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平等，但人和人的差距可太大了。
有人带娃跳楼，有人为了托举女儿跨入中产，跑到日本没日没夜的打黑工，端盘子、洗碗、拧螺丝、打扫卫生~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穷人靠自己出苦力，改变家庭命运的故事。听过的话，也可以再听一遍哈。
故事的主人公叫丁尚彪，1954年出生在上海的一户贫穷工人家庭。
16岁初中毕业后，他插队到安徽五和县。
下乡的时候，他遇见了同为上海人的陈忻星，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
陈忻星出生在上海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这个家庭背景，放到现在一般人可高攀不起，但当时大家都是穷苦的小青年。
于是，他们就结婚了。
当年知青返乡还挺不容易的，妻子因为父亲去世，先调回了上海。
丁尚彪费尽周折才调到合肥，但是，他目标很明确，一定要调回上海。
他在上海的电线杆上贴满了广告，寻找对调的人，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被他找到一位想调回安徽的女性。
就这样，夫妻二人终于在上海团聚。
图源公号《自拍》
回到上海后，由于年纪也大了，没有技术，也没有学历，丁尚彪去了一家工厂的食堂上班，妻子去了上海的一家针织厂上班，成为了一名针织女工。
两个人都非常上进，回上海后，丁尚彪读完了中专，还想通过考证寻求进步，但当时个人报名考证单位不予承认。
妻子通过努力被一家中外合资的企业“录取”，但是原单位拒绝放人。
虽然他们很努力的求上进，可是，生活中始终有些障碍无法突破。他们做了很多尝试，每一次结果都是失败。
天无绝人之路，1988年前后，上海很流行去日本留学，丁尚彪的一位赴日留学的朋友写信告诉他，日本遍地都是钱，到处都能捡到彩电、冰箱。
这对于当时需要凭票购物的百姓来说，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
于是，丁尚彪花了5毛钱，买了一份日本学校的招生简章，决定赴日留学，能混个学历还能赚钱。
但是，留学需要3万块钱的学费，为了想象中的美好日子，丁尚彪只能借钱去日本留学。
八十年代的3万块钱，应该不亚于现在的30万吧，在当时，这笔钱相当于他和妻子两个人15年的工资。
几乎借遍了所有亲朋好友，终于凑够了学费。
1989年6月，丁尚彪如愿去日本留学。他就读的学校叫“北海道飞鸟学院”，位于日本阿寒町，一个偏僻、荒凉、没落的村庄。
图源公号《自拍》
这就意味着没有地方可以打零工赚钱，而且，学校也不允许学生外出做兼职。
这所学校的学生几乎都是和丁尚彪一样借钱来读书的，交完了学费之后，为了日常生活和还债，需要半工半读才行。
很明显，这个地方不能满足学生们打工赚钱的需求。
大家纷纷要求转学去东京，但是，校方不允许。
巨额的债务压力下，丁尚彪无法让自己留在这里安心读书，而且，本来留学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可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根本不可能实现。
于是，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丁尚彪收拾好东西，戴上帽子，悄悄地从宿舍溜走了，上演了当时著名的“北海道大逃亡”。
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他只能沿着路走，害怕被发现，一路上也不敢东张西望。
也许人足够有勇气就会被运气相中，他顺利跳上了最后一趟去札幌的火车，然后，辗转来到东京办理转学手续。
然而，运气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东京的学校并不接受他的转学申请。
就这样，他失去了他的留学生身份，在日本成为了一名黑户。
但是，丁尚彪并没有被身份打倒，他迅速搞到了一个假身份，开始在东京找工作。
图源公号《自拍》
债务压力和向上的生命力，逼着他必须努力赚钱。
他很快在东京找到了两份工作，白天打螺丝，晚上在一家饭店的后厨做帮工，刷盘子。
几乎每天都是12点多下班，这时候电车已经停了，他就沿着电车的轨道走回租住的小屋，一个非常狭小逼仄的空间，和现在北上广深的小单间差不多吧，甚至更差一点。
那个时候的日本真的可以随地捡电视机，丁尚彪在日本的电视、空调、冰箱到身上穿的西装、皮鞋，基本都是捡的。
当然，主要是为了省钱才去捡这些东西，就连吃饭也是从打工的饭店带一些剩饭剩菜，第二天热一下吃。
在后来的采访中丁尚彪说，当时在日本好像有一种抢银行的感觉，遍地都是钱，好像白捡一样，一天可以赚1000块钱，相当于他国内10个月的工资。
所以，他的工作热情非常高，根本不舍得休息，他同时打好几份工，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在饭店洗碗、周末在大楼扫地。
每攒到100万日元（现在约合人民币4.7万），他就寄回家里去。
不过在日本打工也并不总是那么顺心如意的。
起初，语言不通，厨师长让他拿个东西，他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打了一拳。
内心虽然委屈，但也无处可去，丁尚彪只能坚持干下去。
最可恶的是，因为知道他们是黑户，不敢报警，一些同胞会专门抢黑户的钱。
黑户这个身份真的为他带来很多不便，一方面担心被遣返回国，提心吊胆；一方面还要担心被抢钱，惴惴不安。
好在女儿让丁尚彪看到了新的希望。
当女儿告诉他，东京私立名校的数学题很简单的时候，他就开始规划送女儿出国留学了。
那会儿，上海的一室一厅才5万块左右，妻子想买一套房。
但丁尚彪说还完欠款后，剩下的钱不要动，全部换成美元，以女儿的名义存起来，为以后出国读书做准备。
为了女儿的未来，丁尚彪一直坚持纳税。
因为留学需要“财政资助人”，有了纳税证明，办理签证的时候就可以说清资金的来龙去脉，就可以做女儿留学的保人。
而且，有了这些税单，他就可以考取各种资格证，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刚到日本的时候，他和家人们都是书信联系，有了电话之后，他几乎每晚都要打电话回去，以这样的方式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中。
在电话的另一端，他鼓励女儿读书，帮女儿改志愿，和女儿谈理想。
女儿中考的时候，他“怂恿”女儿报考复旦附中（上海四大名校之一），女儿很争气的考上了。
工作之余，他通过广播、报纸等，搜集留学信息，给女儿买最先进的学习设备。
当他在广播里听到可以自主申请到国外留学的时候，就立刻要了一份资料，和女儿一起制定留学计划。
为了提高成功率，丁尚彪让女儿申请了20所大学，且统统不要申请奖学金。
1997年，在他赴日8年后，女儿如愿申请到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当时，很少有本科生出国留学的。
那一年，他是复旦附中唯一一个送女儿出国留学的人。
女儿争气又懂事，在去学校报道的时候，特意中转东京和丁尚彪见一面，并且劝他回国，不希望父亲再这么辛苦为她攒钱了，她可以申请助学金完成学业。
丁尚彪不这么想，他想到女儿大学毕业后考研、考博还需要钱，仍然不敢松懈，仍然做着多份工作，努力攒钱。
直到2004年，女儿考到医学院学医，并且借到了20万助学贷款，跟丁尚彪说，再也不用为她赚钱了，逼着他回国。
那年，丁尚彪50岁，已经在日本打了15年黑工。
临回国前，仍然想着为回国找工作做准备，他专门考了一个清扫执照，想着回国后可以去日资企业打扫卫生。
准备妥当后，他去东京入馆局自首，被遣返回国。
回到上海后，他买了3套房子，一套自住，两套收租，还留了一些钱养老。
而且，他还找到了一份当翻译的工作，他曾经在日本工作过的工厂希望他去中国生产线当翻译。
就这样，他一直做到了2009年。
你以为故事就这样圆满的结束了吗？
并没有。
2009年，女儿结婚，他们一家又移民美国了。
这时，女儿已经是美国一家医院的医生了，她希望丁尚彪可以在美国享福，顶多帮忙带带孩子。
可是，丁尚彪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想了解美国的社会，只能通过打工这个途径。
他在美国的建筑工地、门窗厂、餐馆都干过活，对比日本到点就下班，他觉得美国对工人的剥削很严重，工时很长，而且还会被欺负。
后面，他去了一家日式串烧店上班，一周有800美元的收入，后面这家店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
丁尚彪还是没有选择退休，他又应聘去到了曼哈顿的一家宾馆上班。
2012年底，领导还把他推选为纽约市宾馆业协会优秀员工，整个宾馆就推荐了他这一个员工。
2019年，已经65岁的丁尚彪依然在美国的餐馆打工，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个小时，往返通勤3个小时。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个出身底层的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实现了自我价值。
这个故事让我看到了一种希望，也让我明白改变家庭的命运至少需要两代人的努力，丁尚彪夫妇奋力托举女儿走向中产，身为医生的女儿又会继续给孙辈提供更好的条件。
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不能掉链子，齐心一力才能托举家庭越来越好。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的出身注定我会是丁尚彪这样的一代，但我缺少他身上的韧劲，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状态。
2025，希望我可以向老丁学习，为我的人生而奋斗。
最后，用老丁的纪录片《含泪活着》的一句话收尾：
“对于坎坷的命运不为之感叹，对于非情的岁月不为之怨恨，对于自己的人生无怨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