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问题是：一种作为科学的体系哲学“如何可能”？从“体系哲学的历史与未来”来看，就“历史”而言我们可以这样询问，但就“未来”而言，问题恐怕会是：一种作为科学的体系哲学“是否可能”？仅就体系哲学的典型形态即形而上学早已失去旧日的辉煌地位而言，估计大多数人都会对这个问题给出否定的回答。有鉴于此，我想把一种体系哲学是否可能的问题搁置，优先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是否仍然需要一种体系哲学？
“一种作为科学的体系哲学”中的“科学”并非指自然科学式的科学，如果是那样的话，作为科学的体系哲学肯定是不可能的。如前所述，哲学与科学最初是一回事，甚至可以说科学的科学性源自哲学，亦即讲究合理性合乎逻辑的推理论证的体系。尽管哲学始终没有能够形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统一的范式，但是哲学毕竟是理性的产物。实际上，黑格尔已经意识到了哲学只有作为体系才能成为科学，因此我们暂且不去纠结哲学的科学性问题。
如前所述，我们在哲学体系与体系哲学之间做了区别，“体系哲学”相当于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亦即将宇宙或者关于宇宙的所有知识作为一个整体纳入一个哲学体系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说，黑格尔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完成也标志着形而上学的终结，在黑格尔之后，妄言构造某种体系哲学基本上不会有响应者。即使有某一位试图复古的哲学家要这样做，科学家们也是不会答应的，诚如霍金所说：哲学已死，原本由哲学家从事的描述和解释宇宙的工作已经统统交由科学家处理了。或许有人会说，霍金毕竟不是哲学家，他的话不必当真，然而实际上霍金所说的都符合事实。17世纪科学革命之后，科学与哲学逐渐分道扬镳，时至今日，认识和描述宇宙早已不是哲学的任务，科学和技术已经完美地实现了哲学要合理地解释世界的理想，哲学家们甚至在相关领域已经没有了说话的资格。问题是，如果霍金所说的符合事实，体系哲学的意义何在？我们还需要体系哲学吗？
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构造体系哲学的工作与哲学的危机有关，仅就哲学至今仍然不断地在寻求自己的位置而论，哲学的危机尚未过去。当我们回过头来思考德国哲学家们为什么要构建体系哲学的问题时，康德哲学的意义便凸显出来。康德是体系哲学的奠基人，不过与其后继者却又不同，康德试图彻底发挥主体性的原则，而德国观念论则试图在主体性的基础上恢复古代哲学的客观性原则，至少康德与黑格尔对客观性的解释是完全不同的，这体现为康德的“纯粹理性的体系”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之间的区别。体系哲学试图构造一个关于宇宙的或者说关于宇宙所有知识的形而上学体系，这个理想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时至今日我们仍然需要康德哲学，这恐怕与他应对哲学危机的方式有关。
轴心时代形成的各个文明理念为不同的文明构建了不同的“意义世界”，包括中国的先秦诸子百家、希腊的哲学、印度的奥义书和佛陀、伊朗的琐罗亚斯德和巴勒斯坦的犹太先知。然而，精英性的希腊哲学或许并不是那个时代主导性的文化理念，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苏格拉底被雅典城邦判处死刑这样的历史事件了。哲学能够产生广泛的影响，它与科学的“血缘关系”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哲学的“意义世界”自然要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说起。相对于纷繁杂乱变动不居的现象界，每一类事物“是什么”的类本质（苏格拉底）构成了一个类或共相的世界（柏拉图），科学为存在物“分门别类”，哲学则以一套范畴体系为所有存在物的整体性的存在分类（亚里士多德），由此规定了形而上学的任务：以一个完美的本质世界为现象界提供基础和根据，这个本质世界直到17世纪科学革命之后催生了我们今天的科学世界。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科学世界能否构成我们的意义世界？
在某种意义上说，康德在证明了科学世界的有效性的同时，为哲学开辟了另一条道路，指明了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更高的意义世界，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意义世界，亦即体现为道德世界的理智世界。康德留给我们的遗产呈现为两个世界：一个是现象界（经验世界），这是自然科学的对象，必然性的领域；一个是作为道德世界的理智世界，这是伦理学的对象，自由的领域。如果我们不接受康德之后的德国哲学家们试图重新构造一个统一的世界的做法，那么就有可能面临康德的难题：自然界相当于科学的世界，这是物的世界而非人的世界。通过悬搁事物自身而呈现出来的自由体现在道德之中，当且仅当人按照理性法则而行动的时候，他才是一个理性存在者，由此而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理想性的理智世界，对人来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意义世界”，问题是如何协调这两个世界的关系。
在我看来，科学描述的是物理世界，哲学的功能应该体现为构建一个意义世界。在某种意义上，科学与人文在古代哲学中是一体的，而经过康德的哲学革命分化为两个世界，德国观念论试图将它们再一次合而为一，这项工作显然失败了。我们能否说哲学应该与科学分工，去重构我们的意义世界？因为这个意义世界对我们来说性命攸关，但是现在却陷入了危机。轴心时代形成的各个文明理念的作用至少有三重：第一，作为抵御虚无主义威胁的“堤坝”，形成了一个意义世界作为我们各自的家园；第二，作为伦理规范，体现为将不同血缘、不同民族凝聚为一个整体的精神纽带；第三，作为安身立命的理想，体现为个人精神追求的道德境界。随着轴心时代的没落，尤其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遭遇挫折，所有这些都成了问题，而且已经扩大为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今天的世界是由科学技术主导的“科技文明”的时代或全球性文明的时代，但是由于体现为工具理性的科技文明其自身难以形成某种可以取代传统观念的新的价值理性，我们貌似生活在两个分裂的世界：一个是由科学技术（主要是技术）统治的世界，看起来一切都秩序井然，另一个则是人文的世界，呈现为文化多元化的混乱局面。科学技术的世界始终“面向未来”，而人文世界却时常心念已成过去的传统。在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是经济市场的一体化，另一方面所有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不得不碰撞到了一起，呈现为更加复杂的局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对哲学有更高的要求。
这里所说的哲学既不是西方哲学也不是中国哲学或东方哲学，而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哲学自古希腊诞生，也曾经是“地方性知识”，不过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逐渐获得了世界性的影响，尤其是它与科学的“血缘关系”，使得这种小众的精英文化，在各式各样地方性知识相互碰撞交融中脱颖而出，加之哲学的思维特性遍布各个文明，所以很可能就理论而言是我们解决当今时代难题的出路所在。与所有的文明理念不同，哲学的确也试图把握真理，但是由于它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种绝对真理来，始终处在众说纷纭的尴尬处境，这一向被看作哲学的缺陷，但是现在看来也可能恰恰是哲学的“优点”：哲学不讲教条不迷信权威，只讲道理。因为哲学的抽象性、普遍性和理想性，以及问题意识、批判精神和思辨思维，可以融入任何一种文明理念之中，这就使它有可能成为融合不同文明理念，形成综合性的全球性价值观念的希望。
我们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比如气候变化、生态危机、恐怖主义，以及当前面临的新冠肺炎等，只有从全人类的立场出发，在全球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这就需要有共同合作的“平台”。显然，这个平台不可能是某一种文明理念，更不可能是某一种宗教，在我看来只有哲学可以承担这个重任。我们不妨以哲学为“方法”构建一个全球性的意义世界，这个意义世界并非要“一统江湖”，恰恰相反。正如生物多样性是生物进化的基本前提，文化多样性亦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发展的前提条件。因而一个全球性的意义世界并不是要取代不同的文明理念，而是形成一个可以让不同的文明和平共存、共同发展的“平台”。就此而论，或许一种可以综合不同文明理念而形成一个全球性的意义世界的体系哲学，乃是我们这个全球性文明时代的迫切需要。
因此，一种可以设想的体系哲学不再是关于宇宙或者关于宇宙的所有知识的形而上学体系，而是某种有可能将曾经不过是“地方性知识”的不同文明理念融合在一起，构造成为一个地球村的意义世界，这应该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世界，它不能规定最高的理想，但却可以形成一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第三十章》），从而使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相互之间和平共处的“平台”。
关于体系哲学的未来，我只是尝试性地从我们的需要出发做了一些探讨。在我看来，如果体系哲学有“未来”，那么它至少要解决两个难题：其一是如何形成一个可以容纳所有不同文明理念的意义世界，其二是如何协调与科学世界的关系。
摘自《一种作为科学的体系哲学如何可能？——以康德哲学为中心的思考》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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