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许多领域的形成与发展、成长和进步，甚至冷落与低回、停滞和倒退，都往往与一定时期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的冷热起伏、兴衰隆替、阴雨晦明密切相关。或者准确地说，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情况，实际上就是一定时期国家状况与处境、文化格局与气象的一种反映或表现。
《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
一般所说的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或称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学科领域，自然也不能例外。而且，由于该学科领域的独特内涵、特殊性质和特殊地位，使之具有了某种更加敏感、颇为微妙、不易说清道明的神秘色彩。
随着近四十多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教育学术的建设，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学科领域也迎来了空前良好的发展机遇，由一个迫于急需而匆促起步、由其他专业临时转换而来的教师及其他人员组成的教学部门或领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学科性质的新兴学科、综合学科，后来甚至被誉为“朝阳学科”，在本领域及相关领域产生了日益广泛的海内外影响。
与此同时，该学科领域的发展壮大、稳步提升，本领域及相关领域的发展变化、优化进步，特别是近年来本学科领域及相关领域发生的多种明显变化、产生的频繁调整和转换，都对本学科领域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也提出了更加高远的期待。
一、学科名称与学术定位的尴尬
虽然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后期开始的来华西方传教士的汉语学习、教学与中国经典翻译活动，也可以说渊源有自、源远流长；也有的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早期中国留学生、学者及其他知识人士在外国的汉语教学、研究活动纳入对外汉语教学的范围，也不能说是生搬硬套、强人所难，但是必须承认，严格意义上的对外汉语教学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走上了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迅速变革、高速发展道路之后才正式开始的，它仍然是一个幼稚、年轻、亟待建设发展、走向成熟的后起学科领域，是一个弱小、单薄、急需丰富内涵、自我完善的新兴学术领域。
《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
非常明显，假如没有教育振兴、文化复兴、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时代主题，对外汉语教学是不可能得到正式建设和持续发展的，也不可能走上一条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不自立到自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建设发展道路。同样，新的时代背景和自身建设发展目标，必然对对外汉语教学提出更加高远的要求和期待。
与历史长久、基础雄厚、比较成熟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相比，对外汉语教学的确是一个后起、新兴、薄弱、边缘的学科领域，这是必须直接面对、清醒认识的现实，也是回顾反思、寻求建设发展的基点。
该学科领域的种种不准确、不明晰、不确定、不稳定现状，从其名称或命名的几度变化、至今莫衷一是的现实状况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因此，从近四十年间直到目前对外汉语学科领域的几个主要名称或命名及其变化中，可以看到其产生、存在与发展的种种内部与外部情状，尤其是可以由此认识其中存在的某些困境、问题和尴尬。
《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
其一，从对外汉语到汉语国际教育。
随着新时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恢复，特别是对外教育文化交流的复归，教育结构、教育需求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是愈来愈多的中国学生出国留学，遂有“外语热”的兴起并多年持续不减，一方面是愈来愈多的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汉语、“过语言关”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于是便有了对外汉语的兴起。
从20世纪80年代起，最初一批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的人士大多是高等院校中文学科语言学专业、尤其是现代汉语专业的教师，少部分也有相关专业的教学人员。于是形成了第一批严格意义上的对外汉语教学队伍。
起初，这批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教师是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什么样版可资借鉴和参考的，经常从自己教授中国学生的经验出发，运用教授中国学生的方式、方法进行对外汉语教学，往往是一边摸索、一边教学，一边实践、一边总结，其间的艰难与困难不难想见。
这批大多出身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教师，大体上属于偏重语言教学特别是现代汉语教学的教学型教师，在学科归属上多属于现代汉语教研室或相近的古代汉教研室[1]，应用性、实践性是其显著特色。
这一方面与20世纪80年代正处于恢复期、起步期的中国语言文学特别是汉语研究水平、当时的学术条件和环境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对外汉语教学的紧迫需求、工作内涵、师资队伍的具体情况直接相关。
一个相当明显的事实是，最早从汉语语言学教学与研究转向对外汉语教学、比较专门地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通常不是以理论研究、基础研究见长，加之以“对外汉语教学”称呼或命名这种情况，就不能不使这批教师把主要精力用于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外国留学生身上，当然也没有能力和精力进行精深的基础研究和理论探索，不得不把实践应用、实用实效置于首要位置。
《国际汉语语言学文献索引》
即便后来有的采用“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的表述方式，似乎强调了“研究”的内涵，但由于学科性质、建设基础、学术水平等多种条件的制约，往往将其理解为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大体不出于教学法、课程论的范围和水平，该领域的研究水平也并未得到实质性提高。
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应当引起注意并值得反思的，就是第一批对外汉语教师的外语（如英语）水平对教学活动的限制与影响。
由于20世纪50—70年代近三十年间我国高等教育中外语教育的逐渐削弱、停滞以至于中断，外语人才培养受到的冲击直接而强烈，绝大多数外语语种的教学研究人员已经到了后继无人的地步。这种情况直到80年代中期也没能得到有效的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批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不仅本身的汉语水平能力相当有限，而且外语水平和能力更加低下。
显然，这种师资队伍、教学条件的存在和延续，不能不直接影响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外语运用，对教育教学工作必然带来直接而明显的限制和不利影响。特别是对于初级阶段的对外汉语教学而言，教师外语能力的低下，不能不直接影响教学的有效实施和其他方面的语言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起步期的对外汉语教学所面临的困难和艰难处境。
尽管最早的一批对外汉语教师虽不以学术研究见长，或主要精力、兴趣并不在于理论研究、学术探究，但这批教师在教育发展、对外交流、人才培养的急需之中大胆起步，不断尝试和探索，在逐渐丰富的教学实践中注意发挥自己的特色与优长，探索和总结教学经验，付出了艰苦而的努力，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为起步期、草创期的对外汉语教学进行了有开创意义的探索，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学科理论研究》
其二，从第二语言教学到第二汉语教学。
稍后进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另一批教师是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从事对外语言教学的教师，他们从外语教学出发，进行关于汉语语言学及教学的若干学习，对汉语语言学及对外汉语教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认识和把握之后，逐渐进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中来。
由于具有外语学科的知识背景和教学习惯，他们通常将对外汉语教学与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中的第二语言教学进行联系和类比，从中认识其相关性与相似性，寻找其中可能具有共同性和规律性，于是习惯于将对外汉语教学称之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较对外汉语教学后起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这种称呼或名称的出现与运用，并不仅仅是这个教学领域名称的变化，而反映了从不同学科领域、不同角度出发，对于这个正在兴起、成长中的教学领域的一种基本理解和学科判断，尤其是反映了外语专业出身的教学研究人员对于对外汉语学科的基本认识和把握。
从教育教学活动实施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的情况及其反映出来的趋势是值得注意的。
一方面，原来以出身于中文专业为主的对外汉语教师队伍中明显存在的外语（主要是英语）基础薄弱、教学活动及其他交流中经常出现的障碍、困难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为汉语学习者尤其中初级阶段的外国汉语学习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解决了学习和交流的语言工具困难，至少不至于出现缺少语言交流工具的困窘局面。
从这一角度来看，应当认为这是需求导向对于对外汉语教学的一次促进，也是对外汉语教学方式、方法和课程形式的一次调整和丰富。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师的加入，也带来了以往表现得不突出或未曾意识到的新问题。主要体现在：
《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
第一，这批教师虽然外语（主要是英语）程度较好、水平较高，但是通常没有经受过系统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训练，缺乏汉语言文字的系统知识和教学基础，因而真正的汉语修养和教学能力经常有所不足，不能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出现明显的局限性甚至产生不利的影响；第二，善于借鉴和运用外语教学中的“第二语言”理论和经验，经常性、习惯性地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方式、方法应用到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活动当中，不仅教学对象（主要是中国学生、外国学生）、内容（主要是英语、汉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且饥不择食、生搬硬套地运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作法和经验，其中必然产生的差异性、不适用性和排斥性并未得到清醒而及时的认识，必然导致忽略以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为代表的西方语言与汉语的巨大差异性。
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经验往往产生和应用于欧美国家和地区，其适用范围和教学对象也当然是欧美国家和地区的第二语言学习者，而属于印欧语系、拼音文字体系的英语与属于汉藏语系、表意文字体系的汉语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教学活动之间的差别必然被忽略，没有条件、也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关注和清楚的认识。
因此，可以说，假如说第一批以中文专业为主体的教师由于专业修养、语言能力的局限性，使对外汉语教学过多地偏向了汉语的应用性本身，出现了停留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应用性、实践性环节而疏于进行基础研究和理论探索，教学活动中汉语因素较强而作为教学语言工具的外语（主要是英语）明显薄弱的状况的话；那么，以外文专业为主体的教师则使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走向了以外语（主要是英语）教学的理论与方法驾驭汉语的另一种偏颇，教学活动的核心内容如汉语教学的内涵、内容和科学性、完整性都出现了明显被淡化、被削弱的趋势。
从教学探索、课堂实践和经验积累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倾向都显然各有偏颇、各有局限，都不能更好地适应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需求，当然也不可能是这个新兴领域的合理局面和理想状态。
《中国当代文化传播与汉语国际教育》
其三，从学科教学到汉语国际教育。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规模的逐渐扩大、层次的不断丰富，这一领域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也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其他学科领域的教学研究人员愈来愈多地关注甚至加入这个方兴未艾的领域。其中教育学学科出身背景的人员的加入最为突出，也最为引人注目。
从教育学学科体系来看，教育学学科目录中的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在语文（或中文）课程与教学方向上，与对外汉语或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也具有延伸、融入的可能性。加之教育学具有比较突出的包容性、广阔性、通行性特点，以及该学科在某些高等院校的主导性地位和广泛影响力，也为从这一学科领域进入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以教育学知识背景为基础的又一批教师进入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给该领域带来了一些新内涵，引起了一些新动向和新变化。
一个最突出的变化就是教育学科意义上的“教育”观念和方式对于对外汉语教学产生愈来愈明显、愈来愈深刻的影响。比如对教育学基本原理与对外汉语教学关系的关注，对不同国家及地区教育制度与对外汉语教学活动之关系的考察，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外汉语教学的联系与比较，对于对外汉语教学中某些常见问题、规律性的考察，等等。总之，教育学科的加入，使以中国语言文学尤其是汉语语言学为基础的对外汉语教学、以外国语言文学主要是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为基础的汉语作为第二汉语教学朝着更普遍、更外在、更“教育化”的方向发展。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一些教学研究人员的积极努力、有力推动，使原来的对外汉语教学在经历了第一次远离汉语语言学学科、第二次远离了外国语言学学科的转变之后，发生了第三次转变，即远离了“语言”本身，而被附加了若干教育学、心理学及其他学科的色彩，以至于促使有关部门用“汉语国际教育”这一名称取代了原来的“对外汉语教学”或“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拾级而上：早期汉语国际教育史论稿》
这种变化是颇有意味的，不仅仅是名称的简单变化，而是学科内涵、学科归属、建设与发展方向的一次值得关注的变化。
“汉语国际教育”的中心语由“教学”或“教学与研究”变成了“教育”，这种变化的趋势显然距离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都愈来愈疏远，与本来关系密切的基础学科的关系也愈来愈不密切。
就该学科领域的表面现象和更大的应用范围来看，这种变化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内涵和导向意义，似乎也不值得相关领域大惊小怪。
但值得深入思考和仔细推敲的是，这种变化究竟会给该学科领域带来什么影响，发挥什么作用，造成怎样的结果？
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单纯从教育学学科出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解决对外汉语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核心问题的，也不可能真正走进具体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之中。
比如，假如连汉语拼音方案及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知识都没有系统地掌握和运用的话，假如连汉字六书的基本知识及关于汉字的基本笔画、笔顺、结构、书写等都没有相应的专业性修养的话，如何能够把外对汉语教好？如何能够赋予对外汉语以准确性、合理性乃至学科性、科学性的基本资格和特征？假如连外语（主要是英语）的基础不够完备，不能够比较自如流畅地运用外语（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进行汉语教学的话，如何能够把一堂对外汉语课程上好？
因此，应当清醒地看到，将对外汉语作为汉语国际教育、将其推向教育学科的作法，不仅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倾向，而且存在着明显的不科学倾向。
这种观念及相关作法的流行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主导地位，对于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对外汉语来说，不仅必然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必然构成严重的冲击，而且可能是一场灾难性打击。这一点，应当尽可能早一些、尽可能清醒地被认识到。
《孔子学院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
其四，从“孔子学院大会”到“国际中文教育大会”。
2019年底，随着国际国内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外交外贸、文化教育因素、局势发生日益深刻、日趋明显的变化，已经举行过十三届的“孔子学院大会”引人注目地改成了“国际中文教育大会”。
作为一个会议名称，这种调整、这种改变自然不成问题，也颇能够从更加广阔、更具有包容性、前瞻性的角度表达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及相关方面对这一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教育会议的最新诠释和理解。
这种改变也释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信息，是否意味着孔子学院/国家汉办及其开展的多种国际汉语教育活动将要发生一系列明显的改变，是否意味着其他方面将要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尚不得而知。
但是这种改变至少可以提醒相关教育学术领域的专业工作者，有必要重新思考所从事的专业的名称、内涵、观念、方法、目标等关乎该学科领域生存与延续、建设与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到了2020年7月初，“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正式宣布成立，全面负责运行全球孔子学院品牌；同时，教育部设立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的消息也正式公布，开展除孔子学院运营和管理之外的其他国际中文教育项目。
显而易见，无论是从观念转变、政策调整、体制机制变革的角度来看，从此项事业总结经验、调整完善、继续寻求发展空间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汉语国际教育、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与影响的方式、方法、内涵、途径等方面来看，此次做出的调整都必将是因素众多、影响深远、作用深刻而巨大、含义丰富且意味深长的。
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面向社会正式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自2023年起实施。在新版目录中，原“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类别正式更名为“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位类别（代码0453），增设博士专业学位。这次调整和改变，标志着国际中文教育本、硕、博贯通培养体系的正式建成，对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意义深远，并将产生广泛持久的影响。
《国际中文教育概论》
因此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中文教育”已经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名称，而且在原来的孔子学院系统、汉语国际教育领域使用得愈来愈广泛，绝大部分与此相关的正式文件、学术活动、专业著述中，已经用“国际中文教育”取代了原来的“汉语国际教育”，“国际中文教育”俨然有成为该领域的主导性、权威性名称的趋势。
应当看到，这项重大调整和改变出台未久，尽管已经可以从多种渠道、多个方面看到多种重新出发、开启新时代、新征程的言论和表态，但是从学术规范、学科建设、事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当下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与难题、种种考验和挑战远比这种表态性的言论要复杂艰难得多。
特别是这一学科领域内部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种种问题、不足、短板，必将会随着外在局势日趋复杂多样的变化而日益突出地表现出来，从而不能不对这一学科领域的建设发展产生极大的限制和影响，也是对这一领域建设发展可能、未来出路前景的一次严峻考验。这是当前的“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管理者、研究者和从业者们必须清醒认识和冷静面对的。
假如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或学科领域名称来看待，应当承认，“国际中文教育”这一名称与“汉语国际教育”等名称相比，还是具有一定的优点，比如更加开阔、更具有包容性，可以比较准确、充分地揭示其所承载、表达的学科内涵和主要指向，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更加适应某些国际场合、海外人群的交流与交际需要。
但另一方面，从严格的学科概念、学科名称内涵的单一性、准确性和科学性、规范性来看，“国际中文教育”这一名称及其所指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告2023》
比如，其中的“中文”所指并不特别准确，也并不是一个具有学科性、科学性的称谓，而只是一种一般性的称呼，尤其较多地使用和流行于中国大陆以外、海外的某些交际场合或一般国际交流的口语之中。
在这一说法中，“中文”的概念并不是指“中国”所有的“语言文字”，而所指仅仅是“中国”范围内所使用的多种“语言文字”中的“汉语”部分。
尽管汉语无庸置疑地是使用人数最多、最有代表性、影响最为广泛的部分，但必须明确，从严格的词语字面意义来说，“汉语”绝对不是“中文”的全部[2]。
从这一角度来看，此处使用“中文”显然不如“汉语”更加准确规范、科学合理。就如同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中的课程或教材名称“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明确的、已经广泛流传的名称，而决不能随意改变为“古代中文”“近代中文”“现代中文”这种不伦不类甚至根本不通的名称一样。
因此，尽管“国际中文教育”可以作为机构、会议等活动的名称，但显然不适宜作为一个具有概念意义、清晰内涵和科学意义的学科领域的名称，也难以成为一个具有独特性、规范性和明确性、可接受性的研究领域的名称。
二、建立国际汉语学之必要与可能
从上述情况中可以发现，在近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在迅速变革的中国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学术背景下，从对外汉语到汉语国际教育，从第二语言教学到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从学科教学到汉语国际教育，从汉语国际教育到国际中文教育，这一学科领域在基本定位、规范名称、概念内涵等方面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经常变化、逐渐明晰的曲折过程。
《国际中文教育十三讲》
这一过程所反映的，不仅仅是该研究领域或教学领域名词术语、称谓说法的变化，而且有着更加深刻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原因。从这种相当频繁甚至颇显混乱的变化本身，实际上反映了这一学科领域在边实践边摸索、边建设边尝试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许多不明晰、不确定性。这种多样多变、莫衷一是的局面也反映了这一学科领域在许多时候所处的一种颇为为难甚至相当尴尬的境地。
一般来说，对于一个学科领域的生存、成长、建设发展来说，一定时期或阶段的外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教育思想环境、条件、要求自然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甚至可以起到关键性、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某些特殊情况、需求、局势之下，某些外在的决策、选择和取舍有可能决定一个学科的生死存亡。
而且这样的情况在一些领域会经常出现，而并非偶然发生或意外出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体制处于动荡、变革、调整或面临其他重大变化的时候会更加明显、更加频繁地出现。
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必须明确，一个学科领域的生存、处境、遭逢、命运，在更根本、更长久的意义上决定于其自身，特别是其自身的意义、价值、水平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学科地位、学术能力、对于一定时期社会文化、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必要性与贡献度。
《19世纪稀见英文期刊与汉语域外传播研究》
因此，在国际汉语学的建构过程中，自身建设、自我完善是最根本的要素，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是自身学科目标、学科规范、知识体系、课程体系、人才队伍、学术标准、话语体系等方面的基本建设。这是其作为一个人文学科得以存在、具有生存和发展条件与能力的前提，也是其受到关注、得到认可、获得支持的内在条件。
在反复比较、综合分析对外汉语教学、汉语作为第二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国际中文教育等名称的基础上，我们提出采用“国际汉语学”这一名称，用以规范和统称目前极不统一、颇显混乱的各种相关名称。这一名称用英文可以表述为International Sinology，以期从更加严格规范的“学科”意义上对这一领域进行理论设计和知识建构。
从学科关系上说，“国际汉语学”一方面可以在一定意义上与一般所说的“汉学”或“中国学”相关联，主要指以汉语为中心，关涉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以及更加广泛的文化习俗的学科领域，恰与这一学科领域所涉及的主要领域、包含的主要内容契合；另一方面又与一般所谓的“汉学”或“中国学”相区别，以凸显该学科领域以汉语为基础的更加广泛的人文性、国际性、交际性特征。
而且，从以“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国际中文教育”为代表的各种表述中以“教学”或“教育”为中心词，转变为以学科的“学”为中心，可以从更加准确、规范、严谨的意义上表达该学科领域的“学科性”“科学性”特征。
《国际汉语教育与汉语研究实践报告》
因此可以说，国际汉语学的提出和构建，对于已经经历了四十年左右时间的积累、探索、建设但仍处于探寻、完善、提升之中的这一教育和学术领域来说，是一种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
无论是从对外汉语教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或汉语国际教育这一教学与研究领域既往四十多年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从该领域目前的总体水平、基本状况、施行效果和生存空间来看，抑或是从这一领域的未来可能、变革趋势、发展前途来看，都应当看出，这种名称上的不清晰、不明确、不统一都显然不利于该教育领域和研究领域的生存与发展，这种局面的存在和延续，对其建设和发展必将产生各种限制与不利影响。
因此，在“国际中文教育”这一名称正式提出不久、正在被广泛应用和接受之际，我们正式提出“国际汉语学”的名义，并对其核心内涵、主要范围、学科规范、学术目标、知识体系、课程体系等内容进行简要的阐述与说明，对其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的基本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并提出基本的认识，就既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充分必要性，又有变革与发展中可以期待的可能性。因而有必要按照目前的认识和理解，进行尽可能深入细致的思考和讨论。
从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或汉语国际教育的实际情况来看，不能不承认，由于这一领域从开始的时候就存在着起点不高、基础较弱、建设时间较短的缺陷，加之在起步、探索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较多、干预过多，致使该领域存在着或暴露出一些明显的局限性，甚至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着相当突出的问题。
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是过多的依附性，不管是从教学理论和实践来看，还是从教学研究与应用来看，该领域长期以来处于一种对其他教学或研究领域的深深依附之中而不能自拔、难以自立，要么依附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汉语教学与研究，要么依附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第二语言教学尤其是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要么依附于教育学学科的课程与教学论的语文教学，而一直没有为自己找到和确立一个具有足够学科地位、学术地位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这是不得不承认的非常明显的现实。
《晚清时期西方人所编汉语教材研究》
二是过强的随意性，一些教学实践与教学研究中存在着过多的简单随意性、非自主性和盲目性因素或特点，一些观念和作法经常不是在经过深入调研、细致计划和审慎研判、周到权衡之后做出的有主动选择和有计划行动，临时行为、随意行动、粗放作法等成为这一领域经常出现的现象，甚至成为一种习惯。
三是无奈的零散性，一些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计划、教学实践及教学研究方式与方法，不论是在具体做法、步骤上还是在具体分布、总体格局上，经常是在比较零散、随机、琐碎的状态下进行，而不是在充分评估、系统规划、认真规划的基础上开展的，而且这种局面和情况从起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而且多年来没有得到有效的弥补与改善，令人费解地一直延续到目前。
四是过度的浅显性，一些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通常是为了过多地迁就教育对象的基础或程度，在相当简单、原始的水平上开始进行的，而且成为一种习惯和自然，经常容易自我满足于仅有的这种浅显、片面而难以拓展深化的程度，甚至有时候以浅陋为普及、以浅白为平易的局面长期得不到改变，造成因缺少应有的学术含量、学术深度和学术价值而缺少吸引力、创新性，难以持续发展深化的局面。
五是过度依赖实践性，一些教学活动及教学研究习惯于轻视理论性和学术性，而过度强调应用性和实践性，仅仅满足于所谓应用性和实践性，实际上是没有明确的理论意识、缺乏相应的理论依据、缺少足够的方法论支撑的反映，其结果必然是误以一般的应用性、实践性掩盖实际上存在的缺少学术内涵与学术底蕴的问题。
六是有限的经验性，该领域主要开始于零星的教学实践经验，一些教学活动与教学研究活动也经常性地以教学与应用实践中得来的经验为基础。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教育教学对象的变化和各种情况的变化，这些经验缺少回顾反思、缺少系统分析总结、缺少足够理论支撑的时候，其不足和局限性就不能不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长期以来该领域所经历的恰恰是这样一种以非常有限的经验为基础、在缺少应有的自觉意识、理论意识的情况下走过来的。
《国际汉语教育研究》
从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或汉语国际教育的主要经历和基本情况来看，不能不承认，这种经验性、随意性、零散性、浅显性、实践性等特点的形成和延续，有着明显的时代环境、教育学术条件、社会教育需求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的一些现象和问题也可能是许多新兴学科领域所难以避免、共同具有的。
但是，当这一领域已经建设发展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当各方面情况、条件、需求和期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回顾反思这种经历和局面的时候，就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情况和局面已经极大地制约了该学科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建设水平，这种内在不足或欠缺也明显影响了其作用和意义的充分发挥，使之不能不一直处于比较初浅、相当简单的程度和水平上。必须承认，这种情况明显地限制和影响了该领域朝着更加有内涵、有深度、有前途、有远景的方向发展。
由于上述各种情况明显而长时间地存在，就必然给这一处于尝试探索、建设发展中的新兴教育教学领域带来一些伴生性或相关性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规划性与前瞻性不足。
该领域从开始出现的时候起，就经常处于一种由于需求、应用的迅速变化而疲于应对、难于应付的境地，而缺少具有预见性、前瞻性和长远性的主动规划和长远设计，一些政策、方式和方法及其规定、指导和引导之下的教学实践活动经常性地处于相当滞后、相当被动的局面之中，一些临时性作法、经常性改变、过于频繁的变化使该领域经常处于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的地位。
《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修订版）
第二，理论性缺乏。
长期以来的对外汉语教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或汉语国际教育，仅仅满足于对教学技能、作法、方法和经验的总结、回顾与介绍，而对于其中遇到的、蕴含的或可能归纳探究的理论性问题缺少关注。这种缺乏不仅仅是理论意识、理论观念的缺乏，同时也是理论概括、提炼和抽象能力的缺乏，往往形成各种实践做法林林总总，各种教学经验如一般散沙，难以形成具有理论意义、理论价值的认识、结论和思想，对既往经验的认识和回顾往往难以突破一般性教学实践、经验总结的水平。
第三，系统性欠缺。
由于该领域起步较晚、处于边缘，教学内容与对象涉及的范围非常广阔、零散、难以确定、变化性较强等特点，许多教学活动及教学研究也经常处于零散、分散、难以集中、难以主动规划的局面。这种情况多年延续的结果之一，就是缺乏系统性、体系性局面的形成，而且这种以急于应对、疲于应付为主要方式的局面，在实际教学活动及教学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不容易发生改变或者进行主动地、有意识地弥补与完善。
第四，规律性的忽视。
一些教学活动与教学研究多停留于一般现象描述、做法介绍、经验总结的层次，满足于对个别现象、局部问题、零星经验的介绍与分享，而缺乏对于该领域内部规律、总体情况、整体趋势的认识和总结，难以将各种教学实践活动、零散的教学经验上升到规律性、趋势性的认识水平，大大限制了对既有经验的认识和把握水平，也影响了进一步的教学及研究实践。
《汉语国际教育导论》
第五，学科性不足。
该领域从建立之初，就不是以学科建设为基础、为目标进行的，而经常是以临时性需要、应急性需求，在匆促之间、在没有充分准备、足够条件的情况下开始草创的，而且这种先天不足并没有在日后的时间里得到自觉有效的纠正、弥补和完善，因而一直存在着学科归属不明确、学科性质不清晰、学科色彩不突出的问题。这种情况的长期存在和延续，不能不极大地限制和影响该领域的建设发展。
第六，科学性欠缺。
由于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多种因素的限制和影响，这一领域始终未能走上自觉的、有意识的严格规范、清晰明确的科学化道路，其内部学术目标、学术规范、理论基础、知识体系、学术话语及对外沟通、传播影响的能力都相当薄弱，或者停留在表面化、现象化的水平上，一直未能从比较严格规范的综合性人文科学的意义上进行自我认识、自我建设和自我发展，其结果必然造成如今这种科学性不强、科学价值不高、学科地位较低的不利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加强该学科领域更具有理论性、规律性的探讨，如何加强其学科性、学科性内涵，在严格规范的学术意义、科学价值意义上清晰明确地确立其应有的学科理论、学科地位、科学地位以及学科建设所必需的各个方面的基础，应当是该领域需要主动关注并积极探讨的重点问题，也是该领域面临的重要学科难题和学术考验。
因此，从对外汉语教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或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历程、建设经验、目前状况与未来前景来看，尤其是从其间存在的突出问题、明显不足、比较差异和主要弱点来看，建立一个具有学科意义、科学性质的国际汉语学，以期弥补和充实这些薄弱环节，发挥其特色、优势和价值、意义，促进这一领域走上学科化、科学化的道路，朝着更高更好的方向发展，是有其必要性的。
另一方面，关于建立国际汉语学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也是目前该学科领域的一种现实需求。
《汉语国际教育视域下的跨文化传播》
无论是从该领域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可能、主观条件与客观环境、自身基础与相关领域进展等各个方面来看，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研究领域、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特点的人文学科的国际汉语学的建立，也有着可以进行尝试探索、不断调整完善、并可以有所期待的现实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更加具体的认识。
从建设历程与既有经验来看，虽然这一领域建设的时间并不长，经验也并不丰富，甚至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但是应当清楚地看到，长期以来特别是最近四十多年间所进行的探索、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与经验，已经为继续探索、提高和进步奠定了初步基础、准备了一些条件，特别重要的是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
既有的经验、尤其是近四十余年的发展探索经验有力地表明，这是一个大有前途、富有朝气的新兴学术领域，也是一个具有广阔前景的兼具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双重价值的重要领域，不断丰富和反思、深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坚持正确的建设发展方向，特别是把握好自身的学科方向和学术方向，丰富其学科与学术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内涵，就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前途和未来。
从自身积累和现有建设水平来看，该领域的理论积累、学术积累不够丰厚，普遍水平不够突出，总体上仍显得一般化，这是无庸讳言的突出问题和明显弱点。
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近四十年来已经进行的各种探索、掌握的各种现象与问题、发现的各种疑难、产生的各种困惑，实际上是一种正常现象，也是许多学术领域起步期、创始期所必然产生、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汉语国际教育领域当然也不能不如此。
而且，这些实践经验及遇到的困难与困惑，在水平提升、成长进步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及种种艰难，假如处理得当、运用得好，对于继续发展进步和未来建设来说，恰恰是难得的直接经验和第一手资料，必将成为未来建设发展的有价值参考和有益借鉴。
《汉语国际教育文献总目》(1905-2013)
从预期发展和未来前景来看，经过多年的建设积累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大胆尝试和积极探索，尽管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困惑及种种未能尽如人意的问题，但是更应当认识到，该领域已初具规模、基本成立，基本具备了作为一个学科领域或学术领域继续进行建设发展的条件，在相关教育教学体系和学科体系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产生了愈来愈广泛、有力的影响。
从目前该领域所处的总体地位、所面临的总体前景来看，应当相信，这一领域未来的建设发展已经具备了重要的前提、基本的条件，而且具备了继续建设、持续发展的有利基础，其未来发展和预期前景应该是值得期待和乐观向往的。这种总体趋势和基本判断应当得到广泛的认识并成为共识，相关领域的教学与研究人员也应当建立这样的信心并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从外在环境与现实需求来看，必须承认，近年来，汉语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及相关教育组织、文化学术活动一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明显的成果，一方面也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挑战甚至干预、阻碍等一系列问题。
但更应当看到的是，汉语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取得长足进步、影响持续扩大、日益被认同和接受、地位不断提高，这是目前的主导方向和基本趋势。这种良好趋势和可持续发展局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非洲国家和地区表现得尤为集中而充分。
这种趋势实际上反映了国际汉语领域在中外教育、文化交流活动中的特有价值、地位和作用，也预示着这一领域持续扩大、继续发展的国际教育、文化空间。因此，虽然仍会遇到各种困难、挑战和考验，但是继续发展、持续开拓、加强合作与交流必将是主导趋势和基本方向。
这种外在环境的变化、现实需求的强化必然对该领域提出新期待和新要求，也必然为这一领域的继续探索、寻求超越、提升实力创造种种有利的机会。
《汉语国际教育与中外文化交流》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海外强势推行了十多年并取得明显成效、产生广泛影响的孔子学院及相关教育文化活动转变为以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的形式开展相关活动之后，这是一次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背景下、具有主客观多方面因素、具有强烈导向意义的一次重要转换，也可能是孔子学院成立以来发生的一次具有深刻意味的调整转变。
在这个转换更新、调整重组的关键时期，作为本领域及相关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者，除了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在某些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与改变之外，还有责任对既往经验、当下问题与未来出路进行积极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贡献学术思想和理论智慧，更多地从自身学科内部建设充实、完善提升的角度为这种调整和转换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与学术支持，以利于比较顺利地完成这种调整和转换，保证这项事业继续沿着预期的方向、以理想的状态建设提高、发展壮大。
在这种条件和环境下适时地提出“国际汉语学”的名义并对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和探索，就是这种学术文化愿望的一种表现和表达方式。
因此，应当认为，无论是从对外汉语教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或汉语国际教育的基本内涵、现有基础、内在条件、当下处境和未来可能来看，还是从与之密切相关的外在政治、文化、经济环境、文化交流与互鉴的现实需求、世界文化与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与创新发展可能等方面来看，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并建设一门作为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并重、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兼顾、海内影响与海外传播互通的学科门类、学术领域的国际汉语学，是有着可以期待并值得为之奋斗的可能性的。
《跨文化视域下汉语国际教育研究》
三、关于国际汉语学的基本构想
对外汉语教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或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地位、基本情况及处境、建立国际汉语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既如上述，那么，如何从学理层面厘清这一学科领域的核心问题、内涵和外延，从而寻求进行学术思考、理论探索、建设尝试的可能性，为之寻求合理而可靠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并期待得到更多的认可与尊重、甚至支持和帮助，是建立国际汉语学必然面临的重要理论难题和实践难题，需要并值得进行长时期的努力与尝试、思考和探索。
显而易见，要建构具有学术价值、学科意义的国际汉语学，必然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必须付出长时期的艰苦努力和执着探索。
尽管如此，其中的种种问题毕竟有着主次先后、轻重缓急的区别，有一些是必须摆在前面并进行探索和尝试的。从学科建设或学术研究领域建设的角度来看，至少有以下一些思考和探索是无法绕过、无可逃避的：
首先是理论基础与学科基础，这是一个学科领域获得学术合理性并得以存在、发展的基本依据和学术前提；其次是知识体系建设，这是一个学科领域得以存在的基本形式和学术形态，也是其获得学术合法性、具有无可替代性的知识基础与前提；再次是课程体系设计，这是作为一个理论与实践兼顾的学科领域进行知识传授、人才培养和自身知识建设、课程建设的基本方式和基本途径；最后是与相关学科领域的关系，这是一个学科领域进入更加广阔复杂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处理好与相关学科领域关系的重要保证，也是其得到学术认可、获得相关学科领域学术支持的重要条件。
《汉语国际教育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
从理论基础与学科基础来看，国际汉语学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理论和学科准备：
其一，关于学科自身的理论研究与学术建构，包括学科基础、学科内涵、学科归属、理论依据、学术目标、研究方法、学术规范、学术话语等，对学科自身的基本问题、重要概念作出尽可能准确清晰的规定或回答，从而为学科生存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学科建设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奠定必要的基础和前提。
其二，关于实践应用与经验总结，鉴于国际汉语学的实践性、应用性，在加强其学术色彩、提升学术品位的同时，必须继续保持和加强其以实践性、应用性见长的传统或习惯，使既有的实践应用成果、经验在新的意义上转换为学科建设与学术建设的有利资源，形成对该学科建设的有效支撑，勿使原有的特点、优势受到偏费，而走向另一个极端。
其三，关于学术史与研究史，虽然严格意义上的对外汉语教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或汉语国际教育的建设发展的时间并不长，不过四十多年的时间，但是广泛意义上的相关教育教学活动、学术研究、著述成果、文化交流等相当丰富，而且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甚至更早的时间。从国际汉语学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应当放宽学术文化视野，更多地关注早期形态的国际汉语教学与传播情况，从既往的学术史历程中汲取丰富的学术史和研究经验，为当下及今后的学科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其四，关于汉语的国际传播与跨语言跨文化接受，这一问题相当复杂，相关因素也多种多样，许多情况和问题并非仅从本领域自身就能认识或解决。但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当从自身的建设目标、发展可能着眼，进行扎实具体的基础性工作，不可能采取被动等待、依靠、要求的方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汉语的国际传播路径、方式、效果进行深入调研，对汉语跨语言、跨文化传播中出现的情况、效果、问题与不足进行细致的研判分析，就不能不成为国际汉语学建设与探索的一个必然环节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汉语国际教育跨文化交流理论与实践》
就作为一个以人文学科为主、兼及其他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学科，从知识体系与课程体系本身来看，国际汉语学至少应当具有以下四个层次的知识体系支撑和课程设置保障：
一是核心学科与基础学科，二是主要支撑学科，三是辅助支撑学科，四是技术支撑学科。
这是一种从内到外、从核心到边缘、从具体到广阔的逐渐向外延展的幅射影响关系，也是一种从自身内涵到相关领域逐渐展开的知识建构和学科建构设想。这种知识体系、课程体系的设计与建构进行得如何，是国际汉语学能否成立、生存并寻求发展的关键所在，这种知识体系与课程体系的设想或构建在国际汉语学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和基础作用显而易见。
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理解与认识这种层次关系和知识结构设想，并对国际汉语学的学科建设作出尽可能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的描摹。
第一层次，核心学科与基础学科：国际汉语学的核心学科与基础学科应当包括：
首先是现代汉语，这是最基础、最直接也最核心的科目，是国际汉语学能否建立、是否能建立自己的学科基础的最重要资源。
其次是古代汉语与近代汉语，作为现代汉语的语言基础、历史渊源和延伸拓展，这两个学科是国际汉语学是否具有雄厚的语言文化基础、深厚的历史底蕴的决定性学科，在国际汉语学的建设中显然具有非常主导、特别重要的地位。
此外，国际汉语学的实践性、应用性特点是非常明显和直接的，甚至成为该领域的一个显著标志，因此，原初意义上的应用语言学学科[3]就必然是国际汉语学的重要基础学科之一，这是该学科领域能否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支撑，也是该学科保持其应有的实践性、应用性特点所必须的学术保障。国际汉语学虽然以汉语为核心，但也必然经常性地涉及具有普遍性、共同性的语言问题，而非汉语或某一种语言所能解决或涵盖，因此理论语言学对于国际汉语学的建构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学科资源和学术支持，而且是目前亟需加强、亟待解决的一个薄弱环节、难点问题。
《汉语国际教育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究》
国际汉语学经常是在跨语言情境下进行的，或者其中经常性地包含着跨语言因素，因此比较语言学也应当成为该学科领域的一个重要基础学科而被关注。假如没有比较语言学的视野、角度与方法，国际汉语学的构建与探索不能得到比较语言学的支撑，也将是极为困难甚至是难以进行的。这也是目前的有关学术条件、相关学科准备中亟需补充和加强一个薄弱环节。
可见，这些核心学科和基础学科对于国际汉语学的规定性、保障性作用，是国际汉语学建构设计、建设发展不可或缺的学术前提和学科前提。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际汉语学的理论探索和建设实践，也可以从这一新兴的、特殊的角度反过来支撑和启发这些原有的核心性、基础性学科的建设发展，也可以理解为是这些学科在国际汉语领域的延伸、发展和应用，可能有助于这些学科自身的创新发展。假如这种互助、互动、互利关系处理得好，甚至有可能产生新的交叉学科领域或研究方向、研究课题，从而共同促进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进展。
第二层次，主要支撑学科：国际汉语学应当是一个具有新兴性、综合性、跨学科性质的学科领域，需要多个学科领域的共同支持、多个方面的协作支撑才有可能形成和建立，并不是几个语言学学科领域的简单相加或组合就可以完成的。
除了核心性学科与基础性学科以外，从更加外围、更加开阔的角度来看，国际汉语学的主要支撑学科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一些学科领域：
《汉语国际教育学报》
（1）中国文学中的主要学科，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文学批评史、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艺学也应当部分地涉及；
（2）中国历史，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等也应当部分地涉及；
（3）中国哲学，包括中国古代哲学、中国近代哲学与现当代哲学，或者可以理解得广阔一些，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更加有力地支撑国际汉语学的学科建构；
（4）中国民俗，包括中国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形态的民俗现象，民俗的范围非常广阔，举凡宗教、信仰、节令、日常生活、行为习惯等等，均可能具有民俗文化内涵或民俗学价值，这就需要根据学科建设的具体需要、不同阶段进行有效区分、选择，恰当地运用，发挥民俗文化传统在国际汉语学建设中的作用和价值；
（5）中国艺术，包括音乐、美术、戏曲等多个领域，不仅涉及具体的艺术形式、种类及其实践，也应当包括各种艺术形式、种类、形态理论，比如民族声乐、民族器乐、书法、绘画、篆刻、传统戏曲、曲艺等等，都应当在国际汉语学建设中具有突出地位并发挥重要作用；
（6）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中的一些部分也可以成为国际汉语学的支撑学科，比如不同国别或地区语言学、不同国别或地区文学、比较语言学、比较文学、翻译学等，这些学科领域的加入，有利于从更加具体、准确的角度直接支撑和助力国际汉语学的建设与发展。
可以发现，这些主要支撑学科可以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意义上支撑和助力国际汉语学的建构，成为其有力的学术基础和学科支撑，是国际汉语学必须紧紧依靠、取资借鉴的较为成熟的学科领域。
《汉语国际教育导论》
但是另一方面，如何将这些学科领域的成熟做法、经验合理有效地运用到国际汉语学中来，真正形成对这一新兴学科的有效、有力支撑，仍是需要付出许多实践、进行深入理论探讨的重要问题。
更进一步说，如何将这些学科比较自然、比较成功地引入国际汉语学领域，也使这些学科在支撑、助力国际汉语学的同时，自身也获得新的启发、新的走向和新的发展，从而使国际汉语学与这些支撑学科之间形成互动互利、共同发展的关系，确是一个相当复杂也颇有意义的问题，也可能是一个值得充分关注、深入研究的课题。
第三层次，辅助支撑学科：国际汉语学作为一个新兴的正在构建中的学科领域，当具有明显的综合性、交叉性特点。
因此，除了上述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学科支撑以外，还需要有更加丰富、更加多样的若干学科领域的辅助支撑，从更加外围、更加广泛的角度支撑国际汉语学的建构。这些外围性、辅助性学科至少应当包括：
（1）教育学，虽然“汉语国际教育”并不是一个恰当的名称，但是教育学学科对于许多学科领域的基础作用、支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对国际汉语学的支撑作用也是如此，特别是其中的高等教育理论、比较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中国教育史、国别教育学等领域对于国际汉语学的支撑和参考作用是相当明显的，因此应当重视教育学与国际汉语学的关系。
《“互联网+”背景下的汉语国际教育与文化传播》
（2）心理学，如同心理学对许多教育教学领域都具有的支撑作用一样，其对于国际汉语学的支撑作用也是相当明显的，除普通心理学对于国际汉语学的支撑作用以外，语言认知心理、学习心理、教师心理、比较心理等领域对国际汉语学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支撑和借鉴作用，而且在国际汉语中，教师心理、学生心理、教学心理、文化心理等方面的问题有时候会表现得更加明显或突出，因而心理学的作用有可能并应当得到充分的显现和有效的发挥。
（3）跨文化交际学，跨文化交际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其本身就具有明显的综合、交叉、探索发展的特点，国际汉语学作为一个具有明显的跨语言、跨文化特点的学科领域，必然与跨文化交际学产生密切关联，并且需要借鉴、参考其中的若干方面进行自身的探索和建构，较跨文化交际学更加后起的国际汉语学，自然需要得到跨文化交际学的支撑。
（4）传播学也是一个新兴的学科领域，而且也是一个关涉多个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学科，从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说，国际汉语学中的传播因素、特别是跨语言、跨文化传播因素是相当明显的，因此，传播学对于国际汉语学的支撑和借鉴作用也应当是相当明显的。
从总体上看，这些辅助支撑学科可能从不角度、在不同意义、不同程度上对国际汉语学形成支撑关系，可以助力国际汉语学的理论建构与建设实践；另一方面，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国际汉语学建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可能有益于这些学科的建设发展，从而形成互相支持、彼此借鉴的良好关系。
第四层次，教育技术支撑学科：在现代教育技术、网络化社会背景下，高等教育的许多学科都不能不与现代教育技术、网络教育资源产生密切关联。
国际汉语学作为一个经常需要进行跨国家和地区、进行远程化、异地化教学的领域，与现代教育技术、网络教育资源的关系不仅相当紧密，而且具有明显的特殊性。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论集》汉语国际传播研究卷
为了适应现代社会背景、现代教育条件下的教育教学需要，国际汉语学要有技术支撑学科的支持，主要包括：现代教育技术，现代教育技术作为一个可以涉及许多教育教学领域的学科，如何发挥自身的特色优势，加强与相关专业领域的结合，合理运用到国际汉语学的建构之中，对其产生应有的支撑和辅助、保障和促进作用，就是一个必须面对和探讨的问题。
网络化、信息化教学技术作为现代教育的重要特点、重要因素，也是国际汉语学值得取资、借鉴的学科领域，将其中可以运用、取资的部分运用于自身的理论建构、尤其是教学实践当中，突破由于时间、空间限制而产生的制约或不利因素，应当是国际汉语学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中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
特别是在近两年新冠疫情全球性流行的特殊背景下，国际汉语教学与研究遭受到明显的冲击，面临着空前严峻的考验，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现代网络教育、远程教育技术发挥着空前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一些方面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教育方式和传播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疫情对于国际汉语教育教学的冲击，探索和积累着将网终教学、远程教学大量运用于国际汉语教学的可行出路和实践经验。
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现代教育技术、网络化教学技术在国际汉语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从另一角度来看，现代教育技术支撑学科在国际汉语领域的新运用、新拓展，也是其应用领域、应用价值的一种有效延伸和发展，在这种新的运用场景中可能获得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新经验、新启示，对其自身的学科内涵、意义价值也是一种丰富完善。
以上只是从核心学科与基础学科、主要支撑学科、辅助支撑学科和技术支撑学科四个方面进行的大概划分和阐述，每一个学科层次或学科门类的划分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备的、穷尽式的，只能是述其大端、举其概要，希望能借此举一反三，引发一些思考和讨论。
《汉语国际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
从学科逻辑、学科建构的角度来看，应当清楚地意识到，在本文列举的“核心学科与基础学科→主要支撑学科→辅助支撑学科→技术支撑学科”四个层次的学科层次、学科关系中，国际汉语学的内涵应当是比较清晰的，核心课程与基础课程也是比较明确和确定的，而随着其学科外延的向外扩展，所涉及学科领域可能就不一定那么明确、那么清晰了。因此它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之多、范围之广，只能有一个大概的方向或范围，是难以一一列举的，更是无法穷尽的。
因此，建构和设计中的国际汉语学的学科结构应当是核心突出、中心明确，主体部分和中间部分也相对清楚、确定，而边缘部分呈现出向外扩展、逐渐不很确定、不甚明晰的状态。
随着国际汉语学的建构、尝试与发展，相关问题会表现得愈来愈明显，其学科结构也可能呈现出愈来愈清晰、愈来愈确定的状态。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长期、复杂的尝试、探索的过程，需要付出更多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对此，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和教育教学工作者应当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学术耐心。
《高校汉语国际教育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