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钱就全变，历来如此。”

“我们刊物办得不好，主要就是风气不正，当务之急是整风。”

“他主动报名做志愿，是为了肆无忌惮地呲儿人，享受一朝权在手的快感。”

“这人啊，骨子里都跟剥削阶级有关系。一遇着机会，一个比一个狠。”

“你知道抗日战争为什么打了八年么？汉奸！汉奸太多。”

你能想象么，这些词儿不是出现在某部小众电影里，或者某部禁片里。

而是出现在一部万人空巷的热门电视剧里。

当年不知多少国人守在电视机前追剧，那些直抒胸臆、挑战传统的“金句格言”也迅速流传。

它就是1992年的经典情景喜剧，一部可以让你在观看时截下无数张台词截图的国产顶尖神剧：

《编辑部的故事》

先回到1991年。

当时《渴望》已经火遍南北，时任策划的郑晓龙，也就是后来《甄嬛传》的导演，被要求抓紧再拍一部剧。

于是，他找来王朔、马未都等编剧，想换个口味攒一喜剧。

但起初大家写的五花八门风格不统一，只有王朔的几集还算合适，后来冯小刚也加入。

他模仿到了王朔语言的精髓，最终两人合作完成了绝大部分脚本，取名就叫《编辑部的故事》。

自认骨子里严肃，但现实里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严肃对待的王朔，特意塑造了一班搞杂志的文人。

借他们的眼和嘴，反映90年代初的社会百态，拿各种现实问题开涮。

编辑部里共有6个主要角色，每个人都代表了当时典型的一类人。

包括老干部作派的杂志社主编老陈。

一生勤恳谨慎的老编辑刘书友。

开口闭口谈党政思想的牛大姐。

负责拉广告的精明人余德利。

贫嘴的年轻摄影师李东宝。

以及爱时髦的女记者戈玲。

剧中杂志的名称也很有意思，叫《人间指南》，意为给世人指点迷津。

所以我们在25集的剧情里，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感受到了各种或啼笑皆非或辛辣讽刺或无奈无力的人间万象。

《编辑部的故事》以单集或两集的篇幅讲一个故事，视角庞杂。

有拌嘴逗乐、有家长里短、有国计民生，甚至还有小行星撞地球、人工智能等前沿话题。

不过要说其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单元故事，还要属三类。

第一类，是关于新旧两代人的。

编辑部的6个成员里，牛大姐和老刘是上一代的典型，冬宝和戈玲是新一代的代表，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观念冲突。

牛大姐是典型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也是机关单位中常见的一种形象，亲历过红色岁月，也经受过WenGe批斗，但始终一颗红心。

她处处讲政治谈思想，对工作时时上纲上线，动不动就说当编辑首先要有政治意识。

对上级尽说好话，对年轻一辈则是各种看不上。

在竞选主编的故事里，她就认为刊物办得不好就是因为风气不对，“当务之急是整风，端正思想”。

冬宝眼看着她要把《人间指南》的变成宣传阵地，忙反问一句：

停停，牛大姐，您办的是《革命指南》吧？

平时工作时，牛大姐也是革命话语挂嘴边，“我们那会没加班费，全凭一股子革命干劲儿”；

还认为没有远大抱负、混日子的人才会去歌厅，“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已经嗖嗖地飞出来了。”

这让有着一点小资情调的戈玲反感，所以会“客客气气”地回一句：

年轻一代有年轻一代的乐趣，并非都叫没有追求、混日子。

带着厚镜片、穿着套袖的老编辑老刘没有牛大姐那么惹年轻人厌。

可也有着迂腐、“精明”、爱推卸责任、爱占小便宜的特点。

剧中虽没有具体交代他的过去，但只言片语中能知道他是因为经历了多次政治斗争才那么小心谨慎、见风使舵，以至于显得虚伪和自相矛盾。

老刘几十年来老老实实地做着一名编辑，日常生活很抠门，发年货时也爱占点便宜。

但面对这样一位受过苦难的前辈，编辑部的年轻人也很理解，所以平时基本不会与他拌嘴。

通过两代人的观念冲突反讽旧一套的革命思想外，剧中的第二类故事则大多离不开对“钱”的讨论。

比如编辑部的广告业务员余德利，名字就是取的谐音，余德利即“我得利”。

每天梳着大背头、夹着公文包的他，脑袋里想的就是钱，信奉：

知识分子不拿钱托着，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尊重。

在那个商品经济刚刚兴起的年代里，余德利是“头脑活泛”的那批人的代表。

他八面玲玲交际甚广，为了多拉广告多增收，也时常犯一些错误、闹一些笑话。

比如有轮胎和尿素广告想在杂志上做广告，原本不合适，但在形式上打打擦边球就可以。

“找几个二三流影视女演员，穿个三点式一坐。别看她们人五人六的，都一样，都是能为了仨瓜俩枣载歌载舞的主儿。”

国产家电兴起后，有不少厂商急功近利地推销自产的劣质产品，有一家天泉电冰箱就找上了余德利。

推销员吹嘘他们产的冰箱能制冷、能当衣柜橱柜和空调，但送给编辑部试用的那台，却没几天就发出刺耳噪音。

为此厂商竟然狡辩称这声音是专为机关单位设计的，可以缓解沉闷气氛；

还恬不知耻地说“我这冰箱制冷是有点问题，也有点噪音，可不耽误您当柜子使啊。您们自己注意点，别让亲戚买，其他人，管他呢！”

直到后来实在是丢脸面，推销员才承认：

我也是无奈，都黑着心搞，不黑心我就挣不到钱。

一语道破当时的假冒伪劣家电乱象。

在李诚儒客串的《侵权之争》故事中，他饰演的职业骗子以办一场晚会为名骗到了杂志社公章进行融资。

刚开始面子工程做得足，还找来群演假装节目筹备，中途就突然卷钱消失，并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因为懂得钻空子的他把法人、法人行为和个人行为之类的概念摸得门儿清。

人家愣是既骗了财还占了理，并大言不惭地承认：

什么理想，信念，前途，高尚的情操，现在没人信了。

这让一向钻钱眼里的余德利都叹道：他妈的还有这种事！

在《寻子记》故事中，一名年迈的台湾老兵归乡寻子，在杂志上登出后竟一下引来几十人认亲。

原来，这些人是听小道消息说老兵此番归乡带回了不少钱财，为了占这财产索性纷纷装儿子。

为了符合寻人启事里的描述，他们都在脸上点了一颗假痣，有人连夜赶来、有人为了“演技过关”，还特意在门外声情并茂地练习，试图博得老人的同情。

当老兵找到亲生儿子后，那些人还不肯走。

编辑们灵机一动想出一招，说老人的钱昨天不小心丢了，现在连住店吃饭都是问题，结果就一哄而散了。

而第三类让人印象很深的故事，是关于权力和人际的。

其中有一集叫《一朝权在手》，讲的是北京市为缓解交通拥挤而号召各单位出一名志愿者。

平日里喜欢偷闲的李冬宝主动报名做了交通协调员。

原来，在杂志社里只是个小编辑的他，之所以大热天甘愿待在马路上，是为了尝一下管人的滋味。

戈玲的一句话点得够透彻：

他是为了可以肆无忌惮的呲儿人，享受一朝权在手的快感。

想想，李冬宝的可爱，在这一集里则呈现了可怕的一面。

熟人社会、饭桌文化也是编剧们有意嘲讽的。

在《吃不消》的故事里，一个名叫张明高的作家写的文章被两家杂志社同时看上，这名作家为了多赚点钱就打起歪主意——一稿两投。

于是两家杂志社开始抢稿，为了拉拢，你一回我一回地请这名作家公款吃喝，相互攀比。

余德利认为“光拿嘴填乎人的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双方又提出提高稿酬、包旅游等优惠条件。

他们也没办法，都是被社会风气逼得。

这名缺乏职业素养的作家就这样坐收渔翁之利，以至于得意地说：

当个小人啊，真快活。

在《有人好办事》故事里，编剧们讽刺了一把托人办事的歪风。

一女作者写了篇水平很低的言情小说《春梦》，为了能发表，她的一个信奉“办事就得托人”的朋友把编辑部的所有人都托了个遍。

不过一些托到的关系也实在好笑，比如戈玲的二姐的孩子的托儿所的阿姨，甚至连80岁的杂志社看门老大爷都没放过。

以上嬉笑怒骂的故事，仅凭文字当然无法还原，有兴趣的可以趁着假期重温一下原片。

如今再看《编辑部的故事》，会感慨那时的“真”。

会羡慕那时的创作者可以如此真性情地批判或抒发，观众也可以从中得到宣泄和共情。

因为故事里的人和事，与真实人生是多么接近。

它是以讽刺和批判为基调，对人性和人生也会有怀疑。

比如在《人工智能》单元里，编剧将人与机器人做比较，借角色说出“没听说除了人还有第二个这么恶劣的种”。

还比如张国立在剧中演的那个“躺平”的、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的年轻人所说的：

这人生的路，怎么那么难走啊。

好了遭人嫉妒，差了让人瞧不起。

忠厚人家说你傻，精明点人家说你奸。冷淡了大伙说你傲，热情了群众说你浪。

走在前头挨闷棍，走在后头全没份儿，这也叫活着？

可整部剧从头到尾不失幽默轻松、乐观希望，这是一种面对不完美现状的镇定与宽容、理解，不粉饰太平，不回避问题。

你也能感受到那时的创作者和观众对未来有所相信、内心仍存一份天真。

他们会说“人生不是一苦瓜子，光苦没有甜”，他们的讽刺不是为了推倒什么，而是让现状变好、让人心变善。

这样坦诚的创作和令大众共情的家长里短，三十年后倒开始变得越来越稀缺，甚至成为敏感和禁忌。

想想，也是一种荒唐和无奈吧。

又想起贾樟柯曾说的，用影像去关心普通人，首先就要尊重世俗生活。

是世俗，就有美有丑，更有棱角与毛躁，接受它们并展现它们，没什么不好，也没那么可怕。

往期文章：14年了，它依然没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