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诗歌史》（修订本），马亚中著，江西教育出版社2024年3月版。
该书将中国近代诗坛各种诗派、诗人对传统文化引力场的挣脱与回归、反叛与变异作为观察的焦点，在全面的历史反思中表现出了各诗派及诗人们对复归淳朴古雅诗风的迷恋，以及对指向未来的诗歌发展的拓荒，显示了近代诗歌发展的总体风貌。行文文字雅驯、脉络清晰，极具思想性和启发性，是为研究清代后期诗歌史难能可贵的一部力作。
序一
序二
引论
文学和文学史
论题的确立
第一章 古典诗歌的历史建构与定型
——从汉诗到明七子
第一节 从无到有：汉魏诗歌艺术形式的觉醒
第二节 踵事增华：六朝诗歌艺术形式的不断展开
第三节 宏阔的多方位拓展:唐代诗歌艺术形式的成熟深化与丰富多样化
第四节 变本加厉：中晚唐诗对盛唐诗的三个方向偏至化发展
第五节 艰险的垦荒：宋诗对唐诗艺术度域和艺术原则的突破与更新
第六节 难于挣脱的传统引力场：汉唐诗歌艺术在元明时代的不断“凝冻”
第二章 强大传统引力场控制下艰难的新建构
——从公安派到乾嘉各派
第一节 正本清源：明末清初诗人对诗和诗学传统的再认识
第二节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从王士祯到沈德潜的“老调重弹”
第三节 知难而进：时风之外诗人对传统模式的局部突破
第四节 以俗化雅，别开生面：性灵派对诗学传统的市民化改造
第五节 正雅祛俗，守传存统：嘉道诗人对性灵派的全面批评
第三章 传统内的反叛与艺术遗传中的局部变异
——道咸时期的诸乐竞奏
第一节 道咸诗坛概况
第二节 不立门户的无派诗家述要
第三节 不拘一格，拔奇前古的龚自珍诗
第四节 修辞新奇，不失古格的魏源、姚燮诗
第五节 回旋于正变之间的诗人
第六节 对讽谕诗的新拓展：贝青乔诗
第七节 突破传统的又一次俗变：金和诗
第四章 封闭世界里的拓荒者之路
——道咸时期的学宋诗派
第一节 桐城派与宋诗派述要
第二节 变雅之声：朱琦、鲁一同诗
第三节 登高一呼，道振宋风：曾国藩诗
第四节 不失高雅的新变：郑珍诗
第五节 宋派羽翼：莫友芝、何绍基诗
第六节 易中求深，平中出奇：踵事增华的艺术开拓中免趋险怪奥涩的江湜诗
第七节 道咸各家概要比较
第五章 全面的历史反省中对古雅的迷恋
——同光时期的汉魏六朝派
第一节 同光诗坛概说
第二节 汉魏六朝派述要
第三节 力亲古雅的王闿运、邓辅纶诗
第四节 在追求古雅中立异：高心夔、刘光第诗
第六章 全面的历史反省中对新雅的追寻
——同光时期的同光体
第一节 同光体述要
第二节 贯通三元求新雅：闽派诗人
第三节 山谷神传，西江杰异：陈三立诗
第四节 冲破“三关”自有“解脱月”：浙派诗人
第五节 开新境于放炼之间：范当世诗
第七章 全面的历史反省中对中和之境的向往
——同光时期的唐宋调和派
第一节 唐宋调和派暨西昆派述要
第二节 寄宋意于唐格：张之洞诗
第三节 无法束缚的诗才：樊增祥、易顺鼎诗
第四节 华文谲喻：西昆派诗人
第八章 昭示未来的乘槎之举
——同光时期的诗界革命派
第一节 诗界革命派述要
第二节 止于对未来的昭示：黄遵宪诗
第三节 在题材世界作环球飞越的旧槎：康有为诗
第四节 从传统世界起飞，向传统世界回落：梁启超诗
第五节 唱鲲洋悲歌，写“雪里芭蕉”：丘逢甲诗
第六节 接踵而起的新派后秀：金天羽、许承尧诗
第七节 冲出传统引力场的三个尝试
第八节 同光时期各派概要比较
第九章 古典诗歌的余辉远霭
——宣统民初时期的古典诗歌创作
第一节 宣民诗坛概说
第二节 五色纷呈的南社诗人
第三节 雄威不减，遗风流存：南社外诸家诗人
第四节 结束语
跋
后记
钱仲联
春节刚过，门人马亚中来寓所告余，他的论著《中国近代诗歌史》，今岁将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余年迈久病，闻讯为之大快。
台湾学生书局版《中国近代诗歌史》
《中国近代诗歌史》是亚中的博士学位论文。三年前，举行论文答辩之时，王元化、霍松林等著名专家、教授七人一致给予很高评价，称它填补了清代文学研究的一项空白。现在终于能够正式出版，相信它一定能对清代文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中国近代社会，一方面遭受外国殖民者的凭陵；一方面封建专制已趋于穷途末路，其外患内忧为前古所未有，近代文学（即晚清文学）正产生于这样一个急剧动荡的时代。钱谦益说：“古之为诗者有本焉，《国风》之好色，《小雅》之怨诽，《离骚》之疾痛叫呼，结轖于君臣夫妇朋友之间，而发作于身世逼侧、时命连蹇之会。”
近代诗人身逢前古未有危难之局，其歌也有思，哭也有怀，闪耀着鲜明的时代色彩，皆可谓“有本”之作；其震动人心之力，也有前古诗人所没有能达到的。
而近代文学的总体，在艺术上，正孕育着前古未有之“变”。穷则变，变则通。近代出现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皆为这种穷极生变的表征；而经过不断地变革，才过渡到现代白话的新文学。近代文学之重要，于此可见。
但近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却并不令人惬意，无论在作品整理、资料搜集，还是在史论、作家论、作品论方面，与先秦、唐宋文学的研究相比，都有较大的差距，有待于人们的急起直追。
《暮鼓晨钟》
亚中年少好学，真积力久。大学毕业后，即从余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而其有志于清代文学（包括近代文学）研究，早在本科学习期间。他的硕士论文是研究桐城派诗的，程千帆教授阅后，喜称“老眼为之一明”。
后作博士学位论文，又选择了难度极大的近代诗歌作为研究对象，可谓初生牛犊不畏虎。三年后洋洋洒洒成此论著近四十万言，其毅力已足惊人。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他能把近代诗歌放在整个古代诗歌发展的宏观中观察、辨析其艺术流变和趋向，具有高屋建瓴之势；视野开阔，颇多创见，呈现了年轻一辈学人的新风貌。学问无止境，异日更上层楼，高树旗纛，余将拭目以待。
一九九一年三月于苏州大学
《陆游全集校注》
章培恒
中国文学发展到元明时期，戏曲、小说取得了重大成就，这种势头在清代前期仍然延续下去。在“五四”运动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随着文学观念的演变和小说、戏剧地位的提高，元明清文学研究中致力于戏曲、小说者多，注意诗歌者则相对减少（至少在大陆上是如此）。延至今日，加强元明清诗歌的研究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先秦的法家虽然攻击过《诗》《书》，秦始皇还颁布过“偶语《诗》《书》者弃市”的法令，但这只是我国历史上的暂时现象。就总体来说，诗歌在我国古代备受推崇，而且越到后来，写诗越成为士大夫应该具备的能力之一。
《诸子曰》
其流风所及，不但才子佳人小说里的男女主角往往以诗歌相唱和，并进而私订终身，连《水浒传》里的宋江也因题了反诗而锒铛入狱。而我国古代之所谓文，则包括文艺性的与非文艺性的两个方面，且以非文艺性的为主。
被视为“明道”或“载道”之器而与诗歌相颉颃的，实为非文艺性的文章；文艺性的文却远不如诗歌之被社会重视，其进展也相应缓慢。故就文学上的重要性来说，文之不逮于诗，似无庸置疑。
至于戏曲、小说，无论其在元明清时期有多大成绩，但在“五四”运动以前，一直被视为小道。清末虽有梁启超等人加以提倡，但局面并未根本改变。也正因此，对我国文学史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始终是诗。如果不能充分把握其演变的脉络，也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文学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
另一方面，元明清文学乃是我国处于转型期的文学。尽管我国的新文学是在西方文艺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但元明清文学实际上已在朝着这个方向行进，只是进程极为迟缓，而且不断地跌仆，有时甚至后退。
《范伯子诗文集》
西方文艺思想不过是像传说中的缩地术似的，使我国当时正处在艰难历程中的文学，化千里为跬步而已。而最能体现出这一历程的艰难性的，却是诗歌。
诗歌既受社会的高度尊崇，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观念自必以此作为其主要领地之一；而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文学界的优秀分子亦必投身于其间。前一种现象使文学中体现转型期特点的新因素很难在诗歌领域中立足，后一种现象又使这种新因素必将在诗歌中滋长。
二者的冲突和彼此的消长，构成了元明清诗歌发展的具体内容；与此相配合，在其艺术方法上当然也产生了种种变化。所以，即使元明清戏曲小说的成就在诗歌之上，但若要了解元明清文学发展过程的复杂性与曲折性，却首先必须研究那个时期的诗歌；若要从总体上探讨元明清文学的特点和得失，也首先必须研究作者最众多、当时的各种文学思想都能借以充分表现的诗歌。
若就嘉庆以后的清代文学史来说，诗歌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因为在那一阶段，戏曲和小说都已黯然失色，再也产生不出像康熙时的《长生殿》《桃花扇》或乾隆时的《儒林外史》《红楼梦》那样的作品了，文学上最杰出的代表是诗人兼散文家龚自珍。他那深沉的、几乎是绝望的痛苦和英勇的、渗透着反抗性的追求，以及由这二者的奇妙结合所形成的强烈的激动，为我国的诗歌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
《觚庵诗存》
以此为开端，诗歌的发展一面呈现出内容和手法上的丰富性，另一面又在回旋曲折之中显示出求变、求新的趋向。倘要阐明元明清文学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相互联系和突然飞跃，首先就必须研究嘉、道直至清末的诗歌。
也正因此，我很赞同日本已故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的如下意见：“诗歌是中国人文学活动中最重要与自觉的东西。然而在近时的中国文学史上，诗歌研究似已稍稍被忽略了，在近代诗歌方面尤其感到如此……中国诗的发展变迁的状态极为微妙，既难以捕捉，也难以叙述。但我确信由于勇敢地排除这种困难，对中国文学史或中国文化史就能达到较完全的认识，我期待着从事这一困难工作的同志的出现。”（吉川幸次郎著、高桥和己编《中国诗史》下册，249页，日本筑摩书房1981年版）
《中国诗史》
而马亚中博士的《中国近代诗歌史》，就正是他“从事这一困难工作”所获得的可喜成果。
此书的基干，为清代道、咸、同、光四朝诗史。这是中国诗歌史上最被忽视的一个阶段，因而研究上的难度很大。本书作者却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在纷纭的现象中清理出几条主要的脉络，并通过对各代表性的诗人、诗派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包括对立与冲突——的探讨，以显示出当时诗歌发展的总的风貌，体大思精，而分析又颇细密，实为研究清代后期诗歌史难能可贵的力作。
然而，清代后期诗歌既非凭空而来，中国诗歌的演进亦非终结于此，若不求索其来龙去脉，就不能阐发其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故作者又以两章的篇幅溯其本源，以全书的最后一章明其流衍。
这就使读者看到了作者对中国诗歌史的总体把握。他认为：“中国诗歌发展到盛唐，犹如百川归海，烟波浩渺。”元和新变，“实际上是对李、杜，对盛唐诗歌的各个方面作片面的变本加厉的发展，由于是趋于极端的发展，因此往往利弊共存”。宋诗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她“在不同于唐诗的艺术原则指导下”，形成“拗折、雕炼、瘦硬、清淡、跳跃，以文为诗，以俗为雅，不拘工对，对照鲜明，喻拟新奇，思致深曲等特征”，“从根本上来看，宋诗的新开拓，实际上是艺术原则的更新和艺术度的扩大”。
但由于这是一种“与传统相 铻”的革新，在江西诗派的末流产生明显弊端时，就形成了“向传统的回归”。直到明末清初，才回到革新的道路上来，诗歌“又出现了一个繁荣局面”。但由于种种原因，不久便“发生了曲折”，到道、咸时期才气势磅礴地展开，终于使我国的古典诗歌成为一种“完成的艺术”；而宣统至民国初年的诗歌则成了我国古典诗歌史上一抹绚烂的晚霞。
《瓯北诗话》
就这样，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诗歌史的新的认识，而本书所勾勒的清代后期诗歌的历程，则是这个总体建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本书的基干虽是清代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但却对于我国整个诗歌史乃至整个文学史的研究，都有所启迪。
当然，任何一部自成体系的文学史著作所提供的文学发展的历程都是作者自己的架构，绝不能要求它完全切合实际；但在有了多种架构并经过相互攻难、补充以后，我们也就会得以逐步接近文学发展的真实历程了。
总之，要深切了解元明清文学史，必须深入地研究元明清诗歌；尤其是对清代后期的文学，即使只是想获得一个概略的认识，也非首先研究清代后期的诗歌不可。近几十年来，虽陆续有优秀的学者为此献出卓越的研究成果，但研究者的人数显然太少，许多应做的工作尚未着手。
在这样的情况下，马亚中博士向读者呈献了他的《中国近代诗歌史》，我想，这实在是值得高兴的事。然而，我的这篇序恐已因高兴而写得太长，引起了读者的厌烦，那么，我还是赶快打住，让读者阅读正文罢。
一九九一年三月于复旦大学
《中国文学史新著》
二十年前，台湾龚鹏程先生来苏州，看到拙著《中国近代诗歌史》，热心介绍到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时海峡两岸交流伊始，邮路往来诸多不便，导致拙著付梓时未经本人校勘，见书时，方才发现鲁鱼亥豕，弥望皆是。
然木已成舟，误人之愧憾，长久以来萦绕于心，挥之不去。偶与复旦大学栾梅健兄谈及，君古道热肠，以为知过能改，善莫大焉！补亡羊之牢，虽晚犹可。并亟称复旦大学出版社学术质量，碑在众口，且为力荐。又蒙社长贺圣遂、副总编孙晶之眷顾，使我能有机会对拙著重加校订修改，俾之以较为准确的内容面世。
复旦大学版《中国近代诗歌史》
一个出版社能够不计经济利益，始终为读者着想，把读者利益放在首位，不仅让人感激，而且在利往利来的世道里，其道义的光辉将永远闪耀！所以我要借此机会向上述这些有德之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也希望读者方家不吝指教，以不断推进中国近代诗歌史的研究。
马亚中于姑苏丑石房
本书的初稿完成于1987年10月，是我的博士论文，当时的题目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最后历程》，1992年6月在台北学生书局出版时改名为《中国近代诗歌史》。因为当时校勘不便，留下文字错讹甚多，贻笑读者。
2011年1月复旦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修订稿，版本质量有了较大提高，一直心怀感恩！而本次改版又再作修订，又如秋日扫叶，纠谬正讹夥颐，将会更加规范，辛劳编辑，感激不尽！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开始并逐步完成从小农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巨大转型，工业化经济生产方式完全是西方的发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套成体系的观念文化也自然而然成为工业化过程中必须被接受的思想资源，于是与工业化同步的是中国整个学术体系的大转型，中国传统被重新用西学加以观照和“翻译”。
《渭南文集校注》
中国的文学被重新认知，已经离开传统观念甚远。我们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正是又一次对“五四”以来的转型加以再次确认的风口，故其时我对“诗”的认知自觉不自觉地都是以西学为准绳的。
我当时论文的重点是放在诗“艺”的层面来观察近代诗歌之通变的。就艺论艺一定会忽视中国诗歌固有的身份，而看不到她在中国文化人生活中的实际作用。所以我斗胆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后历程”这个题目，我的基本逻辑是，诗歌是最精炼的语言艺术，古典诗歌的语言基础是古汉语，“五四”以后中国开始了白话时代，所以古典诗歌的语言基础丧失以后古典诗歌的时代也必将结束。但是当今的现实是传统诗体的创作似乎并未告退，相反伴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却有愈趋兴盛之势。于是我为当时的改题暗自庆幸，否则原来的题目可能会招致种种口舌之争。
其实，问题的根本可能还不在我原来的逻辑是否合理，而是我对诗这个对象认识有偏颇。诗体只是一种语言表达形式，她在传统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其实大大超越了西学认定的文学范围。
我在八十年代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阐述《诗经》之诗，并非文学之诗，认为她的内容、功用包容了后世所谓的文史哲诸多范围。现在看起来，后世传统诗不仅是内容包涵文史哲等等以及一切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而且重要的是她的功能不仅是文学审美，而且常常超离文学成为社会交际的重要工具。
清肆雅堂刊本《诗经》
传统文人几乎人人能诗，时时写诗:游山玩水、风花雪月、家国时政自然要写诗，见了朋友要写诗，喝酒品茗要写诗，节庆聚会、读书谈天要写诗，牙齿掉了肚子疼了也要写诗，总之生活中的一切，只要诗兴来了都要写诗。
这是西方文化没有的，其中妙处也是西人无法体会的。如此又怎么能够用西方一双小小的绣花鞋来套中国人的大脚呢！传统中国人血液里流淌着诗，眼睛里看出去大多可以成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就这么简单，实在无需奥维德的“天神附身”。在传统社会，写诗不是专业，而是文化人的基本修养，也是社会生活的交际习惯。而今天文学写作成了职业，写诗也成了专、业，而且是小众的。几个诗人形影相吊，呼天喊地，而载之于纸上的白话，却是多数人不知所云的呓语。这就是传统诗和当下白话诗的差别。
非常感谢江西教育出版社诸君的垂青，让我有机会重新反思我的诗学观，并对我的旧作存在的局限和狭隘表示歉意!并有望来者能够不为西学所囿，真正站在中国诗歌实际存在意义的基点上来重新建构属于中国的诗歌史。
马亚中于姑苏丑石房
《古典文献研究论集》
马亚中，1957年生，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教学名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文学、明清文学、中国文学史料学。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诗歌史》、《暮鼓晨钟：近代文学通览》、《陆游全集校注》（与钱仲联先生合作主编）等。曾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次，获中国图书奖一次。现为江苏省333工程培养对象、江苏省首届高校教学名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