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欢的政治生涯与亲苏反华政策的抵抗

黄文欢是越南革命斗争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他的一生贯穿了越南从殖民统治下争取独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多个历史阶段。他与胡志明主席一道，作为越南革命的核心领导者之一，为越南的独立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胡志明主席去世后，越南国内的政治局势变得日益复杂和紧张。黎笋的崛起标志着越南政坛力量格局的转变。黎笋通过一系列手段逐渐巩固了党、政、军的核心权力，他推行的政策明显偏向苏联，且采取了激烈的反华路线。在1975年越南南北统一后，黎笋的影响力更是迅速膨胀。他通过架空其他政治力量，尤其是胡志明时代的革命老同志，逐步掌握了越南劳动党的实际控制权。

黄文欢在与中国革命的互动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随着黎笋集团的上台，这种与中国的深厚友谊却被当作攻击黄文欢的一个借口和理由。黎笋集团在苏联的支持下，以“亲苏反华”政策为核心，迅速对国内亲华派势力展开打压，而黄文欢正是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

1976年，越共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黎笋及其盟友采取了精心策划的手段，排挤黄文欢等与胡志明时代紧密相关的政治人物。由于黄文欢曾长期患病，黎笋集团便利用这一点，制造舆论声势，将他排除在核心决策圈之外。他们以黄文欢健康状况不适合承担繁重政治工作的理由，将其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除名。

在越共四大之后，黄文欢虽然保留了越南国会副主席的职务，但这一职务实际上是一个无实权的虚职。他的实际政治影响力几乎被完全削弱。黎笋集团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方面对外展示出自己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尊重”，另一方面又确保了这些老同志无法干预新政权的政策走向。

黄文欢的边缘化与孤立

被剥夺了实权后，黎笋集团采取了一系列更加直接的手段，试图进一步削弱黄文欢的政治影响力。在党内或国家的重大活动中，主席台上的座位安排往往被视为权力象征之一。而在这一点上，黄文欢成为了黎笋集团针对的目标。在许多重大庆典、会议和公开活动中，黄文欢的名字依然会出现在邀请名单上，但实际却不被安排在显要位置。有时甚至直接没有给他提供主席台上的座位，这种行为在政治场合显得尤为刺眼。

新闻报道则是黎笋集团进一步孤立黄文欢的重要工具。在报道中，黄文欢的名字和形象被有意削弱和抹除，即使他出席了某些活动，也往往不会被提及。即便偶尔在镜头中出现，也多是以一种不起眼的方式呈现，与他曾经作为越南革命元老的地位形成了鲜明对比。

逃亡与揭露真相

1979年，越南战争结束后，黄文欢的处境并未因战争的终结而有所改善，反而因他的政治立场与黎笋集团的分歧，遭受到了更为严厉的迫害。

长期的打压和孤立对黄文欢的健康状况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多年的病痛使得他不得不申请出国治疗，试图在海外寻求更好的医疗条件。黎笋集团虽勉强批准了这一请求，但背后依然充满了算计。在前往东德柏林治疗的旅途中，黄文欢选择了在巴基斯坦中途停留。

在巴基斯坦停留期间，黄文欢秘密与中国方面取得了联系，寻求政治庇护。中国政府对这一请求迅速作出回应，为黄文欢提供了前往北京的途径。随即，黄文欢在巴基斯坦结束停留后，没有按照原计划继续前往东德，而是直接飞往中国。

抵达中国后，黄文欢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在北京，他迅速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为了向外界揭露黎笋当局的种种行径，他决定通过公开发声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看法。在中国的支持下，黄文欢在北京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会上，黄文欢毫不犹豫地揭露了黎笋集团篡改胡志明遗嘱的行为，并详细阐述了他所认为的越南政策偏离革命初衷的种种问题。

胡志明的遗嘱作为越南革命的重要象征，长期以来被视为指导越南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纲领。然而，黄文欢在记者会上指出，黎笋集团为了推行其亲苏反华的政策，有意对胡志明的遗嘱进行了篡改。他揭露称，胡志明在遗嘱中曾明确表示希望越南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并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然而，这些内容在黎笋掌权后被有意删改，甚至被完全抹去。

除了遗嘱篡改问题，黄文欢还在记者会上对黎笋的亲苏反华政策进行了强烈批评。他指责黎笋当局过度依赖苏联，以牺牲中越传统友谊为代价来换取苏联的支持，这种做法既违背了越南革命的初衷，也对越南未来的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

北京的晚年生活与医疗救治

黄文欢抵达中国的消息传回越南，引发了黎笋集团的强烈反应。对于这位曾经的革命元老突然“投奔中国”，越南当局毫不掩饰其愤怒，迅速对他展开了政治攻击。黎笋集团通过官方媒体公开谴责黄文欢，给他扣上了“叛国投华”的大帽子。

与此同时，越南方面试图通过党纪处分的形式进一步施压。他们声称将以“开除出党”的手段来惩罚黄文欢，并暗示如果他愿意回国接受“审查”，尚能保留其党籍。这种威胁显然是一种政治操控的手段，目的是迫使黄文欢回到越南，接受黎笋集团的审判。

来到中国后，黄文欢首先被安排在解放军301医院进行详细的身体检查。在越南期间，他的健康状况早已恶化，长期以来被诊断为肺结核。然而，中国的医生在经过全面的检查后发现，他的病情并非肺结核，而是肺部肿瘤，确诊为肺癌，而且已经接近晚期。这一诊断令人深思：为什么在越南多年中，这种疾病未被准确识别？是因为越南医疗条件的不足，还是有其他政治因素的影响？

在确诊后，中国方面迅速为黄文欢制定了治疗方案。尽管病情已经接近晚期，但301医院的医护人员竭尽全力为他提供最佳的治疗条件。在系统的医疗照护下，黄文欢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虽然肺癌并未根治，但他因此得以延长生命。令人意外的是，尽管身患晚期肺癌，他最终在中国生活了整整12年，比许多原本身体健康的同龄人活得更久。

在中国生活的12年间，黄文欢并未因病情和年龄而远离政治事务。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成就表示钦佩。在他的观察中，中国在经济建设、国际影响力提升以及人民生活改善方面的显著变化引发了他的深刻思考。

黄文欢的遗愿与纪念

1991年5月18日，黄文欢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他留下了一份简短而意味深长的遗嘱，题为《几句嘱咐》。

黄文欢的遗体被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991年5月25日，黄文欢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大礼堂隆重举行。礼堂庄严肃穆，中国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齐聚一堂，怀着沉重的心情向黄文欢的遗体告别。

告别仪式上，中国政府以最高规格表达了对这位老朋友的尊敬。灵堂布置庄严肃穆，黄文欢的遗体安放在礼堂正中央，两侧摆满了鲜花和花圈，上面写着各界人士送上的挽联，悼念他的革命精神和友谊情怀。

仪式结束后，黄文欢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他的墓冢设计简洁而大气，象征着他一生的朴素风格与革命精神。墓地为长方形，后方立有一块高大的石碑，庄严而肃穆。石碑的上部中央镶嵌着黄文欢的彩色遗像，遗像中，他神情坚毅，目光深邃，展现了一位革命家晚年的平和与智慧。石碑的正面刻有醒目的生卒时间“1905-1991”，清晰地记录了他的一生历程。

在遗像下方，用汉字书写着：“越南老一辈革命家，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黄文欢同志之墓”。石碑的下部则用越南文写出了同样的内容，象征着他的祖国与他在中国生活的最后岁月之间的深厚联系。

参考资料：[1]李家忠.震惊世界:越南领导人黄文欢来华前后[J].湘潮,2015,0(5):4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