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曾经为安倍哽咽的女记者曾颖，在日本网站NOTE发表了一篇长文“一名抑郁症患者的20天”，以下为全文内容：

“原来喝水，是一件如此快乐的事情”

在昏迷近20天后，我从病床上醒来。几位医生护士用力拍打着我的脸，反复大声说“你知道自己在哪吗？你知道这里是庆应大学医院的ICU吗？”我的魂魄好像游离在病床的上方，向上帝视角一样俯视自己被手忙脚乱的抢救。

随着一颗温热的眼泪从自己的眼角滑过，模糊的视野开始慢慢清晰，黑白的世界也慢慢变成彩色，我刚想开口，却什么也说不出。穿着厚厚防护服的医生护士，拿来一块小板子，一边提问，一边让我用笔来回答。

我在板子上胡乱写了一些片假名后，又一次差点昏睡过去，只记得油性笔的味道很重，很难闻。  医生用力地拍打着我的脸说“不能再睡了，你已经昏迷了20多天。你知道今天是几号吗？”我被医生的话吓了一跳，我的人生里，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不负责任地肆意休息过。这20多天，我的母亲是如何度过的呢？

我环顾四周，双手能插管子的地方，都已经插满了管子，有的是供每日抽血检查的，有的是供点滴的，双手动脉附近大面积的淤血，让我知道为了和死神抢夺我，我的身体曾经有多努力。

电影里见过的心电图仪器在我的床边跳动，数字一会儿90，一会儿120。我的嘴唇特别干，用带着各种管子的手轻轻一摸，已经起了很多皮，在手的抚摸中我感受到鼻孔中插着一根塑料管，喉咙上罩着重重的呼吸器，胸前也贴着几根连着心电图的线，我的身体两侧夹着厚厚的冰袋，显示着我身体正处于高烧，在被窝中缓缓移动了一下腿，我发现腿部也密密麻麻的缠绕着很多线。

事后，医生说当时给我打了很多很多的止痛药，还有让我能开心亢奋一些的点滴。或许得益于这些化学成分，在灵魂知觉先于身体知觉苏醒的那短暂的忘了时间长度丈量的片刻，我感受到了来自自己肉体从未有过的无比轻松和愉悦。

可这份轻松非常短暂，随着身体机能的慢慢恢复，我感受到了极度的呼吸困难，伴随剧烈的咳嗽，还有躯体因不能自由翻身而带来的酸痛。

我不断梳理着自己的记忆，它停留在20多天前的午后，结束一天疲惫工作后，苦于抑郁症，已经连续失眠近1个月的我，躲在酒店被窝里忽然木僵了，我不敢看手机，不敢接电话，在那一刻，觉得自己好渺小又无助，我和世界的连接忽然被切断了，只是简单觉得“好累哦，这样的生活不想再继续了。”

但又不知道该如何改变，即便是近近半年发现自己情绪低落后，连续换了几家心理咨询机构，也开了镇静和入眠的药，还是无法改善。几乎是在一念之间，我选择了执行“放弃生命”这个我犹豫了很久的议题。

找到我提前在网上购买的木炭，端进车内，放在容器中燃烧，一口气吃了原本一个月量的安眠药，我在浓烟中陷入剧烈的咳嗽，不开车门，这真需要很大定力。发完最后一条带着“很多抱歉”的朋友圈后，比想象中还要快，我陷入了昏迷，甚至不知道是如何昏迷。  再醒来时，就已是开篇的场景。

以我的智慧，至今无法参透上天在而立之年给我“抑郁症”这份礼物的用意，只是，过去从不相信“灵魂鬼怪”之说的我，忽然明白了死生为大的意义。

在昏迷的时候，我徒步走过一条很长很长的路，脚下是黑色望不见尽头的沙滩，那里的人好像经过长时间泡发，刚从海底打捞出似的，显得浮肿又丑陋，阴森又可怜。三三两两端坐在旁边的小山洞里，也令我想起自己的家人，我开始不断地哭喊。

我好像听到母亲在祷告，也看到母亲在哭泣，可我无法伸手安慰她，我不由地跟着列队在排着什么，忽然，我的眼前见到了刚刚去世不久的爷爷，他生气地和我说“你在这儿做什么？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快回去！”

随着爷爷的声音，我醒了过来。

由于我一个人生活在东京，没有亲人，而日本医院的病危通知书只能下给直系亲属。庆应大学的医生们便一直通过医院会中文的翻译，和我国内的母亲联系。在母亲的授权下，在日本一直关照我的两位“姐姐”，开始配合母亲，在医院和日本国驻华大使馆间奔走，为我父母来日处理后事，办理“人道主义关怀签证”。

庆应大学医院，是日本最好的私人医院之一。在我出事那日，公司顾问三木先生原本应该回名古屋老家，给自己的女儿过生日。在接到公司同事电话后，立刻从东京车站折返到我家车站，他并不知道我住在哪一栋楼，但是一到我所居住的四谷三丁目车站，看到路边密密麻麻的消防车，救护车，还有警车，便知那是我的住处。

他出示身份后，跟着人流进入到我家楼下，刚好看到被支架抬上救护车，意识全无的我。他不断和警察打听，我会被送到哪里去。当他听到“keio”（庆应）的时候，松了一口气，因为那也是他出生的医院，是最被日本人所信赖的医院之一，keio代表着我有活下来的希望。

可我的情况并不乐观。

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失去意识，心肺停止。我完全不知道医生们是如何抢救我的，警察对帮忙报警的朋友说，“医院说，如果再晚几分钟，现有医疗手段，就已经没有办法救活。”

在我被送入手术室抢救的同时，朋友们也纷纷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自发成立了一个微信群，在群内交换我身体的最新情况，轮流电话陪护我远在国内的母亲。

朋友小美住在我家附近，接到朋友电话后立刻奔跑到我家，而后又立刻打车去医院。在午夜的医院大堂，有警察，也有几位闻讯而来的我的朋友。

由于日本有着非常严格的个人隐私保护制度，加上我生死不明，是否涉及刑事案件也未知，警察便也开始盘问起他们。

小美奔溃痛哭，说“请你告诉我她是不是还活着。”警察回答“不能告知。”

我的朋友小南在福冈县出差，在微信上得知我出事的消息后，立刻从外地返回。为了得知我的身体状况，在和朋友们探讨后，他和医院说，自己是我的表哥，现场的朋友也纷纷和医院作证。由于他已经归化日本国籍，用的是“吉田”这样的日文名字，和我的姓氏对不上，医院也没有特别怀疑。

小南进入医生的办公室，终于得到，虽然依旧昏迷，但我还活着的消息。 小南的消息比医院的电话，更快的到了母亲的耳边。

母亲哭了。

画面重新回到那天的ICU病房，我从病房里醒来后，又马上昏睡过去，这样的昏睡伴随我大概一周左右，医生说只是身体虚弱的原因。

在这段时间，我长时间的做梦。  有天夜里我醒了过来，病房里只有我和值班的女护士，她穿着非常厚重的隔离服。看了一下闹钟，凌晨1:30。我想叫她，但是嗓子里发不出任何声音。我一动，背部的自动报警器就响了起来，护士急忙走到病床前看我，这是我几次醒来中意识比较清醒的一次。

她和我说“你想尿尿吗？”我点点头。她说，ICU没有厕所，你尿在床上吧，没关系的。我摇摇头，想起床，但发现自己完全动弹不了。她再一次温柔地和我说，没事的，你尿吧，你看，这是你的尿袋，她举起垂落在病床一侧的尿袋给我看，说“你身体接着尿管，这几天你都是尿在这里的，放心尿吧。”

护士睁着圆滚滚的大眼睛看着我，我始终没能放下“人类的尊严”，努力了一番还是把尿憋回去了。  护士关爱地看着我，说“为什么要做（自杀）这样的事情呢？妈妈一定很担心呢。”

那个晚上我没能睡着，眼看着闹钟走到凌晨3:00时，护士问我，想睡觉吗？我点点头。护士拿来一针针管，对着我手臂上用胶带固定好的插在动脉中的针头，轻轻一推，一阵无比清凉的感觉袭来，这是带着睡眠成分的药剂，对我来说却不太管用，5:00时护士又为我推了一针，半睡半醒间，清晨来临，6:00时日班出勤的护士替代了晚班的护士。

巡房的医生为我拆除了呼吸器，过了几天，又为我拆除了食管。拆除食管的速度很快，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一根直通胃部的塑料管迅速从鼻腔中被迅速抽出，我被呛着不停咳嗽。乳黄色的痰液却从喉部喷出，护士赶忙给我拿来纸巾，她和我说“想咳嗽，一定要咳，把痰液都吐出来。”

那段时间，我的身边一直伴随着一个塑料袋，一盒纸巾。在喉咙里擦痰液，确实非常可怕的体验，那一刻我才知道，尽管是微创，因为安装呼吸器的缘故，我的喉咙是破损的。

我依然不会说话。  慢慢地，我可以开始学会拿笔和护士交流。我通过护士递给我的小白板，和病房大厅外的朋友交流，他们又将我的消息传递给千里之外的母亲。  那几日我还不能进食，营养液通过点滴，进入我的身体。我却因为疼痛和饥饿，开始睡不着觉。

苏醒后的一天，值班的护士和我说“今天开始，你要学会坐。”

“坐？这不是很简单吗？为什么要学习？”

当我这样想着时，两三个护士扶着我，从病床中将我拉起，我才发现，自己的臀部居然一点力量也没有，靠自己，是完全没办法坐起来的。

为了防止臀部肌肉退化，今天开始，也需要在床上坐一会儿，实在坐不下去了，才能躺着。护士一边说着，一边为我把床头调高，使它保持成一个背部可以依靠的形状。  那一天我才知道，喝水，走路，吃东西，这些最为寻常不过的生活技能，重生的我，也需要重新习得。

那一阵忙着从死神手中，抢回身体控制权的我，还没有功夫思考，活着的意义。我特别想活下来，几乎是一种本能。

我陆陆续续昏迷了一个多月，非常感谢庆应医院的医生。我需要从喝水到坐立，走路都要重新学习，不管我做了一个多么微小的进步，护士都会积极赞扬我，一直在鼓励我。是庆应医院的日本人医生们救助了我。

在我昏迷的时候，我公司的顾问日本人三木先生，帮助我撑起了公司，指挥员工工作，为我找关系住院，关心我的身体情况，协助我父母办理人道主义签证，做担保人，出院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这样的帮助我。 他和我说：我以前也在北京创业，那个时候也很多困难。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帮助我没有办法在北京，现在我也想这样帮助你。他和推特，YouTube上的朋友，让我看到了人间的血性，人类之间原本应该拥有的纯良和温暖。

这是我为庆应医院的医生们画的一副漫画，感谢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痛苦的根源

“只是因为意见不同，有成千上万人要我去死”

此刻，微博上，诅咒我父母去死，要我去给安倍陪葬的私信，仍在以每日上千条的频率发送着。他们大部分是粉丝只有数个人的刚注册的小号。而我做错了什么呢？我只是为一个花甲老人在街头无辜惨死感到害怕而哽咽的普通人。要我为一个人的意外惨死而欢呼，这是我的价值观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互联网上关于我的构陷和诋毁还在继续，当然也有专业的律师维权团队正在为我取证。可真正让我感到万念俱灰的，是群体对生命的漠视。

我不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亲人，你不认识我，就可以因为各自立场和意见的不同，便威胁要强暴我，要杀了我，要杀了我全家。而这样的威胁，是成千上万，不堪入目的。

今天威胁我的人，明天也可能会在陌生的街头，因为搭讪被拒绝，就暴打陌生女孩儿。

今天辱骂我的人，明天也有可能会虐待动物，只是因为心情不佳，就残暴地虐待猫狗，而不受到任何刑事处罚。 今天构陷我的人，明天也有可能会在网上肆意构陷任何一个敢站出来说真话的人，他们躲在键盘的后面，用言语做成的匿名石头，一颗颗丢向鲜血淋漓的异见人士。

这个叫曾颖的女孩儿已经彻底社死，她失去了自己原本的朋友圈，她失去了这个成就过她梦想的微博平台，她也失去了过去30年对自己价值观从不曾迟疑过的这份关于人性本善的坚定信仰。

记得小学的时候，我家住在福建一座小城的城乡结合部，站在高楼阳台里的我，曾经目睹过楼下一座民房发生过杀人案件，我也曾经听到过寂静深夜中受害人发出的悲鸣和求助，我想报警，被怕事的母亲阻止了，这是我内心的痛。第二天经过事发现场时，我感到非常的羞愧，我认为自己也参与了犯罪。然而，路边大多人却在发出猎奇的笑声，大家大声讨论着受害者的八卦，分享着自己的见闻，好像死掉一个人，犹如死掉了一只蚂蚁。

初中的一个寒冬，有一位被棉被草席包裹的陌生老人，被扔到了我家附近的垃圾堆里。那个老人已经骨瘦如柴，随时都会死掉。他的身上飞着很多虫子，那天立冬，是我的生日，我喂他吃了一块蛋糕，给他偷偷拿了一床家里的被子。他恳求我说：“能不能帮我拧一下瓶盖。”我喂他喝了一瓶水，他哭了，帮他盖被子的时候我发现他的骨头连着皮，没有一点点肉。而路过的人，却向他扔去垃圾，嘲笑他脏。大人劝告小孩儿，远离他，因为他有病，别被传染。一周后，我和往常一样过去给他送食物，发现那里再也没有了他的痕迹，好像这个世界，他从来就不曾来过一样。

高中的时候，我在街头看见城管为难一个卖地瓜的老人，把他三轮车上的水煮玉米，倒进烤地瓜的炉子里，老人不断作揖哀求，几个身强力壮的城管不断用力踢着他的三轮车。旁边地摊上，卖玻璃用品的一家三口，他们的玻璃杯正在被砸碎，趴在地上做作业的摊主小孩儿被吓得哭泣不停，围观的群众非常漠然，因为这就是稀疏平常的生活。我没有过脑地拦住了这些城管，让他们必须和这个老人道歉。我的心中非常害怕，但是老人看着我露出感恩的目光，在那一瞬间，在老人的眼泪里，我找到了我做人的尊严。

禅宗教育人，在落坐之前必须拂一拂座椅，以免不小心伤害到飞虫和小蚁。这份慈悲和现实人间剧烈的反差，让我感到无比痛苦。我的梦想曾经是，赚很多的钱，在40岁左右出家，去做自己最热爱的生命教育，不认识的动物，不认识的人，这个世界上所生活的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都是应该以慈悲的心去体恤和尊重的。看到有女生当街被人暴打，生死未卜。看到有人虐待猫狗，拍成视频。看到有人鼓吹战争，漠视生命。我认为这一切都是缺乏生命教育和善良教育的结果。可是自我理想和现实世界的强烈反差，让我的内心感到剧烈的痛苦和孤单。这份痛苦，令我深深抑郁，感到自己的无能和挫败，渺小和无助。

如果一个人的信仰足够坚定，那即便被钉在十字架上，被烈火焚烧，也不会畏惧。而我是否不够忠诚和坚定，我所牵挂的，生活在那片土地上劳苦的人民，不受完备法律保护的宠物，不能畅所欲言敢为人先的小城女性。他们，又可曾理解我的用心用情。

网暴还在继续，在直播间里叫嚣着的暴民，却从来都是最该被可怜的人。

现在，外面正在下雨，而我，要走到这雨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