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和大秦一样，隋朝也是以武力优势结束了长期的分裂状态新建立了一套秩序，由于疆域的统一并不能迅速实现文化、经济、政治的统一，所以大隋的新系统也是非常脆弱的。最终由于炀帝的操作不当，二世而亡。

首先，隋朝灭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关陇集团对炀帝的抛弃。从西魏到北周，再到大隋，北方的统治主体一直都是关陇集团，这个集团才是大隋政治的真正话事人，是大隋皇权的重要支撑。只要当好这个集团的代言人，杨氏就基本能保持对皇权的垄断。

但从文帝开始，大隋天子就有挣脱关陇集团束缚的意愿，文帝收回官吏的任命权，废除府兵的军籍就是具体表现。炀帝即位之后，接着执行父皇的意志，不仅营建了东都洛阳将政治中心东移，还大肆削弱关陇集团在大隋庙堂的比重。

大业五年（609）二月，炀帝下诏，“关陇子弟不得再凭借门第优势获取权力”，直接剥夺了关陇子弟以血统优势进入官场的特权。为什么杨玄感叛乱时，关陇子弟都争先恐后加入其中，原因就在这里。

同时，炀帝还通过重用南方士人以稀释关陇集团在庙堂的比重，比如，裴蕴、虞世基、来护儿等人。就连南陈皇室后裔都得到了重用，据史书统计：大业年间，南陈宗室在大隋为官者县令一级的有21人、郡守7人、郎官4人、卿5人。

南方士族大量走入帝国的庙堂。

但在关陇贵族的认知中，大隋的蛋糕是关陇子弟的专属，不容分享，炀帝引入南人明显是在抢他们的蛋糕。

当然，炀帝给帝国庙堂换血最重要的措施还是增加了进士科，以考试的方式来主动给大隋的官僚阶层进行换血，以阳谋来将关陇集团公然排斥出局。

同时，炀帝三征辽东的行为也激怒了关陇集团，大家都怕帝国的灭亡会危及到家族利益。

大业十一年（615）三月初五，炀帝又下令诛杀了以李敏为代表的关陇豪族李氏家族，此次事件是继杨玄感叛乱事件之后，炀帝和关陇集团内部矛盾的又一次升级。

这就直接造成了关陇集团与炀帝之间的割裂。炀帝为什么后来不敢呆在北方，就是他怕被关陇集团给换了，所以才跑到自己的大本营江都，想复制东晋当年割据江左的模式。

但是到了江都之后，南北矛盾就更加剧烈，由于大家的家眷、财富都在北方，所以骁果们都想回到北方，即使炀帝允许他们在当地成家也根本无济于事。于是，这种情绪就被宇文化及兄弟所利用，最终发动江都宫变杀死了炀帝。

江都宫变之所以非常顺利就是因为，炀帝还没有培养出一个足以和关陇集团抗衡的新的政治群体，所以才会身死江都。

炀帝之死本质上是因为南北矛盾，是关陇集团抛弃了他，然后重新选了一个能代表他们利益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唐高祖李渊。

李渊整合了关陇势力 图源/剧照

而关陇贵族之所以能够轻易颠覆炀帝又是因为，大隋没有藩王勤王。南北朝期间，大多数皇帝都会大封宗室来拱卫皇室，以制衡强大的世族力量，隋文帝即位之后也打了这张牌，以子孙为王来镇守各地，比如益州、扬州、并州这几个重要的地方都是亲王坐镇的格局。

但是随着大隋内部内斗的升级，藩王势力却相继被清空——

开皇二十年（600）六月，秦王杨俊在被文帝废黜之后死于秦王府邸，年仅30岁；开皇二十年（600）十月初九，隋文帝下诏废黜了太子杨勇的储君之位，并将其幽禁；仁寿二年（602）十二月二十日，蜀王杨秀被废为庶人并遭到幽禁；仁寿四年（604）杨广登基之后，汉王杨谅于并州造反，失败后被炀帝废为庶人。

没有强悍的藩王坐镇地方导致大隋中枢在遭受冲击时根本没有勤王力量，这是炀帝横死、大隋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

当然，炀帝帝位遭受冲击的最直接原因还是三征辽东。大业七年（611）二月十九日，炀帝在结束二巡江都的工作之后正式踏上了征辽的征程。此次征辽，炀帝几乎调动了整个帝国的力量——

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三万人；敕河南、淮南、江南造车五万乘送往高阳；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需；发江淮以南民夫将黎阳和洛口等仓储的粮食运往涿郡...

用史书的原话来说就是：扫地为兵、天下骚动。

隋军此次共出动了1133800人，号称200万。可以想象，整个天下的资源都被汇聚于涿郡。

讲真，这个战略决策本身并没有问题，因为辽东本来就是中原王朝领土的一部分，大隋天子有必要将其再次纳入帝国的版图，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况且，文帝在位期间就曾于开皇十八年（598）六月出兵三十万东征高句丽，只不过运气不好遇到了极端天气而已。

如今，炀帝只不过是完成父皇的遗志，这是大隋朝野的共识。

但问题是，这场战争只能胜不能败，因为大隋内部还存在着严重的内部矛盾，只要大隋打了败仗，立刻就会引发内部矛盾。

可是炀帝并没有在战略战术上足够重视，不仅御驾亲征，而且还是以受降的姿态去的，导致隋军败得极惨，据史书记载，当初渡过辽河的隋9路军共355000人，但是回到辽河以西的却仅仅只有2700人，军资器械更是损失无数。

第一次征辽失败，不仅使大隋在物资、人力层面损失惨重，更是使炀帝多年来积累的威望下跌，使炀帝构建的以大隋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遭受到挑战，要知道，当时各国、各部落首领可都是跟随炀帝前往辽东观战了。

东突厥的始毕可汗后来为什么不认炀帝，甚至还在炀帝北巡时导演了雁门之围差一点就干掉了炀帝。还有，大隋为什么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吐谷浑又乘乱恢复了在青海的故地，就是隋军在辽东战场的惨败引发的连锁反应。

和大秦一样，炀帝的扩张战略太快了，新占领的地方还没有消化就又去征讨别的势力。这就直接导致，新的地方没有占领而旧的地方因为受战败的波及而乘机脱离了大隋的体系，等于是炀帝白忙活一场。

就算炀帝打下了高句丽，以当时大隋的内部矛盾，也根本无法做到对辽东的有效消化。炀帝就应该在消化了青海、西域并恢复了国力之后再用兵高句丽，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如此才是最稳妥的做法。

但炀帝却想在最短的周期内干最多的大事，结果导致了消化不良。

在第一次东征高句丽时，大隋就已经爆发了农民起义，可炀帝为了面子还是坚持二征高句丽，结果后方又爆发了礼部尚书杨玄感的叛乱。杨玄感的叛乱使炀帝和基层百姓的矛盾上升为和关陇集团内部的矛盾，农民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式的起义已经升级为大隋官僚为了颠覆炀帝而发动的以改朝换代为目的的叛乱，由经济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

辽东之败使大隋的内部矛盾进一步升级 图源/剧照

结果是，罗艺、梁师都、李轨、刘武周、薛举等这样的隋朝官吏也乘机起事准备在乱世分一杯羹。就连炀帝派往救援东都的王世充都叛变了隋朝。这些人要能力有能力，要实力有实力，更有整合当地资源的影响力。当然，实力最强悍的还是唐国公李渊。

李渊西入长安是一路走一路招降，就连炀帝小舅子萧瑀这样的重要角色都投降了李渊。等于是炀帝被大隋官僚集团集体抛弃。

当整个官僚集团都抛弃炀帝时，大隋的江山也就到了剧终的时刻，这就是炀帝为什么对遍地的农民起义视而不见，但却在杨玄感反叛时果断放弃辽东回师救援的核心原因。

不过，和大秦灭亡一样，隋末的乱局也是由农民起义所引发的。有学者进行过统计：隋末农民起义大约有126起，地主阶层起兵的有60多起。就连宗教人士也以起兵的方式反对炀帝，比如，大业九年（613）扶风僧人向海明自称弥勒出世，拥众数万，于当年十二月十八日自称皇帝，改元白鸟；大业十二年（616），河北浮屠高昙晟，率领僧人五十人裹挟斋众造反，杀县令，自称“大乘皇帝”...

由于炀帝还扬言准备四征高句丽，就导致农民起义的火势越来越猛，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就利用了这种矛盾。

而隋朝末年之所以会出现遍地的农民起义又是因为，炀帝时期的徭役实在太重，大型工程建设和战争几乎就没停过。有学者对仁寿四年（604）到大业八年（612）这八年历史区间隋朝的徭役进行过统计：在这八年时间内，隋朝22项力役共征调人力约3012万，而大隋当时的人口数量是4600万。

由于工期都比较紧，所以就造成了民夫大量死亡的现象，比如：大业三年（607）修筑长城，死者十五六；营建东都洛阳的200万民夫也死掉了十四五...史书的原话是：

天下死于役。

由于大型工程密集性开展导致男性根本不够，炀帝直接连女人都投入了力役，甚至和佛门争夺人口，这就是佛教中人会起兵的原因。

再加上大业七年（611）十月，山东和河南还遭受了特大洪水，人民在生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就更加无所忌惮，纷纷加入了起义军，用史书中的原话来说就是：“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皆盗武马，始作长枪，攻陷城邑。”

当然，关陇和关东、江南的地域矛盾也是起义迅速发展成燎原之势的原因。比如，至大业八年（612），见诸史籍的农民起义军一共有21支，其中山东14支，江淮4支，河南、关中、河西各1支，其中第一个起义的人就是山东邹平人王薄。

随着起义势力的不断壮大，江淮、岭南、江东等地的农民起义也是风起云涌，甚至北方的农民起义军还转战江南去南方发展。

就算炀帝将江南视为自己的大本营，最后也前往江都避难，但在江南遍地农民起义的现实面前也很难支撑。因为，即使炀帝所带的关陇府兵能征善战，但却根本无法收取足够的税赋，炀帝朝廷势必会在粮食危机面前自行崩溃。后来，骁果们之所以发动江都宫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江都已经没吃的了。

同时，骁果们发动宫变还有一个原因，炀帝由于没有及时兑现平定杨玄感叛乱和解除雁门之围危机的赏赐，导致军人群体对炀帝彻底失望。

另外，炀帝无节制的巡游也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负担。据统计，炀帝在位的十四年间，曾经三下江都南巡、北巡四次、西巡一次，共进行了八次巡游，在京师长安呆的时间还不足一年。

而现实又是，炀帝每次巡游都是巨额花费，比如，下江都要大量制造龙舟，北巡突厥要向游牧民族展示大隋的富强，西巡张掖期间举行的大型宴会也是用钱铺路，而巡游途中地方州县更要向炀帝的移动朝廷进行物资供应，造成了地方的供应压力。

为了方便巡游，炀帝还以洛阳为中心在全国各地修了好多离宫，这也是耗费民力、财力的工程。

所以史书才会说：“炀帝以巡游亡天下。”

当然，炀帝这种浮夸的作风也和文化有关系。南北统一之前，北方的文风比较质朴、务实，而南方的文风却是满纸浮华之气，由于炀帝长期坐镇江都，受南方文化的浸染较深，于是在即位之后就大力推崇南方文化，导致大隋的风气也不再质朴。

而且，炀帝还特别自负，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都说朕是凭借血缘优势当的皇帝，但如果将天下的精英集合在一起比才华，朕依然能够胜出。”

炀帝极其自负 图源/剧照

炀帝已经由自信发展到了自负。这种自负心理导致他进一步不听谏言。就算他的心腹忠臣张衡向他提建议，依然免不了被杀的命运。张衡曾经趁着炀帝高兴的时候乘机进谏：“这几年劳役实在太繁重了，百姓疲敝，陛下还是稍微留意一下，缓解一下百姓的负担。”

但张衡最终的命运却是，先被贬官，后来又被赐死。

就连文帝朝的忠臣高熲因为曾经向观德王杨雄抱怨“近来朝廷殊无纲纪”，从而被诛杀，同时被杀的还有贺若弼、宇文㢸。就连同情高熲的薛道衡也被炀帝所杀，天下冤之。

炀帝不但不设谏官，就连向他提谏的人，他也要杀。同时，像苏威这样的忠臣也被边缘化。

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向炀帝提建议，炀帝自己都说了：“我性不欲人谏。”

但一个人的智慧毕竟是有限的，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必然会踩坑，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主动提建议来避坑，可炀帝却将这扇门给关了，导致大隋江山完全靠炀帝一人的大脑系统指挥，在这种个人意志没有纠偏机制的情况下，出错，是必然的。

所以史书才会评价：“隋以恶闻其过而亡天下。”

在关上纳谏这扇门之后，炀帝用的都是一些顺从自己的人，像宇文述、裴矩、裴蕴、虞世基等人，就连前太子杨勇曾经的亲家云定兴因为及时向炀帝表态，从而先后被授官少府丞、卫尉少卿、左屯卫大将军等职。

裴矩虽然在经营西域一事上出力颇多，但也极大消耗了大隋的府库。说白了，还是为了顺着炀帝的意志来。

史书对此的评价是：“朝廷无正人，方岳无廉吏，跨州连郡，莫非豺虎之流。”

李渊后来就曾一针见血地说：“隋氏以主骄臣谄亡天下。”

总之，和大秦一样，大隋在诸多历史矛盾的作用下很难平稳、长久地运行，但是如果操作得当，稍微延长周期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隋朝的悲哀之处就在于，炀帝精力太过充沛，欲望太大，做了许多超越历史条件的大事，结果导致了大隋的二世而亡。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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