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29日，武昌，蒋出席临时代表大会，会上决议，扩大特务组织，戴笠的特务处改组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局。

军统正式成立，下设三个处，一处为党务处，处长徐恩曾，二处为军警处，即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三处为邮检处，处长丁默邨。

戴笠的特务处被允许升格并继续使用军统的牌子，而一处和三处，则合并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军统局长由贺耀祖兼任，授中将军衔，而戴笠则升任副局长，授少将军衔。

戴笠没有怨言，他想要的只是实权，虽为副手，但实权在握。

从此，戴笠的特务组织迈上新的台阶，就在戴笠摩拳擦掌准备大干特干的时候，一封电报，将它推向崩溃的边缘。

电报来自闸北站，内容只有一句话：

张超已被福建省主席陈仪下令逮捕，恐有不测！

张超是何人？陈仪为何要逮他？

张超，福建人，黄埔武汉分校第六期毕业生，1933年入特务处，后被派往福建潜伏，被任命为闸北站站长，公开身份是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

而陈仪，当时是福建省主席，此前戴笠帮助平息闽变，让陈仪坐稳了主席宝座，按理来说，这点情分，陈仪应该是放在心上的，也应该算在特务处头上。

但如今，陈仪为何没有任何招呼，直接就动了戴笠的人呢。

这张超，是有些能力，身为保安处谍报股股长，也算尽职尽责，深受陈仪的赏识。然而，立下些功劳后，便开始野心膨胀，平常骄横跋扈，独断专行，就连陈仪，都渐渐不放在眼里了。

为扩大特务处在福建的势力，张超大肆售卖地方民军，甚至以封官为愿，经他保荐的大小官员有数十个，陈仪顾及他的面子，也总是大开绿灯。

但是，一个人的野心是藏不住的，陈仪发觉之后，便开始拒绝他的保荐。

一来二去，两人就开始有了嫌隙。

陈仪想控制张超的权力，决定在绥靖公署下成立情报处，将在福建的特务组织统一起来，由情报处统一管理。

张超当然膨胀过了头，认为这情报处一把手非他莫属，然而任命下来，他的愿望不仅落了空，上位的还是他的冤家对头，胡国振。

冤家上位，张超必然不能好过。

果不其然，胡国振上任情报处处长不久，很快侦得张超有贪腐行为，将情况上报戴笠时，胡国振还顺便打了个小报告，指明张超与陈仪已势同水火，建议将张超调离。

为了不影响与陈仪的关系，戴笠接受了胡国振的建议，免去张超明暗职务，派严灵峰潜往福州，接任闽北站站长的秘密职务。

这波冷处理，让张超郁闷了很久。

时隔不久，张超却擅自找上戴笠。

当时，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刚刚在汉口成立，戴笠正在部署后续工作安排，正是这个时候，张超不请自来。

张超是有备而来，甚至还带了几个民军头目，他向戴笠报告了自己的方案，并提出他可以在福建训练出一支武装力量，以扩充忠义救国军。

戴笠最重视特工武装，张超当时收买的民军，此时也成为他的底牌，主动开展工作，将功补过，前途或许一片光明。

果然，三言两语正中戴笠下怀，就张超的个性，与其让他做特工带一个情报站，远不如让他带一支武装部队更合适。

自然，张超得到了戴笠的首肯，并建议，先主办一个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挑选一批优秀青年进行培训，作为日后游击队伍的骨干力量。

返回福建之后，张超开始大张旗鼓招兵买马，通过闽南、闽北两站，很快招收了100多名学生，并聘请了政治教官与军事教官。

万事俱备之后，张超这才想到还欠一点东风，这个“东风”就是经费与装备。而经费与装备应由地方财政支出，自然绕不开陈仪。

但他显然是忘了，也压根没有事先征得陈仪的同意。

张超要成立“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为组建武装部队做准备，这正是陈仪所忌讳的，怎会给他开绿灯？

经再三争取，仍毫无转圜余地，张超只好向戴笠求援。

陈仪毕竟是一省大员，他要是不同意，戴笠也无计可施。更何况特务处也刚刚改组，没有多余的经费。

苦思冥想之下，戴笠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得罪陈仪，也不打击张超的积极性。

当时，湖南开设有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张超招募的100多名学生正好送过去接受培训，培训结束后统一分配使用。

而张超，戴笠一纸调令将他调到了上海，当行动队长。

这番安排，对张超来说，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虽没能如愿带武装队伍，也算为自己奔来了一个新的前程。

但好死不死，这张超临去上海前，却干了一件糊涂事，一失足，成了千古恨。

张超将招来的学生送走之后，满腔怨气，越想越生气，自己的好事三番两次被陈仪搅黄，他想着自己就要离开了，于是想着好好报复一下，出一口恶气。

为了报复陈仪，张超不惜集结从前的亲信，联络地方武装和土匪，准备一同举事“倒陈”，此外，还通过制造舆论，给陈仪扣上汉奸的帽子。

却没曾想，就在举事之前，就在赴上海前夕，张超被人出卖，随后被陈仪秘密逮捕。

张超被捕的消息传到戴笠这，戴笠焦急万分，他本不愿意和陈仪巴关系闹僵，但如果张超真的被陈仪给处决了，往后军统工作的开展将受到影响。

戴笠不敢耽误，立刻写好呈文赶往蒋宅，蒋看了电报与呈文，迅疾发报，令陈仪将张超迅速押解汉口查办。

原本以为有惊无险，但戴笠没有想到，陈仪居然公然违抗命令，在第二天就将张超处决了。出手之快，下手之狠，手段之绝，戴笠也不得不为之震惊。

事实上，陈仪抓了张超，就没打算让他活着出去。为解心头之恨，陈仪压下蒋介石的电报，以“阴谋叛乱，反抗政府，公然煽惑军心，破坏抗战大计”之罪名，下令将张超立予枪决。

蒋介石的电报，恰恰成了张超的“催命符”。

陈仪此举，不惜与戴笠撕破了脸，蒋自然不会为了一个 小人物去制裁他这个元老，而戴笠脸面上却挂不住了。

得力部下被人枪决，他如何向众多部下交代？军统成立在即，他又如何招募更多人才？

戴笠找来了同窗好友毛人凤，商量如何挽回影响。

毛人凤虽然加入特务处的时间上比“十人团”元老晚了“三秋”，但作为秘书的才干却是顶尖，他不仅旧学根底深厚，思虑周详，工作扎实，忠实可靠，而且为人低调，谦逊随和，谨言慎行，从不会招惹是非，戴笠对也是器重有加。

毛人凤分析说，既然陈仪敢拿张超开刀，也就不怕与特务处结仇，虽然现在不好动他，但可以先杀杀他的威风。

二人商定，决定拿陈仪的保安处处长叶成开刀，此人也正是接陈仪命令抓捕张超之人。

叶成与张超也算是同门，也与特务处有些渊源，对于抓捕和枪杀张超，叶成是一百个不愿意干，但陈仪亲自下的命令，他也不能抗命。

叶成心里非常清楚，张超被杀这笔账特务处未必会记在陈仪一人头上。

也正是如此，戴笠和毛人凤再次呈请蒋，希望蒋下令将枪毙张超的叶成押到武汉审讯。

蒋答应了，陈仪不敢第二次抗命，叶成也按时送到了武汉。

然而，戴笠没想到，叶成刚到武汉，就被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专车接走了。

不用想，这必是陈仪提前安排好的“保护伞”。

又一次被陈仪抢了先，戴笠怒火难平，更是越想越委屈，然而，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

次日，蒋紧急召见戴笠，一见面，就扔出一堆“证据”，直指涨超生前与陈仪对抗，中饱私囊，私自组建武力，图谋不轨。

果然，陈仪的安排真是周密，叶成来武汉不是羊入虎口，反而是有备而来，其目的，就是要把张超定成死罪。

戴笠爱才，护犊子是出了名的，看到张超蒙受不白之冤，悲愤交加，竟然话不择机，统统说了出来，第一次，与蒋大吵大闹。

蒋也是气愤不已，自己最信赖、最倚为干城的心腹门生，竟然为了一个小小特工与他大吵大闹。

这对师生，领导和下属，都在气头上，摔门的摔门，骂人的骂人。

戴笠情急之下，竟然声泪俱下，满腔怒火与悲愤，犹如决堤的洪水，瞬间倾泻而下。

二人不欢而散。戴笠也是万念俱灰，转头就写了一封38页的辞职信。

虽然带着一时意气，戴笠也确实觉得，此仇不报，无颜面对下属，以后谁还肯为军统卖命！与其任人宰割，不如干脆撂挑子不干。

但是，消了气的蒋介石，却不会意气用事。更何况，培养了那么多年，能执掌军统的，除了戴笠，别无他选。

但戴笠心中有心结，全国抗战，陈仪却毫无动静，并且频繁和日本人往来暧昧不清，张超戳破实情，被陈仪枪决，无异于杀人灭口。

但戴笠不知道的是，陈仪消极抗战，实则就是蒋的安排，蒋迟迟不肯发动全面抗战，就是认为准备不充分，在打击日军锐气的同时，寄希望于日军做出让步，回到谈判桌上。

而此阶段，陈仪的消极抗战及秘密与日本人联络，皆是奉了蒋介石之命。而这些，蒋是无法对戴笠明说的。

蒋只是说，领袖的心思你别猜，凡事要顾全大局。

一番掏心窝的促膝长谈，戴笠又像是被打满了鸡血，即便心底不解，但还是唯命是从，将张超的事情彻底翻篇。

既然陈仪和他的人都动不了，戴笠又把矛头指向了当时向陈仪告密的人。

于是，调查，追踪，暗杀，直到处决掉告密者，已经是三年后了。

而这三年后，陈仪也终于在一片“倒陈”声中离开福建。

值得一说的是，戴笠几乎让所有与张超被杀相关的人都付出了代价，只是陈仪，在戴笠有生之年，都与他相安无事。

直到戴笠失事殒命四年后，陈仪才被戴笠的接班人毛人凤取走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