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西方史学家几乎一致论定史学最基本的历史观念为西方文化所独有，“观念”一词也确为外来术语。但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史学也蕴涵着丰富的历史观念。这些历史观念常常会主导社会上各类人物的实践活动，从而构筑一定的历史事实。隋唐这两个前后相续的强大皇朝，短短四十余年间，就经历了政局的几度动荡和变迁，历史观念如何参与其中，并影响了隋唐王朝的兴亡。
一、大一统观念与隋的勃兴
大一统是后起的观念，但统一的意识在中国很早就已出现。西周时出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但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墨子、孟子、管仲等都推崇统一，这种理念到秦汉时成为现实。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与巩固，也影响到思想文化领域。成书于汉初的《公羊传》开篇阐发大一统的涵义，董仲舒精研此书，指出思想统一的重要性：“《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从此，“大一统”的观念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播而影响日益扩大。
东汉以后中国再度走向分裂，尤其南北之间都贬低对方，互争正统，文化差异较大，但政治格局并未偏离大一统传统。入主中原的边疆各族在汉族士人的协助下，以实现大一统为己任，展开各种兼并和统一战争，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北方地区走向统一。文化上，北方积极学习南方，尤其北魏从仰慕南方到推行系列正统化运动，终于在孝文帝时期取得突破，成为“中华”的代表，南朝则被视为“僭伪”，“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
北魏末年，萧梁将领陈庆之到洛阳后彻底改变了对北方的偏见：“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 …… 北人安可不重！”所以，北魏后期“中华”意识的彰显，是趋同于江南后又超越江南的文化创造。从此以后，南朝自诩的正统失去了意义，南北之间变成纯粹军事实力上的竞争。陈宣帝太建九年（577），北周武帝灭北齐后，统一北方；两年后夺取南陈的江北之地，南北对峙的界线推移到长江，南朝陈仅偏居三峡以东长江以南的一隅之地。
北周大象三年（581），杨坚逼周静帝禅位，改元开皇，建立隋王朝。不久，杨坚就有意吞并江南，对韩擒虎和贺若弼“委以平陈之任”。薛道衡也进言：“江东蕞尔一隅，僭擅遂久，实由永嘉已后，华夏分崩 …… 陛下圣德天挺，光膺宝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岂容使区区之陈久在天网之外？”于是开皇二年开始伐陈，“会陈宣帝薨，（高）颎以礼不伐丧，奏请班师”。此后，隋进一步增强国力，开皇八年（588）十月，杨坚再派次子晋王杨广为统帅，率兵五十余万，发动对陈的总进攻。
大一统观念在第二次讨陈的行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关键人物是薛道衡。高颎作为元帅长史，再次领军，心中尚存成败难料的迷茫，询问时任淮南道行台尚书吏部郎兼掌文翰的薛道衡能否克定江东，薛道衡给予了肯定答复：“自尔（永嘉）已来，战争不息，否终斯泰，天道之恒。 郭璞有云：‘江东偏王三百年，还与中国合。’今数将满矣。以运数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无德者 亡，自古兴灭，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俭，忧劳庶政，叔宝峻宇雕墙，酣酒荒色。上下离心，人神同愤，其必克二也。
为国之体，在于任寄，彼之公卿，备员而已。拔小人施文庆委以政事，尚书令江总唯事诗酒，本非经略之才，萧摩诃、任蛮奴是其大将，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无德而小，量其甲士，不过十万。西自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卷之势，其在不疑。”
薛道衡第二、三、四条对隋胜陈败情况的分析，基本上符合当时实情 ，但他将郭璞关于三百年后天下将再度统一的预言排在最前，可见最为重视此条。薛道衡另有《高祖文皇帝颂》说：“地分南北，天隔内外，谈黄旗紫盖之气，恃龙蟠兽据之崄，恒有僭伪之君，妄窃帝王之号。时经五代，年移三百……今上利建在唐，则哲居代，地凭宸极，天纵神武，受脤出车，一举平定。”《文苑英华》载署名杨广的《隋檄陈尚书江总等文》中也有三百年的类似说法：“郭璞有云：‘年经三百，天下大同。’兹实玄运，已定于前。圣主膺期而出，欲以区区之陈国，违上天之冥数，其不可存者一也。”
西晋之后历三百年天下将再次统一的看法并不少见，如庾信作《哀江南赋》，说“将非江表王气，应终三百年乎”。崔仲方上书杨坚论取陈之策，提出“晋太康元年岁在庚子，晋武平吴，至今开皇 六年，岁次丙午，合三百七载。《春秋宝乾图》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年三百之期，可谓 备矣”。 以“明阴阳逆刺，尤善相术”著称的韦鼎，在陈后主至德初年，变卖资产田宅，寄居佛寺，友人问其故，韦鼎云：“江东王气尽于此矣。吾与尔当葬长安。期运将及，故破产耳。”可见江东割据的历史即将走向终结，在南北朝后期成为一种共识，客观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在时人心目中的影响。
薛道衡利用郭璞的预言，结合时人对大一统观念的广泛认可，辅以隋、陈实力的对比，提前给伐陈的统帅高颎吃下一颗定心丸，令其豁然开朗，出兵不到四个月，就攻克建康，南北分裂的局面至此结束。大一统王朝再次成功建立，北朝的隋转变为实现南北统一的隋。从消灭陈朝，到平定林邑，再收服吐谷浑，隋的领地逐步扩大，“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极于此也”。这是大一统观念所造就的空前辽阔的大隋疆域。
在完成政治大一统的前提下，隋还在文化上进行了系列整合，如制礼作乐、整理典籍、兴学举贤等，并对南北政权都予以承认。自西晋灭亡以后，东晋和南朝都以西晋的合法继承者自居，自称“中国”，视北朝是“索虏”。北方政权却认为夺取了中原当然就是“中国”，视东晋南朝为“岛夷”。这场双方都理直气壮的“中国”之争，到隋统一才得以解决。杨坚上台后，“以周帝为介国公，邑五千户，为隋室宾”。这是隋继承前朝的 “二王三恪”制度而采取的做法。开皇十四年（594），杨坚下诏：“齐、梁、陈往皆创业一方，绵历年代。既宗祀废绝，祭奠无主，兴言矜念，良以怆然。莒国公萧琮及高仁英、陈叔宝等，宜令以时修其祭祀。所须器物，有司给之。”
虽然南朝君主未被纳入“二王三恪”的体系，但合法性确立，南北双方政权都被承认为“中国”。此外，隋对内积极发展经济，“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对外则夸耀四夷，将声威扩大到周边。 大业五年（609），隋平定吐谷浑，高昌王麹伯雅来朝，伊吾吐屯设等献西域数千里之地，“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 此时可谓“三川定鼎，万国朝宗，衣冠文物，足为壮观”。这是秦汉以后难得的大一统盛世。
二、天命论与隋的兴亡
天命论是一种古老的历史观念，盛行于殷商时期。商人认为天是掌控一切的最高主宰，人间的兴衰、祸福、得失都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周灭商以后，逐渐认识到“天命靡常”，春秋战国时期天命论遭到怀疑，有人开始从人事解释社会现象。西汉时，董仲舒宣扬天命王权，提出“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此说对后世影响甚大。天命论将历史的重大变动归结为天意，这种理论虽然时遭批驳，但并未失去市场，很多新兴政权往往以天命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隋王朝也不例外。在隋不到40年的历史中，天命论基本伴随始终，尤其值得讨论。
杨坚夺取政权，天命论是十分重要的舆论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先后有很多人参与其中。《隋书·高祖纪上》记北周明帝尝遣善相者赵昭察看杨坚，赵昭欺骗明帝说杨坚不足为虑，私下却告诉杨坚：“公当为天下君，必大诛杀而后定。”同一件事，《北史》中换成了来和，“明帝尝遣善相者来和视帝”。来和，《隋书》有传，“少好相术，所言多验”。杨坚卑微时曾去拜谒，来和言其有帝王之命。此事的详情，来和后在开皇末年曾上表自陈：“臣早奉龙颜，自周代天和三年已来，数蒙陛下顾问，当时具言至尊膺图受命，光宅区宇。此乃天授……谨录陛下龙潜之时，臣有所言一得，书之秘府，死无所恨。”按照奏表，来和与杨坚相见于北周武帝天和三年（568），并非明帝时期，可见《北史》的记载有误。当年七月随国公杨忠病逝，杨坚承袭封爵，来和初次向杨坚透露其拥有天命。
建德四年（575）与五年，武帝两次向来和询问杨坚的福禄面相，来和都替其掩饰。因此，来和上表实为矜功自伐，但隋文帝“览之大悦，进位开府，购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 顷”。 来和此前已被封为子爵，再次受封赏，说明奏表可信。在来和之前，以天命游说杨坚者还有庞晃。周武帝初年，杨坚为随州刺史时，路经襄阳，庞晃见其说：“公相貌非常，名在图箓。九五之日，幸愿不忘。”当时有公鸡在院中鸣叫，杨坚令庞晃射鸡，表示射中有赏，“富贵之日，持以为验”。 武帝建德年间，杨坚转亳州总管，庞晃劝其图谋天下。杨坚登基后，还对庞晃提及当初的“射雉之符”，表示未忘此事。
周宣帝死后，杨坚主持朝政，此时更多的人鼓动其顺应天命，夺取帝位。如卢贲说：“周历已尽，天人之望实归明公，愿早应天顺民也。天与不取，反受其咎。”道士张宾、焦子顺、董子华进言“公当为天子，善自爱”。好占玄象的庾季才也在大定元年（581）向杨坚提出“王气已见，须即应之”，说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今二月甲子，宜应天受命”。杨坚以隋代周，周静帝的退位诏书中说：“木行已谢，火运既兴，河洛出革命之符，星辰表代终之象……今便祗顺天命，出逊别宫，禅位于隋。”
杨坚即位之初，在清洗旧臣的同时，不断宣称自己是天命所在，《隋书·高祖纪》数言“朕祗奉上玄，君临万国”，“朕应箓受图，君临海内”，“朕祗承天命，清荡万方”，“朕受命上玄，廓清区宇”，“朕祗承天命，抚临生人”，等等。而且大肆提倡符瑞，符瑞传说中最为突出者，是杨坚出生时的奇异故事：“（皇妣吕氏）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紫气充庭。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尼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抚养。皇妣尝抱高祖，忽见头上角出，遍体鳞起。皇妣大骇，坠高祖于地。尼自外入见曰：‘已惊我儿，致令晚得天下。’为人龙颜，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
上文可能与李德林的《天命论》存在渊源关系：“幼在乳保之怀，忽睹为龙，惧而失抱，帝惊动，数旬方始痊。 复又尝寝于其室，家人开户，正见一龙，太祖神异也……帝体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龙自通，天角洪大，双上颧骨，弯回抱目，口如四字，声若钟鼓，手内有王文。”从杨坚的外貌入手言其享有天命的还有王劭。王劭由北齐入隋，因“言上有龙颜戴干之表，指示群臣”，让杨坚龙颜大悦，迁著作郎。王劭从此刻意迎合杨坚的喜好，多次上表言符命，证明其乃天命所向。如“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则为之变动 ……赤应隋者，言赤帝降精，感应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为赤帝天子。协灵皇者，协，合也，言大隋德合上灵天皇大帝也。又年号开皇，与 《灵宝经》之开皇年相合，故曰协灵皇……于《皇参持》《帝通纪》二篇陈大隋符命者，明皇道帝德，尽在隋也”。
王劭还采集民间歌谣，将谶纬、符命与佛经记载结合，撰《皇隋灵感志》三十卷上奏。以王劭为代表，开皇、仁寿时期的符命说达到高潮。与王劭相比，李德林的《天命论》可能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其本意是为隋的平陈大业服务，强调南朝陈“盗窃江外，民少一郡，地减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献土衔璧，乞同溥天 …… 国家当混一之运，金陵是殄灭之期，有命不恒，断可知矣”。希望陈顺应天命，归附大隋，完成南北统一。 平陈后，杨坚也曾从天命角度分析：“方今区宇一家，烟火万里，百姓乂安，四夷宾服，岂是人功，实乃天意。”
天命论是隋王朝夺取与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但以此维系统治不可能持久。事实上，董仲舒虽承认王权天授，但也强调若政有过失，帝王忽视上天的警告，便会失去天命。刘向进一步阐发：“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可惜，这种警告很少引起君王的重视，杨氏父子也不例外，以至于让天命论断送了隋王朝的前程。首先，袁充参与储君的废立，缩短了隋王朝的寿命。袁充屡次以符命干政：“时上将废皇太子，正穷治东宫官属，（袁）充见上雅信符应，因希旨进曰：‘比观玄象，皇太子当废。’上然之。”杨广被新立为太子后，袁充趁机上表，暗示隋文帝改立太子符合天道，“是时废庶人勇，晋王广初为太子，充奏此事，深合时宜”。
仁寿四年（604），杨广初即位，袁充及太史丞高智宝上奏：“去岁冬至，日影逾长，今岁皇帝即位，与尧受命年合。”此后，袁充对炀帝的所作所为，一律谄媚逢迎。当时军国多务，袁充“候帝意欲有所为，便奏称天文见象，须有改作，以是取媚于上”。从大业二年（605）开始，炀帝不断征发民力修筑长城御河，导致 “百姓失业，道殣相望”。 炀帝还多次远征，一讨浑庭，三驾辽泽，尤其大业七年（611）征辽东，“辽东战士及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苦役者始为群盗”。从此全国各地的叛乱风起云涌，“僭伪交侵，盗贼充斥。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 隋王朝已陷入崩溃的边缘。
面对天下大乱的局面，炀帝本“心不自安”，而袁充仍然宣称炀帝“握录图而驭黔首”“动合天经”。不仅如此，“帝每欲征讨，充皆预知之，乃假托星象，奖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对此，唐代史家在总结隋亡原因时，评价炀帝“矜历数之在己，忽王业之艰难，不务以道恤人，将以申威海外。运拒谏之智，骋饰非之辩，耻辙迹之未远，忘德义之不修。于是凿通渠，开驰道，树以柳杞，隐以金槌，西出玉门，东逾碣石，堑山堙谷，浮河达海。民力凋尽，徭戍无期，率土之心，鸟惊鱼溃”。可见，隋炀帝正是在天命符瑞护佑的迷梦下，忽视人事与德行，最终身死而国灭。
其次，符命图谶说并不能由杨氏父子垄断，相关谋反事件屡禁不止，隋最终由此崩溃。符命图谶出现于西汉末年，刘秀借其兴起，予以大力扶持，后曹魏、西晋、刘宋与北魏都曾严禁，但一直禁而不绝。杨坚上台也借助于此，直到开皇十三年（593），才下诏 “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 此前确实出现过与图谶有关的“谋反”事件。如《隋书·王谊传》记载，开皇五年王谊谋反，伏诛。王谊与上柱国元谐都是失意之人，常相往来，“言论丑恶，胡僧告之，公卿奏谊大逆不 道，罪当 死”。 其中罪名最大者是 “说四天王神道，谊应受命，书有谊谶，天有谊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岁在辰巳，兴帝王之业”。王谊 “谋反”未必属实，但因罪名是借助图谶“说其身是明王”，必死无疑。
另开皇六年刘昉、宇文忻等谋逆。刘昉曾“引高祖辅政”而自恃其功，杨坚深恨之，受禅后不复任用，于是刘昉与柱国梁士彦、宇文忻“俱失职忿”者“相与谋反，许推士彦为帝”。宇文忻本也是功臣，因擅长领兵，有威名，被杨坚猜忌，于是对梁士彦说：“帝王岂有常乎？相扶即是。公于蒲州起事，我必从征。两阵相当，然后连结，天下可图也。”从杨坚的诛杀诏中，可知这次谋逆利用了天命图谶说。 如梁士彦“称有相者，云其应箓，年过六十，必据九五”；刘昉则“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万日’，刘氏应王，为万日天子”。“刘氏应王”并非简单的谣谶，谶纬学从兴起就宣扬刘氏享有天命，东汉覆灭后，很多起兵都是在“汉祚复兴”号召下发动的，因此“卯金刀”成为统治者敏感和警惕的符号。虽然刘昉等三人被处死，但以符命图谶谋反的事情仍屡有发生。
仁寿二年（602），杨坚第四子杨秀被告谋反，也与图谶关联甚大，“自言骨相非人臣，德业堪承重器，妄道清城出圣，欲以己当之，诈称益州龙见，托言吉兆……妄造蜀地征祥，以符己身之 箓”。杨秀“谋反”或为杨广的栽赃陷害，“恐秀终为后变，阴令杨素求其罪而谮之”。杨广深知其父忌讳图谶，故而借刀杀人。但杨秀自身行为不检，“违犯制度，车马被服，拟于天子”，杨广被立为太子后，秀意甚不平，最终被废为庶人。有鉴于此，炀帝即位后，“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但仍未能禁止民间谶言的散播，隋末群雄假天命而号令天下者大多都借助了谶语这一手段。
大业十年（614），“扶风人唐弼举兵反，众十万，推李弘为天子，自称唐王”。唐朝之前，以“李弘”名义起义者在史籍与道书中的记录不下十例，地域遍及南北。“李氏将兴”的谶语曾让杨坚父子十分忌惮。“初，高祖梦洪水没都城，意恶之，故迁都大兴”，《资治通鉴》在这条记载之后详录了李穆之子李浑家族被栽赃陷害的经过，说明两件事之间存在联系。“洪”与“弘”同音，隋文帝忌惮的正是“李弘”。
唐代对隋文帝迁都另有解读：“隋文帝梦洪水没城，意恶之，乃移都大兴。术者云：‘洪水，即唐高祖之名也。’”这或许是附会之词，但“李氏当王”确实是反隋运动中颇具影响力的号召，李密、李渊和李轨竞相利用这一谶语，表明自己名应图谶，是天命之所在。大业十二年（616），李密图谋天下，得到王当仁、周文举等的支持，就是因为“今人人皆云杨氏将灭，李氏将兴。吾闻王者不死。斯人（李密）再三获济，岂非其人乎”！李玄英也说“斯人当代隋家”，并解读民间谣歌《桃李章》，称天子将无法从扬州返回京城，这更坚定了李密夺取天下的决心。
大业十四年（618），宇文化及在江都弑杀炀帝，越王杨侗被王世充拥立为帝。东都道士桓法嗣献《孔子闭房记》于王世充，言“相国当代隋为天子”。又上呈庄周《人间世》《德充符》二篇，说“上下篇与大王名协，明受符命，德被人间，为天子也”。王世充认为此乃天命之兆，废越王杨侗，自立称帝，国号为郑，隋至此灭亡。
三、唐初历史观念的转变与政局的稳定
唐在建立与巩固政权的过程中也以天命作为工具，贞观以后，太宗虽未放弃天命论，但历史观念的重心已转向人事，这不仅体现在君臣都重视学习历史，而且君臣对治国理政的讨论也强调以史为鉴。李渊崛起，再次重演天命造势的故事。据《旧唐书·高祖纪》记载，早年，相士史世良说李 渊“骨法非常，必为人主”，“高祖颇以自负”。大业末年，李世民、夏侯端、唐俭、许世绪、姜謩、窦抗等先后建议李渊“早膺图箓”，但直至大业十三年（617）才付诸行动。
起因是当年二月李渊治下的马邑鹰扬府校尉刘武周发动兵变，勾连突厥，三月称帝，改元天兴。李渊兵出无功，炀帝遣使者欲执其诣江都，李渊终于下定决心起兵，利用《桃李子歌》“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进行舆论宣传，“义兵日有千余集焉。二旬之间，众得数万”。可见，李渊利用“李氏当王”的谶言，效果相当显著。十一月攻克京城后，李渊宣布拥立炀帝之孙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是为恭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次年三月炀帝被杀，五月，恭帝被迫禅位，李渊即位于长安，建国号为唐，奉隋帝为酅国公，并下诏称“历数有归，实惟天命；兴亡之效，岂伊人力”。
李渊称帝的当年即下诏“禁言符瑞”，但无法杜绝他人使用。同年，薛举割据陇西，在金城称秦帝；武威郡鹰扬府司马李轨等图谋举兵，参与者曹珍提出“常闻图谶云‘李氏当王’。今轨在谋中，岂非天命也”。于是共同推举李轨，次年称帝。此外，据《旧唐书·刘黑闼传》，发端于窦建德旗下的刘黑闼，也挥舞“刘氏当王”的大旗，与李唐相对抗。武德五年（622），刘黑闼“僭称汉东王，建元为天造”，“汉东王”是表示继承了汉家刘姓的天下，“天造”表明政权由“上天”所授，反唐具有正当性。可见，李渊之外的各方势力也都以天命作为争夺天下的工具。
但李世民上台后，就开始有意识地放弃依赖天命，转而重视人事。武德九年（626）九月，他初即位（尚未改元）就下诏：“民间不得妄立妖祠。自非卜筮正术，其余杂占，悉从禁绝。”这并非简单地重申武德元年的“禁言符瑞”，但“符瑞”应当也包括其中。《旧唐书》中的相关记载是“诏私家不得辄立妖神，妄设淫祀，非礼祠祷，一皆禁绝。其龟易五兆之外，诸杂占卜，亦皆停断”。这是天命图谶观念在贞观时期没落的开始。李世民夫妻都有与天命相关的传说。李世民四岁时，有书生自言善相，称李世民“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天日之表”，是相士对帝王仪表的谀称，暗示李世民是命定的天子。但李世民即位后，对天命多存而不论。
贞观三年（629），刘恭“颈有‘胜’文，自云‘当胜天下’，坐是系狱”。李世民认为：“若天将兴之，非朕所能除；若无天命，‘胜’文何为！”将其释放。李世民并不否定天命的存在，但也不相信区区“胜”字即为天命，体现出强大的自信。另，贞观初年，殿庭的槐树上有白鹊筑巢，其巢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李世民表示：“吾常笑隋文帝好言祥端。瑞在得贤，白鹊子何益于事？”命人送白鹊回归原野。 贞观六年（632），太宗再次谈及对“祥瑞”的态 度，以隋文帝“深爱祥瑞”为反面教材，认为此举对于治国并无助益，并表示只要得到百姓的拥护，天下太平，就是大祥瑞，所谓 “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夫为人君，当须至公理天下，以得万姓之欢心”。
这充分表明了唐太宗对人事的重视。李百药在贞观二年（628）提出：“自古皇王，君临宇内，莫不受命上玄，飞名帝箓，缔构遇兴王之运，殷忧属启圣之期……祚之长短，必在天时，政或盛衰，有关人事。”其主张是驳斥“封建”，太宗“竟从其议”，可大致表明太宗对天命人事的态度。 贞观十三年（639），太宗对魏徵说：“帝祚长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与李百药的提法几乎一致。
李渊在位时期，对天命仍有较强的眷恋，即位后屡屡强调“历数有归，实惟天命”，“朕祗膺灵命，抚字氓黎”。李世民登基以后，诏书中偶尔也会提及“朕恭膺宝命，握图驭历”等，但下一句或是表示自身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如“每日昃思治，弗敢康宁。兢兢夕惕，用忘兴寝，履薄驭朽”；或是归功于君臣同心，才能国泰民安，如“凭宗庙之灵，资股肱之力，上下交泰，遐迩乂安”。可见，贞观时期天命论虽并未被放弃，但重心已转向人事。
贞观时期历史观念的转变，突出体现在君臣对历史经验与教训的重视和总结。武德时期，君臣对于隋亡的教训曾略有讨论，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君臣对成败兴亡的讨论并不多见。当时尚为秦王的李世民“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诸学士以讨论经义为主，对历史也有涉及。
李世民即位后，仍沿袭这一做法，在弘文殿侧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学之士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等，“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可见历史问题已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唐太宗君臣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吴兢《贞观政要》一书记载甚详。贞观年间，唐太宗君臣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已成为常态，从周秦汉魏直至隋代，都是他们讨论的范围。直至贞观后期，太宗还一直坚持阅读史书。可见，对历史经验与教训的重视已成为太宗二十余年不曾懈怠的坚持。
不仅如此，太宗还鼓励大臣读史。贞观三年（629）九月，他褒奖凉州都督李大亮，赏赐胡瓶和一部《汉纪》，附言：“公事之闲，宜寻典籍。然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也。”次年，李大亮被任命为西北道安抚大使，处置散落的西突厥民众。朝廷对于来者一律赈给，使者招慰，相望于道。李大亮提出“欲怀远者必先安近，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疲中国以奉四夷，犹拔本根以益枝叶也”，并总结历史经验说：“臣远考秦、汉，近观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见劳费，未见其益。”建议取消招慰，令受降的君长居塞外，“为中国籓蔽，此乃施虚惠而收实利也”。太宗采纳了其主张。
太宗主动要求大臣学习历史，“慕宰相之贤者”“常宜为朕思炀帝之亡”，推动了朝堂重史风气的形成。唐太宗身边不少重臣都喜好史学。如名相房玄龄“幼聪敏，博览经史”。中书侍郎岑文本“博考经史，多所贯综”，与令狐德棻同掌《周书》的编撰，史论多出其手。侍中魏徵“好读书，多所通涉”，多次与太宗言朝政得失，广征博引，体现出深厚的史学素养，《隋书》的序论，都由其负责，还为《梁书》《陈书》《北齐书》撰写总论，时称良史。
起居郎褚遂良“博涉文史”，对太宗表示“君举必记”，不论善恶，“以为鉴诫”。《旧唐书》在高士廉、长孙无忌、虞世南、马周、崔敦礼等人的传记中，对他们的史学素养也多 有 记 载，如高士廉“少有器局，颇涉文史”，长孙无忌“该博文史，性通悟，有筹略”，虞世南“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马周“每读经史，见前贤忠孝之事……思履其迹”，崔敦礼“颇涉文史”，等等。
长孙皇后也能做到以史为鉴。太宗即位后，“常与上从容商略古事，因而献替，裨益弘多”。 她还著论驳斥东汉明德马皇后，批评其不能抑退外戚，认为“此乃开其祸源而防其末事耳”。其兄长孙无忌与太宗为布衣之交，又是佐命元勋，被太宗视为心腹，出入卧内，参与朝政，长孙皇后并不感到荣幸，反而多次向太宗表示：“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戒，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在其临终之时仍然不忘叮嘱太宗，可惜太宗并未听从。长孙皇后去世后，太宗十分伤心，说“其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
所以，贞观时期，君臣都重视学习历史，君臣对治国理政的讨论，在很多层面都涉及对历史的认识，强调以史为鉴，积极吸取前朝亡国的教训。太宗躬行俭约，任贤使能，勇于纳谏，改革旧弊，励精图治，“官吏多自清谨……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唐很快从隋末大乱中恢复了社会经济，国家迅速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