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恩来总理离世的消息令举国陷入深切哀痛。面对这位伟人的离去，我内心充满悲痛，他的形象不断在我脑海中重现。尽管上级禁止统一举办悼念活动，但我与石化局其他领导商议后决定在局内自行组织。我承担全部责任，即使面临劳动改造的风险。最终，我们在局内举办了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设立灵堂，缅怀他的卓越贡献。

作为省直机关的下属机构，石化局是唯一举办周恩来总理追思活动的部门。尽管此举可能带来政治上的潜在威胁，但活动结束后，我们内心感到异常坦然，毕竟以这种方式向周总理致以了崇高的敬意。

1976年10月6日，在毛泽东主席去世后，"四人帮"的夺权行径愈发肆无忌惮。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央政治局果断采取行动，彻底瓦解了这个集团，有力地捍卫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这一历史性事件标志着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转折。

长春传来捷报，内心涌动着难以言表的兴奋与欢欣，这种欣喜甚至超越了以往战场上的重大胜利。我深知，这对我党、国家以及全体人民而言，都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性胜利。起初，上级并未批准庆祝游行。我当即表示："如此重大的事件，如此辉煌的胜利，怎能不庆祝？走，上街游行，热烈庆祝这一盛事！"

一位局领导指出："石化局的人员规模偏小，难以营造足够的影响力。"

"这事不难解决，"我提议道，"准备几套锣鼓敲打起来，再沿途燃放鞭炮。这样既能吸引路人注意，又能造足声势。"

众人纷纷表示赞同："这个想法不错，立即执行。"

化工局全体人员走上街头，以锣鼓鞭炮为伴，高呼口号，在市内举行游行，庆祝"四人帮"倒台。这场活动成功吸引了大量群众，随着队伍不断壮大，参与者们沉浸在共同的喜悦之中，热情高涨。

回首往事，石油化工局当年确实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18日当天，长春市发动了全市规模的庆祝游行，来自各领域、各机构的群众踊跃参与，游行队伍绵延不绝，整个城市洋溢着欢庆的氛围。作为石化局的一员，我们全体人员再次投入到了这场充满喜悦与胜利气息的群众活动中。

大约上午11时，一位陌生人匆匆找到我，急切地告知："立即停止游行，尽快返家收拾行李，中央已安排专机在机场等候，需要你即刻返回北京接手新任务。"

我难以置信地追问："这消息可靠吗？"对方明确告知："这是中央组织部的正式通知。"

"该用餐了，用完餐再离开吧。"我建议道。

据该同志表示，机上已安排餐食供应，建议在飞行途中用餐。

简单整理好随身物品后，我便跟随接应的同志火速赶往长春机场，登上了待命起飞的一架军机。

内心波澜难平，情绪激荡不已。

1960年5月至1977年8月，我在东北度过了整整17个春秋。这段岁月里，国家经历了诸多历史变迁。就个人而言，我经受了重重考验，涉足多个全新领域，结识众多良师益友，汲取了丰富的知识，也深刻体会了人生的百般滋味。

经过十七年的艰难历程，我深刻领悟了这些真理：

作为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必须同时具备应对敌我两方面斗争的能力。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革命战士们并肩作战，直面枪炮与敌人的威胁，将负伤视为荣誉，视牺牲为壮举。自投身革命事业之日起，我便已做好随时献身的准备，无论面临何等艰难险阻乃至生死考验，都无所畏惧，心怀坦荡，将死亡视若归途。

党内斗争异常时期，政治野心家和异己分子往往混淆是非，将无辜者污蔑为坏人，使其蒙受冤屈，申诉无门。面对这种困境，革命者需要秉持乐观主义，坚守真理，承受精神煎熬与重压。即便遭受不公与磨难，也要为了革命理想保持斗志，不失去信念。

真正的共产党员始终坚守真理与原则，敢于直言不讳。我党与党内政治野心家及异己分子的斗争虽无硝烟，却同样激烈甚至生死攸关。面对复杂局势，共产党员必须坚持真理、尊重事实、秉公处事。那些见风使舵、陷害同志、编造谎言的人，绝非真正的革命者，而是投机分子。在党内斗争中，部分人因个人得失未能经受考验，违背党性与良知，其教训极为深刻。

共产党员必须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将个人得失置于集体和人民福祉之下。古语有云，无私者方能无畏，心胸坦荡。我们党的一切奋斗，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维护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的利益始终被党视为最高准则。真正的共产党员不会计较个人得失，面对职务变动能够保持平和心态，即便身处困境也始终对革命事业保持忠诚，问心无愧。

我党认为，持续开展政治斗争和运动不仅破坏党内团结，损害同志关系，干扰国家建设重心，还为不法分子制造混乱、挑拨是非、趁机牟利提供了可乘之机，最终导致社会动荡，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

机身的剧烈晃动打断了我的沉思，随着飞行器在西郊机场平稳着陆，我们已抵达首都北京。

刚下机舱，一位来自中央组织部的处长便向我宣布："从此刻起，你的隶属关系已由地方转为军方。"

他示意我跟随总政治部干部部的工作人员一同前行。

我默默点头，没有多言。自投身革命成为军人以来，职务更迭频繁，但我始终无条件执行组织决定。无论晋升重用还是受挫降职，只要能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我就感到无比满足。

我随总政工作人员径直前往京西宾馆。此次行程源于在党的十一大会议上，我当选为军委委员，应邀出席军委会议。由于尚未担任具体职务，我被安排在"其他"类别的讨论组中。

重逢之际，多位久未谋面的老同志出现在我面前。频繁的政治运动导致众人分散各地，长期失去联系，有些甚至十几年未曾会面。岁月的痕迹在他们身上清晰可见，不少人面容沧桑，神色疲惫。

久别重逢的挚友们难以抑制激动的情绪，眼眶中噙满泪水，往昔的种种经历瞬间涌上心头，恍若从一场噩梦初醒。

军委负责同志向我传达了经研究决定让我重返部队的决定。次日拍摄集体照时，我发现其他人员都身着军装，唯独我穿着便服。我随即向军委领导表示："没穿军服不妨事，我站在后排，正好体现军民一家。"

"这肯定不行，立即准备一套军装，立刻更换。"军委领导急切地指示道。

幸好当时尚未实行军衔制，只需弄件合适的"四个兜"干部服，再配上领章和帽徽，便能立即恢复军人身份。

经过会议召开和合影留念，我重新回到了部队的工作岗位。

会议结束后，我前往叶剑英副主席的住所进行探望。叶副主席关切地询问：“这些年你经历了不少磨难，现在过得还好吗？”

我表示："'文化大革命'让人难以理解，它既考验着人们的判断力，也检验着每个人的生存能力，最终能够活下来就已经是最大的成功！"

叶帅指出："这种所谓的'政治大革命'绝不能再重演，它不仅导致党组织陷入混乱，更使国家秩序遭到破坏，人民群众深受其害。这实际上是一场严重的内乱，无数优秀同志因此遭受了巨大损失。"

叶剑英元帅在粉碎"四人帮"、终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功绩可谓扭转乾坤，不仅挽救了革命事业，也拯救了党的命运。这一重大事件的成功，离不开叶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精心策划与坚定支持，更依托于人民群众和军队的坚强后盾。倘若缺乏这些必要条件，彻底铲除"四人帮"这一祸患是难以实现的。这一历史事件再次彰显了人民军队作为强大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政权中的重要作用。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中央军委决定让我重返军队任职，这充分体现了组织对我的高度信任。

叶帅在谈话结束时向我交代："后勤系统规模庞大，涉及60余万人，你在这一领域经验丰富。由于'文革'造成的严重影响，需要你回去进行全面整顿。首要任务是完善组织架构，理顺工作流程。你回去后，请向罗瑞卿秘书长转达我的这些建议。"

次日上午，罗秘书长邀我至其住所共进早餐。我向他转达了叶副主席的指示："叶副主席托我告知您，他安排我重返总后任职。"

罗秘书长透露："经过与邓副主席商议，决定委任你担任国防工办主任。当前自卫反击作战在即，武器弹药生产迫在眉睫。鉴于你在东北地区积累了十余年的工业管理经验，具备组织生产的专业能力，相信你能够迅速提升国防工办的效率。目前此事尚未向叶帅汇报。"

电话随即被罗秘书长接通，他立即向叶帅详细说明了这一最新进展。

罗秘书长结束通话后，立即向我指示："你赶紧返回吉林完成工作交接，把家搬回北京。等你回来，是去国防工办还是后勤部门，就能最终确定了。"

我向军委表示，对于工作地点没有任何要求，完全服从组织分配。

通过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式决议，我的冤屈得到了平反。1981年3月，总政治部发布了经中央军委批准的《关于洪学智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明确撤销1959年对洪学智的所有错误处理，认定此前的批斗、免职和审查均属冤案，要求彻底推翻不实指控，恢复其名誉并消除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