以防其汇集为一股稳定的武装力量后与关中的敌对势力形成东西共举的态势。至于梁的入侵，东魏暂时无暇对其展开大规模的反击。
侯渊的反叛大致在天平二年( 535) 四月已被平定，那么此后东魏是否展开对梁的反击呢? 《通鉴》卷一五七《梁纪十三》载有一则不见于正史的史料，该年四月，“元庆和攻东魏城父，丞相欢遣高敖曹帅三万人趣项，窦泰帅三万人趣城父，侯景帅三万人趣彭城，以任祥为东南道行台仆射，节度诸军”。若记载属实，则樊、侯等内乱甫一平定，东魏就开始着手对梁发动大规模反击。虽然东魏派出了大批军力迎敌，但并未见有东魏的三位将领与梁接战的记录，且直到大同元年( 535) 年底前双方交战仍是以梁入侵东魏为主，整个战场形势还未改变。故而如此看来，东魏的这次军事行动尚未做到“御敌于国门之外”，也就还不应看作对梁的有效反击，更应视为东魏为反击梁朝而于边境部署兵力的一种准备活动。
随后在东魏天平二年 ( 535 ) 十一月至三年(536) 五月左右，这段时间属于双方军事上的一个暂歇期，史书上未见相关战事的记载。虽然此时存在着边境将领的投敌事件，但不是倾向于某一方的投降，而是双方皆有的现象。《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载:
(天平三年) 二月丁未，萧衍光州刺史郝树以州内附……三月甲寅，以开府仪同三司、华山王鸷为大司马。丁卯，阳夏太守卢公纂据郡南叛。
这种现象直接反映出当时两国边境地区的动荡不安，以及双方尚处于一种僵持的状态。这种暂歇期的存在与双方此时所处的形势有很大关系。梁朝的进攻接连失败，兵力遭受不小损失，重振兵力发起进攻还需要时间; 东魏虽然连续击退了梁军的进犯并消灭了内部异己力量，但紧接着高欢又开始忙于对付西魏。据《北齐书》卷二《神武帝纪下》:
(天平) 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帅厍狄干等万骑袭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缚槊为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费也头斛拔俄弥突……迁其部落五千户以归。西魏灵州刺史曹泥与其婿凉州刺史刘丰遣使请内属。周文围泥，水灌其城，不没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罗发骑三万径度灵州，绕出西军后，获马五十匹，西师乃退。神武率骑迎泥、丰生，拔其遗户五千以归……二月，神武令阿至罗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拨，神武以众应之。六月甲午，普拨与其子太宰受洛干、豳州刺史叱干宝乐、右卫将军破六韩常及督将三百余人拥部来降。
概言之，高欢此时可能为了避免两面作战，也未着手立即对梁展开反击。
二、东魏反攻梁的地理进程
东魏天平三年(536) 五月至十一月这期间，梁与东魏的战局发生了巨大转变。东魏国内政局基本恢复稳定，对梁作战上正式开始反守为攻，并将战火烧引至梁境。
(一) 白苟堆之克与东魏形势的逆转
据《魏书》卷九八《岛夷萧衍传》载:
(天平) 三年五月，豫州刺史尧雄攻衍白苟堆镇，克之，擒其北平太守苟元旷。
东魏这次进攻梁白苟堆，起因还是梁军的进攻。据《高湛墓志铭》载:
天平之始，襄城阻命，君文武两兼，忠义旧发，还城斩将，蛮左同归。朝廷嘉其能，缙绅服其义。假骧将军行襄城郡事。君著绩既崇，赏劳未允，寻除使持节都督南荆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南荆州刺史。于时伪贼陈庆，率旅攻围。孤城独守，载离寒暑，终能克保边隍，全安民境。
墓志铭中“天平之始，襄城阻命”一语，赵万里认为是指《魏书·孝静帝纪》所载天平二年( 535) 二月陈庆之攻魏之事，然而《孝静帝纪》中明确记载陈庆之进攻的是东魏豫州，而非时为东魏广州所辖的襄城郡，故赵氏之论应有不妥。考虑到志文中又有“蛮左同归”之言，则“襄城阻命”应指北魏末年荆襄一带“蛮人”的反叛。其原因主要是对北魏将其迁徙他处的做法产生不满，再加上萧衍的煽动。《魏书 · 蛮传 》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此不赘引。高湛升任南荆州刺史后，恰逢“伪贼陈庆( 即陈庆之) ”围困南荆州，但未获成功。墓志称此为志主高湛的功劳，难免有所夸大，实际上诚如赵万里所言: “湛守南荆得保州境者，赖有尧雄之师耳。”对此，《北齐书·尧雄传》所载甚明:
后庆之复围南荆州，雄曰: “白苟堆，梁之北面重镇，因其空虚，攻之必克，彼若闻难，荆围自解，此所谓机不可失也。”遂率众攻之，庆之果弃荆州来。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镇将苟元广，兵二千人。
具言之，即东魏将领尧雄进攻梁防守相对薄弱的北面重镇白苟堆，起到了围魏救赵之效。在分析东魏这次反击的意义之前，有必要了解战前南北间的军事对峙形势。宋人李焘就六朝之防线曾论:
吴之备魏，东晋之备五胡，宋、齐、梁之备元魏，陈之备高齐、周、隋，力不足者守江，进图中原者守淮，得中原而防北寇者守河。摭而言之，莫不有说。吴有强敌，无上岸之情，陈之国势已弱，不能进取，故其所守止于江。自晋迄梁，惟宋武帝守河，其余皆保淮为固，或守淮西，或守淮北，或守淮南……至于守淮，则淮西之镇莫大于垂 (悬) 瓠，淮北之镇莫大于彭城，淮南之镇莫大于寿春。
胡阿祥亦指出，“淮北之本在彭城，淮南之本在寿阳，又淮西之本在悬瓠”。彭城于宋泰始年间(465—471) 便一直陷于北朝; 至于寿春，北魏景明元年(500) 南齐裴叔业举寿阳全城降北，梁于普通七年( 527) 复取之; 悬瓠于刘宋泰始年间(465—471) 没于北魏，梁曾于天监七年( 508) 借城民白早生叛魏之机短暂取得，但同年底即为北魏名将邢峦所收复; 南朝失守悬瓠后，淮西北司州治所———义阳代为重镇 ，义阳于北魏正始元年(504) 为魏中山王元英所攻拔，但梁在大通二年( 528)，终于复取之。
至此，北魏末年以来彭城与悬瓠仍在魏手，寿春与义阳则皆为梁所据有。陈金凤曾指出，“中间地带的争夺得失，实际上就是其中城镇的得失”，所以寿春与义阳此二重镇亦属于南北政权争夺的中间地带。由以上沿淮各重镇的得失情况，可以看出北魏末年以来，梁朝在南北对峙尤其是东部沿淮战局的军事地位，总体上还是有很大好转的。
基于此种对峙情形，白苟堆被尧雄称为梁北面重镇，并能通过对其进行攻击进而迫使陈庆之撤兵。其中的关键便在于白苟堆与义阳存在着特殊的军事关系，一如史念海所言，义阳未失守时，梁以白苟堆为重镇以备防淮，若失守时则只能以夏口为重镇退而防江。以下试以白苟堆的地理区位出发，对其军事作用做进一步分析。
经《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考证，白苟堆的位置大概在今河南省信阳市息县白土店，距离西南方向的义阳直线距离约有 80 公里，可见白苟堆背后还有较大的战略纵深。白苟堆实乃梁朝安插在淮水北部的一个战略据点，如果控制这一点，攻则可以此为跳板挥师北进，克复悬瓠，防则可为北朝南进增加一道阻击。反过来东魏若取白苟堆，不仅其豫州境内的威胁将基本被剔除，而且还可以继续向淮水南岸的梁司州地区推进。
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当豫州刺史尧雄取之时，正进攻南荆州的陈庆之不得不旋即撤兵来救之。南荆州治所安昌东距白苟堆直线距离逾 200公里，而东魏豫州治悬瓠，距白苟堆直线距离不过50 多公里，所以陈庆之部尚在率兵东救途中时，白苟堆便已先一步为地理上更加邻近且战略上早有预谋的尧雄攻取。在白苟堆失陷之后，陈庆之不出意外应是火速赶往义阳以加强当地的守备力量。
天平三年(536) 五月攻取白苟堆的行动，属于东魏对梁所辖领地的首次主动出击。同年七月，“萧衍夏州刺史田独鞞、颍川防城都督刘鸾庆并以州内附”。梁此夏州无考，但据《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所列梁侨置郡县表，此颍川郡为梁侨置于清丘，西距白苟堆直线距离仅约 100 公里。梁军此番单方面降北，应是受到东魏攻克白苟堆后的兵势波及，甚至有可能刘鸾庆等已预料到东魏克城后将有新的重大攻势，因而提前降魏以为自身计。总之，这一事件较为直接地反映出一点，即战场上的形势已开始偏向于东魏一方。
(二) 楚城之克与梁义阳危机
《战争论》指出: “社会共同体(整个民族) 的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梁此前的屡次进犯，或亦使东魏意识到必须对梁予以重大打击，方能保证边境无虞及西讨关中的顺利进行。所以天平三年( 536)，除了攻克白苟堆后、已取得一定的战略优势外，及至九月，是时气候已入利于北朝进军的秋冬之季，东魏开始正式派大军伐梁。这次进攻仍在淮西方向: “壬寅，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书右仆射、南道行台，节度诸军南讨…… (十一 月) 侯景攻克萧衍楚州，获刺史桓和。”
梁楚州治楚城，施和金针对《读史方舆纪要》所载楚城即成阳故城位于河南息县西的说法，进一步确认楚城南距义阳仅约六十里。侯景克楚州时，刺史为桓和。此人无专门史传，参照《魏书》《梁书》中的零散记载，可略述其生平: 其人在南齐东昏侯末年至南梁建立时便已为将，与北魏名将奚康生和邢峦等在寿春一带有过交战; 梁天监五年(506)，以青、冀二州刺史的身份克北魏朐山城 ; 侯景降梁时，又以土州刺史的身份前去悬瓠接应。其戎马生涯几乎横跨了整个南梁，就其就职履历观之，桓和无疑是一名作战经验丰富且颇受梁武帝重用的老将。
梁武帝决定在此设州并用干将为刺史，必然也会增派兵力驻守，其应是认为仅以白苟堆为义阳北面重镇还不够，有意为白苟堆与义阳之间再增加一道防御线，从而与白苟堆一起起到保护义阳的双重屏障作用。退一步讲，即使敌人势力强大，有楚州的存在亦可延缓义阳被攻克的时间。
这种说法并非没有直接的历史依据，因为楚城在之前梁魏交战的历史上曾数次出现。北魏正始元年( 504 ) 趁梁代齐之际，派中山王元英出征义阳，“萧衍遣其平西将军曹景宗、后将军王僧炳等率步骑三万来救义阳。僧炳统众二万据凿岘，景宗率一万继后。英遣冠军将军元逞、扬烈将军曹文敬进据樊城以抗之。英部勒将士，掎角讨之，大破僧炳军，俘斩四千余人 ”。北魏永平元年(508)，梁魏双方爆发了第二次义阳之战，楚城曾短暂为梁所据，寻即被北魏克复。《魏书》卷一九下《南安王桢附子英传》有载:
初苟仁之据悬瓠，衍宁朔将军张道凝等率众据楚城，闻英将至，弃城南走。英追击，斩道凝及衍虎贲中郎曹苦生，尽俘其众。既次义阳，将取三关。
又据《梁书》载，普通八年(527)，梁将夏侯夔曾“遣偏将屠楚城”，“由是义阳北道遂与魏绝” ; 次年“魏郢州刺史元愿达请降，高祖敕郢州刺史元树往迎愿达，夔亦自楚城会之，遂留镇焉” 。以上诸事例足以说明楚城实乃双方所必争之地。而楚州之名始见于天平三年 (536) 侯景此次南侵，梁武帝或许正是从梁魏对峙，尤其是北魏末年以来的一系列具体战役中，认识到楚城对于义阳的战略意义，故随后不久于此新置楚州以提升其军事地位。需注意的是，虽然楚州的设立能起到一定的防守作用，但面对东魏这次大举进攻，楚城仍难以作长期抵挡，在侯景南伐后两月左右被攻克。
上文已提及楚城为成阳故城，据《水经注》“淮水又东北迳城(成) 阳县故城南”之载，楚城即位于淮水之北; 梁之义阳郡治平阳，位于淮水南侧。楚州在北齐时改为永州，仍治楚城; 义阳则在侯景之乱后为齐郢州州治，位置未有更改。换言之，此时在淮西战场上，义阳与东魏侯景部队仅淮河一水之隔，基本暴露在东魏兵锋攻击之下，梁军此时所面临的军事压力可想而知。
三、东魏兵败淮上探析
东魏克楚州后，此番对梁的攻势，盛极于此。如《吴迁墓志铭》载:
天平之季，凶丑乱合，伊缠雾起，举斧纵横。公蒙除广州长史，带襄城太守。汝颖(颍) 载清，蛮夷佥服，遐迹慕义，襁负来宾。天平三年，吴楚不恭，侵淫王室。公从师薄伐，掠定淮杨。
按北魏永安中( 528─530) 设广州，州治鲁阳郡，辖有襄城郡，后者位于前者东侧，与豫州邻近。从这段志文来看，时任广州长史并带襄城太守的吴迁在平定汝颍一带蛮人的反叛后，极有可能于天平三年(536) 奉命就近加入了经豫州境内的侯景部队，紧接着与之一道南下作战。志文言这次讨伐取得了“掠定淮杨”之功，也不可全然视为夸耀，应即暗涵其跟随侯景破楚州并擒桓和之事。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同年十一月东魏进一步进军之际，却在淮上被梁将陈庆之仅凭司州本部官兵击败，狼狈地弃辎重而退走。此战直接终结了第二阶段东魏积极进攻的势头。
梁军的胜利不止于此。据《梁书·羊鸦仁传》载: “大同七年，除太子左卫率，出为持节、都督南北司豫楚四州诸军事、轻车将军、北司州刺史。”钱大昕认为此楚州即《魏书·地形志》中治楚城的西楚州。以地域观之，楚城与司、豫等州邻近，钱论可从。又据《北齐书·文宣纪》记载，“(武定) 八年春正月庚申，梁楚州刺史宋安顾以州内属”。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郡县侨置现象十分普遍。或问此番归附北齐的楚州是否存在已非原有旧州的可能? 所幸经鲁力考证梁朝有两个楚州，其一即为治在楚城的楚州，而另一楚州为梁末萧纪置于巴郡，后已没于西魏。换言之，宋安顾归附之州无疑亦为后来东魏的西楚州。
原本已于天平三年(536) 为东魏所取的楚州，不仅至迟在东魏兴和三年(541) 也即梁大同七年( 541) 复为梁治，而且随后又在武定八年 ( 550) 归附东魏，是何缘故? 这说明侯景克楚州后，梁朝必然又收复了此地。又由于天平三年( 536) 年底双方已经通和，故梁朝收复此州的时间理应在通和之前。如此最合理之解释即为: 梁将陈庆之在淮上击破侯景后，又趁势从东魏手中收复了楚州，因为守卫义阳需要楚城这个军事重镇，梁军没有理由会主动放弃。至于最后楚州又归附东魏，则不难推测应是受侯景之乱的影响。可惜由于史料缺乏，天平(534—537) 初年两国淮上之战的具体情况已不得而知。
这次收复楚州的行动也再次说明梁朝虽然进攻屡遭挫败，但防守尚有余。这有赖于在藩守之任上，“彼(梁) 有人焉，未可图也”。陈寅恪先生曾云: “上述诸人皆属长江上游南来北人之武力集团……梁武帝之兴起实赖此集团之武力，梁之季年此集团之武力已不足用，故梁武不得已而改用北来降将。”陈庆之为义兴国山人且出自寒门，虽不是襄阳集团的人物，但作为梁武帝中后期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其军事能力早在梁中大通二年( 528) 辅助元颢的北伐中得到了检验。其传后史臣将其与梁朝另一名将兰钦并列而赞曰“战胜攻取，盖颇、牧、卫、霍之亚欤”。同时，梁武帝也对其给予了足够的信任，将淮西边境的军事全权都交付与他，不使其军事指挥受到任何掣肘。
此外，梁朝战前不久在江淮司州、豫州一带的成功治理，也应为成功抵御东魏的进攻起到了不少作用。首先来看陈庆之所管辖的淮西司州一带，《梁书》卷三二《陈庆之传》载:
中大通二年，除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诸军事，南、北司二州刺史，余并如故……罢义阳镇兵，停水陆转运，江湖诸州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高祖每嘉劳之 …… 是岁 (大同二年)，豫州饥，庆之开仓赈给，多所全济。州民李昇等八百人表请树碑颂德，诏许焉。五年十月，卒，时年五十六。
其次是东部淮南豫州地区的情况，同书卷二八《夏侯亶附弟夔传》载:
(中大通) 六年，转使持节、督豫淮陈颍建霍义七州诸军事、豫州刺史。豫州积岁寇戎，人颇失业，夔乃帅军人于苍陵立堰，溉田千余顷，岁收谷百余万石，以充储备，兼赡贫人，境内赖之。夔兄亶先经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并有恩惠于乡里，百姓歌之曰: “我之有州，频仍夏侯;前兄后弟，布政优优。”在州七年，甚有声绩，远近多附之。有部曲万人，马二千匹，并服习精强，为当时之盛。
从上述两段材料，可以得出三点信息。第一，陈庆之与夏侯夔都是长期驻守在边境的将领，熟悉当地军政。侯景进攻前陈庆之在任司州已有六年，夏侯夔虽然刺豫州只有两年多，但其兄夏侯亶亦曾于大通元年(527) 至中大通元年( 529)刺豫。史载“寿春久罹兵荒，百姓多流散”，“亶轻刑薄赋，务农省役，顷之民户充复”。
第二，此二人在边境江淮一带都实行重农政策，此举不仅恢复了当地的农业发展，而且也可使军粮问题得到解决，这为应对东魏的侵犯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陈庆之和夏侯夔都通过赈济活动，收获了当地州民的信赖。尤其是在豫州当地有着特殊地位和影响的豪族夏侯氏，“已与宗族乡里结成了牢固的关系，而这又为其提供了基本的武装力量”。众所周知，在行军作战途中，民心向背往往对战争的胜败起到巨大的导向作用。张玲玲、李文才曾提到梁此前几十年进攻汉中都不能得手的原因之一，便是益梁地区的土民当时更倾向于北魏的统治，而此时江淮一带的民众显然更拥护梁朝，这也正是此番入侵的东魏所不具备的优势。
据《梁书·武帝本纪下》记载，淮上之战结束后的次月即十二月，“(东) 魏请和，诏许之”。东魏在请和后的次年即天平四年( 536) 七月，又派遣了使者李谐等人正式聘梁，进一步巩固通和关系。关于东魏决定与梁通和的原因，魏收解释为高欢“志绥边远”，但仍语焉不详。对此，周一良揭示出东魏这是“想与南方和好以牵掣西魏”; 万绳楠也发现东魏之后多次的遣使聘梁，都在发生讨伐西魏之前，明显是为了解决后顾之忧。
这些看法都是从东魏攻讨西魏的角度来思考，即强调西魏所起的作用。事实上，通过淮上一战，东魏无疑亦意识到梁朝军事实力尚强，并非能趁势有所克获; 而东魏此前派遣侯景南伐的兵威势必已震慑到梁朝，其不敢再贸然进攻自己。再加上前贤所提到的东魏的腹心之疾乃是割据关中的宇文泰势力，因此已无必要再耗费人力物力与梁作战，与之和好反而是时下东魏的最明智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