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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物资都是短缺的

“1940年4月1日，东京和其他的5个大城市开始实施大米配给制。太平洋战争爆发两个月后，味噌和酱油开始拼票供应。不久后，鱼、鸡蛋、豆腐和其他的几乎所有的主要食物都被列入了限制供应的名单中。而随着各类资源的短缺越来越严重，黑市变得兴旺起来。”

“所有的东西都要配给，包括香烟和鱼。大约10户人家一起分一条小小的鲭鱼。每个人都有一本配给簿，里面是1点到5点不等的配给券，买东西的时候，先交配给券，然后再付钱。”

“什么都需要排队，虽然当时流传着一个笑话：你站到队列中，结果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葬礼现场。不过只要看见有人在排队，人们就会自动加入队列，即便不知道在卖什么东西。。。”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从中国掠夺到能够满足太平洋战场作战需求的大部分补给和原材料。但是，将这些原材料经海路运河日本本土的任务，其艰巨程度却远远超过了日本政府的军备和战时生产能力。

讽刺的一幕，一名穿西装的警察在训斥两名女子，因为她们的西式裙装和和服是“奢侈享受”。

从19世纪末开始，日本的工业化进程让世界瞩目，这个贫瘠的岛国也一跃而成为了公认的列强之一。但是许多人只知道日本缺乏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几乎全部矿产资源和原材料，却不清楚钳制日本工业发展的其实还有另外一类东西，那就是工业母机和各种重型生产机械——尽管日本人不断吹嘘他们自给自足的工业，但战时所用的工业机械中，有90%全都是战前进口的。

也正因为如此，日本的经济和工商界在战前所做的一个秘密研究的结论就是：“如果日本加入战争，不仅人民会丧失生命，就连日本的经济，以及这个国家本身也会在巨大的痛苦和绝望中崩溃。”

但日本政府对于些警告完全不予理睬，为了满足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它们在1931年就选择了战争之路。同样的，它们也全然不顾和美国巨大的实力差异（煤铁产量只有美国的1/13），就狂妄地发动了所谓“大东亚战争”。

当1942年速战速决的希望破灭后，面对拥有巨大战争物资生产能力和充足兵源的美国，日本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当日本天皇于1941年12月8日上午1点40分（东京时间，偷袭珍珠港后四个小时）在广播中发出了那道战争诏书后，日本国民的日常生活就全部围绕战争这个核心开始运转了，这也意味着每一个日本人都要在生产、资源节约和热情支持战争方面持续发挥作用。

从始至终，日本从中国和东南亚掠夺走的各种物资和原料，也仅仅满足了军队的需要，并没有给日本民众带来什么意外的大笔财富。掠夺来的物资全部都投入了军工生产中，生产水平得以维持的代价，就是压缩或者取消掉日本人民的各项基本需求。

战争爆发后不久，由于被1942年一系列奇迹般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日本政府曾经一度放松了战争物资的生产。但是很快，各种消费品就从商店里消失了。从1942年初开始，食品、衣物和其他的各种生活必需品都开始严重短缺，

在战前，日本的纺织工业位列世界第三，工厂使用的原料中，羊毛是从澳大利亚进口的，而棉花则是从印度、美国、埃及和巴西进口的。战争爆发后，日本纺织业的原料进口被切断了，日本人曾经试图用中国华北的短绒棉作为替代品，结果发现无法用于进口的机器上。为了解决羊毛供应的不足，只好在原料里面加入破布、桑树皮和山羊毛。

日本妇女标准的战时穿着，短发，木屐和“雪裤”（Monpe）

日本唯一可以自给自足的纺织品居然是丝绸。战前这些产品主要用于出口到西方国家，现在日本的妇女发现，国内突然出现了大量价格低廉的丝绸内衣——这勉强算得上是战争带来的不多福利之一吧。

在战争时期，一切多余的装饰都被禁止，包括在和服上用金线进行刺绣。日本的国民警察和宪兵到处查禁和西方有关的东西，包括但不限于英语书、唱片和电影拷贝。穿着鲜艳的衣服上街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最保险的颜色就是卡其色，这也是军装的颜色：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满大街都是卡其色。

如果说丝绸内衣是个意外占到的便宜，那么鞋子方面就是实实在在短缺了：不断增长的军用皮靴生产让民用鞋的供应完全陷入停顿。而为了生产飞机和卡车轮胎，大部分日本人都穿的那种胶底拖鞋也不会再生产了。

市面上唯一敞开供应的就是笨重的木屐，政府将这种鞋子命名为“爱国鞋”。不管老百姓有多么不愿意，大部分人只能老老实实穿上这种鞋，然后将战前的最后一双鞋好好保存起来，以供在特殊场合穿着。

物资短缺的现象遍布日本的各个角落：

铁钉的供应极其紧张，人们得到一个新的铁钉的唯一办法就是从现有的物件中拔一个出来；起初，路上的公交开始使用木炭，到了后来，连烧炭的木材也变得紧张了，人们只好用各种可燃物替代它；因为机油非常紧缺，司机们曾经打算用大豆油来替代，结果轿车和卡车的发动机就再也打不着了。

为了节约电力，各处的电梯都停运了，家庭主妇们需要花费整天整天的时间，四处搜寻纽扣、袜子、火柴和手纸之类这些普通的物品。“奢侈是我们的敌人”这句口号当时喊遍了全国——可是所谓的奢侈品仅仅是指的一块肥皂或者一盒火柴。

1943年，东京就有11000 家商店由于缺乏商品而关门大吉。“就好像有一只魔法师看不见的手挥了一下，”一位横滨的小学老师说道，“然后突然之间商店全部都空了。”

思想高度一致的战争机器

为了给军事工业提供原料，日本政府和军方不断在国内发起一场场征集运动，起初，它们只要求收集公共场合和建筑的金属物品：在东京，装饰性的铁制街灯、栏杆、黄铜的交通车道标志、建筑物的装饰板和桥梁上的金属装饰全部都被拆掉了。

公园和火车站的铁制座椅也全都被送进了钢铁厂，就连国人最为痛恨的“靖国神厕”也没能逃过，它的青铜大门被拆下来送到了一家兵工厂。

神道教的神社捐出了他们的黄铜门栓，佛教寺庙捐出了他们的大钟。一家为纪念1923年那场可怕的大地震的博物馆也捐出了它们收藏的10吨展品——都是些地震中扭曲的轨道和破碎的灯柱、水管。

为了收集贵重金属，许多女中学生被召集起来，逐一抽掉了“被捐献”的数量众多的和服上的金线和银线；孩子们也交出了自己的塑料玩具和金属玩具；而更多的家庭主妇则是交出了自己家里的金属容器，从饭锅到澡盆不等。

孩子在上交玩具。

因为铝的紧缺，所有人都将手里的铝制硬币上交，换成了锡制货币；到了后来，每个城市家庭只允许留下一个锅用来做饭，一个桶用来提水。

当公共建筑物的供暖全面停止后，所有的暖气片都被工人拆了下来。

许多无法弄到生产食品或者商品的原料的店铺被迫关门了，哪怕许多小型商店已经经营了几代人之久。这些店铺里面的各种机械、烤炉甚至是收音机都被迫交给了军方，因为这些都是特制工具，但是军方没有给他们任何经济赔偿。

这些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店铺的人发现，自己只能到军工厂工作。而根据战时的全民动员法规规定，任何工厂的工人是没有更换工作的自由的。讽刺的是，日本政府在战前总是声称自己人口严重过剩，并以此作为海外扩张侵略的理由。结果现在却因为动员了数百万人奔赴太平洋战场，造成国内的农业和工业生产中严重的劳动力短缺。

这些在水泥厂工作的部署士兵，而是青少年学生。

造成这种情况的罪魁祸首就是日本政府自己，明明日本国内拥有充足的一流劳动力，而且长期任劳任怨的日本工人还都非常忠诚并且高效。结果这难得的优质资源被日本政府中那些负责战时生产和兵源组织的部门自己搞成了一团糟。

日本政府内部的各个职能部门之间毫无合作和协调，更不用提还有陆军和海军这种相互仇恨的奇葩。日本政府在战时从来就没能成功地把计划经济运作起来。结果就是各种互相冲突的政策和命令搅在一起成了大杂烩。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军方在征召士兵的时候，只是粗暴地将每一个男性都视为战士，而不加任何区别地把那些对于日本工业生产至关重要的工人通通送上了前线，而这些人中间，就有无数的工程师、车工、钳工、建筑工人、机械维修师和技术娴熟的生产装配工。

到1943年9月时，日本政府已经将至少300万工厂工人送进了军队，直接导致飞机制造厂、造船厂和兵工厂产量严重下降。几乎所有的制造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因为专业技师和熟练工人太少，以至于无法保持产品质量。

虽然大家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增加人手，延长生产时间的方法，但许多精密仪器和部件的厂商发现，这些生涩的新手工人报废的零部件数量，可是远比生产出来的合格件多多了。

日本几乎所有的大型工厂都依赖生产链上数以百计的小型加工厂来提供零部件，而这种小型工厂或者说是作坊，往往只会雇佣2-3个技术人员，而日本军方现在的做法无异于釜底抽薪，这些小型供应厂中只要有一个关键环节的工人被征走，它的整个生产就可能陷于瘫痪。

政府当然会拼命地寻找人来顶替那些被征入军队的工人们的岗位。一方面，政府采取各种物质激励方法， 像许诺给予额外的口粮，增加报酬，以及每月提供额外的诸如米酒、鱼肉等配给，来鼓励男子们自愿从事那些困难但重要的工作（采煤和码头装卸等）。另一方面，政府又建立了一个劳工征调的制度，来胁迫人们“自愿”地工作。

所有年龄在16至40岁之间的男子被都要求进行协助战时生产的登记。到了1944年初，登记的范围扩大到了从12岁到59岁所有的男性。事实上，日本的男性被征调到离家很远的兵工厂的人并不多，一方面是因为合适的男性都被军队征走了，另外一方面，家门口的兵工厂同样急需人手。

正在生产简易零件的妇女和女学生，她们被称为“增产部队”，可是却效率低下。

巨大的劳动力缺口如何弥补，日本政府自然就将目光投向了国内广大的女性。在1942年前，日本上下还在遵循古老的传统，日本女性一旦结婚，就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家庭责任中去。

仅仅过了一年，在不断增长的军事需求压力下，这个传统一夜之间就被颠覆了。1943年夏季，日本政府的政策变成了：“男人上前线，妇女去工作。”于是，妇女们在日本各地承担起了以前男人们的各种工作：公共汽车司机、公司职员、售票员、理发师、厨师和售货员。

几个月后，政府又宣布年龄在12到39岁之间的未婚女性必须参加一项可征调劳力的登记，并且建立了一个名为妇女劳动志愿者协会的组织，专门负责帮助兵工厂招募员工。的确，妇女们没有像男人们那样被征调，但是她们仍然逃不脱到兵工厂“自愿”工作一年的苦差事。

那些不去工厂的逃避劳动的人会被街道协会谴责为“不爱国”或者“贪图安逸的女人”，为了做出表率，东条英机的一个女儿也到工厂参加了劳动，而工厂也终于被街道“动员”来的形形色色的“志愿者”塞满了。

当传统被颠覆后，日本社会迅速接受了这一切，妇女和女学生们也和男人们一样，开始从事那些繁重的，带有危险性质的重体力工作，包括打着赤膊在矿井里挖煤。

在煤矿中工作的妇女。

在飞机制造厂打地铺的工人们。

到了1944年，超过1400万女性在为日本这台战争机器服务并领取工资，随着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那些保护妇女不得从事长时间及过重劳动的法律，要么放宽标准，要么就形同虚设了。

工作条件也在不断恶化，休息日被缩短到了每个月两天，还不一定能够保证。每天的工作时间通常是12-16个小时，后来许多工厂变成了由工厂主自行决定，这就意味着要一直工作到完成定量才能下班。为了节省通勤的时间，许多工人选择“住”在厂里——他们就是把睡觉的垫子往距离流水线十来米远的水泥地面上一铺就完事了。

由于长时间在不安全、不卫生的工作场所中劳作，各种传染性疾病横行，而按照政府的要求，即便是生了病的工人也要“为了国家坚持下去”。民间的伤病员很难得到医药的救治，因为军队的优先占用和盟军对原材料的封锁，导致各种药品极为短缺。到了最后，连绷带要反复清洗，重复使用。

奇怪的是，身处压力如此巨大的战时生活中，日本的自杀率却在连年下降，看来完全的就业率和忙得让人无法思考的工作反而抵消了恐惧和焦虑。

尽管没日没夜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人的工资低得可怜，而大部分女性的工资还不到男性的一半。为了试图抑制通货膨胀，日本政府将工资和物价都冻结在了1939年的水平线上，但是因为物资的短缺和越来越多的必需品流入黑市，冻结物价变得毫无意义。政府不得不放开了工资涨幅，但是在整个战争期间，日本的通货膨胀率一直被控制在一个民众还能接受的地步，而不是像重庆政府那样，直接崩盘了。

虽然物价在不断上涨，但是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钱从工人们的口袋里流向了政府的金库，以支持越来越多的战争开支。除了每个月都会被扣除的15%个税外，所有年收入超过3000日元的人还会被强制征收最高达到50%的税收。（注1）

而政府合法拿走工人收入的最大一笔钱还是通过强制进行国家储蓄和债券购买。按照规定， 每个工人或者其他有收入的人群都要将其工资的20%用于这一“投资”。至于谁来执行，当然是万能的“邻组”了。

整个储蓄和证券购买的落实工作都是交给邻组来负责的，而最关键的一点是，存到这个储蓄项目中的钱，如果不经过邻组同意，个人是无法自由支取的。而同意支取条件，就是遭遇到了重大意外——一般出现这种情况时，当事人基本都不在了。

至于购买战争债券，更像是一场欺诈，因为许多人购买的所谓“债券”并没有给他们任何凭证：官方对于这点解释是，由于纸张的极度短缺致使政府无法印刷债券。。。

各个家庭捐出了自己的各种器皿。

最后就是合法地抢劫了，日本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号召老百姓募捐，先是手表、贵金属，后来就要古董和家具、自行车，最后连金牙都不放过了。

而这些被政府洗脑管制的愚忠百姓，政府要求捐献什么，他们就会老老实实地执行，却不知道他们捐献的财物只会让那些军队和政府里面的权贵大发横财。

注1：当时日元的购买力很强的，二战时期日本陆军的大将月薪才550日元，曹长是32日元，列兵的月薪才6日元。而当时1日元=100钱。一块长崎蛋糕的零售价是10钱，配给的白布一码只要3钱。一盒奶糖50钱，这已经算奢侈品了。一盒香烟一般卖1日元——同样是奢侈品。

至于武器嘛，一支三八大盖军队的采购价是80日元，一挺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就是俗称的“歪把子机枪”要650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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