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这样一位将领，他曾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在抗日战争中屡建战功，指挥中国远征军收复南疆失地。然而，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却成为了解放军公布的57名国民党战犯之一。就在战火纷飞之际，这位将领给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写了一封信，恳请解放军善待他留在合肥的家人。令人意外的是，毛主席得知此事后立即表示同意。这位将领就是卫立煌。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为何会向＂敌方＂求助？而毛主席又为何会如此痛快地答应这个请求？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一、卫立煌与共产党的渊源
1938年春，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担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卫立煌决定前往延安考察。这次考察之行的起因源于八路军在太行山区的一次重要战斗。当时，八路军以灵活的游击战术，成功伏击了日军的一支运输队，缴获了大量军需物资。这一战绩引起了卫立煌的高度关注。
在延安期间，卫立煌的行程安排得十分紧凑。他先后考察了边区政府、抗日军政大学、自然科学院等机构。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延安杨家岭的一次座谈会。会上，一位普通的农民代表站起来发言，用质朴的话语讲述了当地百姓如何支持八路军打游击的故事。这位农民说，村里的妇女们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还要纺线织布为八路军做军装；年轻人则组织起了民兵队，专门为八路军传递情报、运送物资。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专门抽出时间与卫立煌进行了长谈。谈话中，毛泽东详细介绍了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开展游击战的具体做法。当卫立煌询问八路军为何能够在敌后站稳脚跟时，毛泽东向他展示了一份群众工作手册。这本手册详细规定了八路军官兵与百姓打交道时的行为准则，其中包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内容。
这次延安之行给卫立煌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驻地后，他立即着手改进部队的作风。他要求所属部队在驻地必须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凡是损害百姓利益的行为，一律从严处理。他还在部队中推广了一种新的战术训练方法，这种方法借鉴了八路军游击战的经验。
1938年下半年，卫立煌在山西辛庄与朱德进行了一次秘密会晤。会面中，两人就当时的抗日形势进行了深入交谈。朱德向卫立煌介绍了八路军在太行山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具体做法。卫立煌则表示，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八路军的抗日行动。
这次会晤后不久，卫立煌就以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向八路军提供了一批急需的军用物资。这批物资包括手榴弹、步枪弹药和其他军需品。他还派人暗中协助八路军在太行山区建立地下交通线，为八路军与外界的联系提供了便利。
二、抗战时期的特殊贡献
卫立煌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表现，与其他国民党将领有着显著区别。1939年初，八路军在太行山区遭遇严重的武器弹药短缺。当时，朱德通过地下党员向卫立煌传递了一份请求支援的密信。接到密信后，卫立煌立即召集军需处长，以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下达了一份特别调拨令。
这份调拨令的内容十分具体：除了二十五万颗手榴弹、一百万发步枪子弹外，还包括一批医疗物资和冬季御寒物品。为了避免引起日军注意，卫立煌特意安排将这些物资分散在多个地点进行交接。他还指示部队在运送物资时，要伪装成普通的民用物资运输。
在确山事件中，卫立煌的调停作用尤为关键。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借机挑起与新四军的武装冲突。卫立煌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出心腹副官赵荣声前往确山地区进行实地了解。通过赵荣声带回的详细情报，卫立煌掌握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随后，卫立煌以战区指挥官的身份，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详实的调查报告。报告中，他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冲突的起因，并建议双方保持克制，以大局为重。同时，他还暗中通过地下党员向新四军通报了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使新四军有充足时间做出应对。
1942年夏天，卫立煌在军需物资调配上又一次展现了他的特殊立场。当时，八路军在晋西北地区发起了一场重要的反扫荡战役。战役期间，八路军的弹药消耗极大。卫立煌得知这一情况后，以战区训练需要为由，将一批原本调拨给其他部队的弹药转交给了八路军。
为了掩护这次物资转移，卫立煌还特意安排了一次军事演习。演习的表面目的是检验部队的实战能力，实则为八路军获取军需物资提供了掩护。这批物资的及时到达，为八路军成功粉碎日军的扫荡行动提供了重要支持。
在与延安的秘密联系方面，卫立煌建立了一套独特的通讯系统。他利用战区通讯网络的便利，在重要关卡上安插可靠人员，建立起了一条秘密的情报传递线路。通过这条线路，延安方面能够及时了解到国民党高层的重要动向，为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条秘密通讯线路的建立过程极为谨慎。卫立煌将关键岗位的电报员都换成了可靠人选，并制定了特殊的密码系统。这些密码表面上是普通的军事通讯代码，实际上却包含了大量传递给延安的秘密信息。
三、远征军时期鲜为人知的经历
1942年底，卫立煌奉命担任中国远征军总指挥，这段经历成为他军旅生涯中最为特殊的一章。在缅甸战场上，他与美军将领史迪威建立了深厚的私交。两人经常在司令部进行长时间的私下会谈，话题远不止局限于军事行动，还包括对中国未来政局的看法。
在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后，史迪威特意留下卫立煌单独交谈。他向卫立煌详细介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最新动向，尤其提到了美国政府对国民党军队腐败问题的担忧。这次谈话给卫立煌留下了深刻印象，促使他开始思考战后中国的发展方向。
1943年春，卫立煌在昆明期间，与一位名叫约翰·戴维斯的美国外交官有过多次秘密会面。戴维斯曾在延安工作过，对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入的了解。通过戴维斯，卫立煌得以了解到更多关于延安的真实情况。这些会面都是在非正式场合进行的，往往选择在昆明城外的私人住所。
同年夏天，卫立煌开始暗中布局，为战后可能出现的政局变化做准备。他将一批亲信安排到后勤、通讯等关键岗位，并秘密建立了一个独立于蒋系势力之外的情报网络。这个网络的成员多是他在远征军中精心挑选的可靠军官。
1944年初，卫立煌借赴美国考察之机，与几位在美华裔进步人士建立了联系。这些人中包括了一些在美国政府部门工作的华人学者。通过他们，卫立煌不仅了解到了美国政界对中国局势的真实看法，还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国际形势信息。
在美期间，卫立煌还秘密会见了几位主张和平统一的海外知名人士。这些会面都是通过可靠的中间人安排的，地点选在华盛顿郊外的私人住所。会谈内容包括了对国共关系的分析以及战后中国的发展前景。
回国后，卫立煌采取了一系列不引人注目的举措，逐步与蒋介石的核心集团保持距离。他以军务繁忙为由，婉拒了多次参加蒋介石私人聚会的邀请。同时，他将自己的部分亲信调往边远地区，实际上是在全国范围内布置了一张松散但可靠的联络网。
这一时期，卫立煌还特意安排了一些军官赴美学习。这些军官表面上是去接受军事培训，实际上也担负着建立海外联络渠道的任务。通过这些渠道，卫立煌不仅能够及时掌握国际局势的变化，还为日后可能的政治转向预留了空间。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抉择
1947年夏天，随着解放战争局势日趋明朗，卫立煌在合肥的处境变得越发复杂。当时，他担任国民党华中总司令，统辖安徽、江苏等地区的军事力量。在这个关键时期，卫立煌采取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行动。
首先是军事部署方面的变化。他将主力部队分散驻扎在各个城市，表面上是为了加强防御，实际上却削弱了部队的集中作战能力。在合肥城防工事的修筑上，他也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策略：只在显眼位置构筑防御工事，而许多关键地段却存在明显的防御空白。
1947年9月的一个深夜，卫立煌秘密接见了一位从上海来的特殊访客。这位访客是地下党派来的联络员，带来了中共中央对他的具体指示。会面地点选在合肥郊外一处隐蔽的农庄，为确保安全，卫立煌只带了一名最信任的副官。
随后，卫立煌开始暗中调整军队人事。他将一些亲蒋分子调离关键岗位，代之以对国民党并无特别忠诚的军官。这些调动都以军事需要为由，看似合情合理，实则暗藏玄机。同时，他还在军需物资管理上做了手脚，将大量军用物资转移到偏远仓库，实际上是为了避免这些物资落入国民党军队手中。
1948年初，卫立煌通过秘密渠道向解放军传递了一份详细的情报。这份情报包含了合肥地区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情况、兵力分布、防御工事位置等重要军事信息。为了确保信息安全送达，他特意安排了三条不同的传递路线，每条路线都由最可靠的亲信负责。
在处理与地方势力的关系时，卫立煌也表现出了高超的平衡术。他一方面与地方绅商保持着表面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却暗中支持进步势力的活动。他还特意在军队中培养了一批开明军官，这些军官后来都在解放军接管合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8年底，形势更加紧迫。卫立煌开始为家人安排后路。他将家人分散安置在合肥市区的不同地方，每处住所都事先安排好了可靠的照应人。同时，他还通过地下党员向解放军传递了家人的具体住址和安全暗号，请求在接管合肥时予以照顾。
这封写给朱德的信，是通过一位退休的老教师转交的。信中除了说明家人的情况，还详细交代了合肥城防的薄弱环节。这位老教师是地下党员，他化装成求医问药的老人，成功将信件送到了解放军手中。
五、解放后的重要贡献
1949年1月，卫立煌携部起义后，立即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中。他首先着手处理的是原国民党军队复员工作。在南京，他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军队改编会议，制定了详细的复员方案。这些方案特别注重安置老兵的具体问题，包括职业培训、就业安置等环节。
在处理军队遗留问题时，卫立煌表现出了独特的办事方式。他亲自走访了多个军营，与基层官兵面对面交谈，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在南京郊区的一个军营里，他发现许多退伍军人缺乏谋生技能。针对这一情况，他立即提议开办职业培训班，由原部队的技术军官担任教员。
1950年春，卫立煌在中央军委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提供了大量关于国民党军队的详细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军队序列、装备情况、人员构成等重要信息。这些信息对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一次军委会议上，他就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经验教训作了长达四个小时的详细汇报。
在军事教育改革方面，卫立煌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他建议在军校教学中保留国民党军队某些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同时又结合新形势进行改进。比如，在炮兵训练方面，他建议保留原来的技术训练体系，但增加政治教育内容。
1951年，卫立煌参与了全国政协的工作。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他就台湾问题提出了独特见解。他详细分析了台湾的军事部署情况，并提出了和平统一的具体设想。这些建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普遍认可。会后，他还专门撰写了一份关于台湾问题的详细报告。
在文化教育领域，卫立煌也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积极支持军队院校的建设，多次到军事院校进行讲座。在南京军事学院的一次讲座中，他详细讲解了远征军在缅甸战场的实战经验，这些内容成为了宝贵的教学资料。
1952年底，卫立煌开始整理自己的军事经验。他在南京的寓所里，与几位军事史研究人员一起，系统整理了自己多年的从军经历。这些资料后来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参考。在整理过程中，他特别注重记录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到1953年，卫立煌又投入到新中国的军事建设工作中。他参与制定了一系列军事训练规程，这些规程吸收了国共两军的作战经验。在制定规程时，他特别强调要注重实战性，避免教条主义。这些军事训练规程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