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一个事情，尼采特别提倡要有一个观点，要有一个角度。因此很多人把尼采叫作观念主义者。他的这个观念，不是说我们的观念可以决定一切，而是说当你换一个观念和角度来思考理解事物的时候，这个事物就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我们也不妨换一种观点，换一个角度来解读中国文化，就可能在感性认同之外增加一点理性上的认同。这个观点，就是我今天想说的功能主义观点。

“功能”这个词在英文里就是“function”，就是“作用”的意思。不要因为加上一个“主义”就觉得有多么神秘。看一个事物的时候，不一定非要说这个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只要知道这个事物在世界当中发挥什么作用，或者说它扮演什么角色就可以了。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的思维形成了一种很强很硬的思维方式——总是希望找到事物的最根本的原因，总觉得现象之后还有一个本质。如果找不到这个本质，看不清这个本质，就会忐忑不安。所以我们历史上有很多理论，比如我们最熟悉也最能接受的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决定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决定意识形态。再比如地理决定论，认为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经济状态，这个经济状态又决定了人们怎么想怎么做。这样一种寻求根本解释的方法在今天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了。它太僵硬了，它使你的思维向一个形而上学的僵化的胡同里走。再比如我们一直要比较到底是中国文化好还是西方文化好？到底谁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诸如此类，一直要找到一个最终的答案。

这样的思维方式往往没有结果。功能主义观点是说我们看一个问题的时候，不一定要找到一个最终的答案。要注意的是，一个事物起什么作用，它又是如何起到这个作用的。功能主义就是要把你的眼光和注意力转移到别的角度，寻求一个有效的问题，寻求一个有效的解释，不要问无效的问题。

举个例子。比如藏传佛教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制度——活佛转世。也许我们不接受什么人能转世的说法，那么是不是由此就要否定藏传佛教呢？不是。功能主义的观点是说你换一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换一个角度去提问题。问题应该是：为什么在藏传佛教里发明了这样一种制度？这样的制度在藏传佛教当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用这样的观点来看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就会看到完全不同的另一面。这时候看到的藏传佛教就不再是一种迷信，而是一种境界、智慧。活佛转世，说到底是要解决宗教领袖的交接问题。

这样一个问题大到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小到任何一个组织团体都是存在的。只是不同的文化用了不同的办法来解决。例如西方社会是用民主选举的办法，我们传统的社会是用世袭的方法，西藏人选择了活佛转世这样一个办法。在这个意义上再来看这个制度，就会对这个制度作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程序，你总是希望选出来的这个人有比较好的素质、教养，智力健全（世袭就可能由一个智力不健全的人来当领袖），另外还希望他有威望（对一个国家来说，一个领袖有威望比没有威望对于这个国家是幸事），所希望的无非是这些。而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具备不具备选出这样一个接班人的条件呢？我看是很具备。这个制度也是在那样的特殊背景下，经过了不知多少人的苦思冥想才产生的，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发明创造。

功能主义的观点，是反对决定论的。它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反对一个因素可以绝对地决定一个事物。功能主义实际上在西方很流行，特别是在美国。我们一说美国的哲学，就是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哲学里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功能主义，它是用这样一种观点去看待事物和解决问题的，它很实用。这个实用不是贬义的，而是一个中性意义上的甚至一个褒义上的实用。它能够解决问题。

功能主义最初的兴起是与十九世纪的很多科学的兴起相关的。特别是人文科学里的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的长足发展。这个发展不仅仅是学界的事情。由于这些学科的发展，人们研究了很多原始的部落、原始的宗教，曾经很多被认为是落后的民族、宗教、部落等。这些学科将很多学者的眼光转移到那些曾经被认为是愚昧落后的角落。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人们才发现在那些文化中存在那么有生命力的东西。人们这时候才用一种同情的、理解的眼光来看待那些原始的部落和宗教，才发现了我们今天的现代人在用一种僵化的、自以为是的观点来看待过去，把过去和现在完全看成一个进化的关系，完全看成一个不断从落后到先进的进程。这个看法有点历史决定论的色彩，而实际上可能不是那样。一个民族的文化之所以表现出那么顽强的生命力，一定有它使现代人都惊叹的东西。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告诉我们，历史前期的世界文化是非常多样的，有多种路向，我们可以有多种选择。有了这样的观点以后，人们开始重新解读历史。

用这样的观点来解读中国文化，不仅会从情感上来认同，也会从理性上发现中国文化的价值。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有两个最有生命力的东西，一个是家庭和由家庭派生出来的众多的家庭观念。对家庭的重视、对家庭的强调，是我们中国文化中独有的。很多观念都是从家庭当中派生出来的。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才有上下，有了上下才有了那么多的礼仪和规矩，这是中国人的观念。所以我们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有关于国家的观念是从家庭的观念推导出来的。孔子讲爱是有差等的，最有生命力的爱是有血缘基础的爱，你最爱你的亲人，然后由此推开。

中国文化一脉相承，延续了数千年，正是这个文化的基本单位——个体的家构成了整个的中国文化。有人说中国文化是一盘散沙，说中国人特别爱内斗。钱穆先生说我们不是一盘散沙，我们是由很多有机的元素构成的。每个家庭都是有生命力的有机单位，家与家之间又有了联姻关系，慢慢就组成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又在不断地强化我们“家”的观念，就是这个“家”使中国文化表现出今天的这个样子。由“家”又派生出了很多观念，比如“孝”等观念。庄子主张一个人自然地活一生，什么意思？就是实现你所有的阶段，你被人养过，你养过别人，你最后又被人养。这就是从家庭伦理来说最自然的一生。你把这三个阶段都走过了，这就是寿终正寝，完美地实现了你的人生。这都是从血缘、家庭伦理来讲的。中国人一直在讲的就是这一套观念。中国人靠这样无数的小家组成中国文化，这个文化极有生命力。

摘自作者在乾元国学讲授的《用功能主义的观点解读中国文化》，标题为编者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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