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2月，梁启超启程前往英国考察他心心念念的现代宪政制度

不过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并未给梁启超带来什么新的启发，反而是偶然间对比了中英两国之间的“医学”后，梁启超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写了一篇名为《医学善会叙》文章来论述自己的感受：

“（英国）……自1842年变政，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全体，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之多寡，而讲衣服寒热之准，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老，而讲免疫，而讲割扎……学堂通课，皆兼卫生”

给英国吹了一通莲花屁后，他笔头一转给中国特别是中国的中医好一顿棒槌：

“（中国）……一岁之中，其坐药误而死者，不知几何人。疾本可治，而不解治之道，束手听其作毙者，不知几何人。坐道路不洁，居宅不清，饮食不净，感召疫疠，坐病致死者，不知几何人。坐父母有病，受质弱，未及年而死者，不知几何人。胎产不讲，坐孕育而母死或胎落者，不知几何人。故孳生虽繁，而以每百人较其死亡多寡之率，亦远甲于大地”

对比完中英两国的医学制度后，梁启超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想要赶上世界大势，当下最迫切的是建立现代公共卫生医疗制度，必须采纳西方的医学制度

请注意，梁启超并非简单的比较中西两种不同医学的差别，他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认识并提出“公共医学”概念的人。而这个概念是中医从未有过，也不可能依靠中医建立起来的

啥是“公共医学”？它对中国为何如此重要？为何只能采纳西医而中医提供不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910年东北大鼠疫，彼时的中西医都没有治疗鼠疫这种疾病的特效药

当伍连德提出要焚烧病患尸体阻断传染源的时候，在场的医生非医生的都傻眼了，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病人生了病不想着怎么去治，反而要冲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下手

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不正经医学手段”的“焚烧尸体”，让东北鼠疫在几个月里就彻底终结，这就是公共医学的价值

而提供这种价值的前提，是需要有完整的微生物学知识、解剖学知识、传染病学知识、生物化学知识、流行病学知识等等现代科学知识体系

而对于中医这种还将传染病视为“六气致病论”一环的传统医学来说，显然是超纲了

梁启超正是看到了中医在提供“公共医学”方面的无能，才提出中国想要走向现代化国家发展的正轨，中医是一定要摒弃的

于是在1925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卫生部正式成立了中国卫生史上第一个“公共卫生事务所”，用于集中管理传染病和流行病等方面的工作

你猜猜北洋政府找谁成立的这个事务所？

答案是——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主持建立的“公共卫生事务所”里显然不会有什么中医的位置，中医在参与中国公共卫生医疗事业建设方面的价值几乎为0

既然价值为0，那有没有你中医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于是在“公共卫生事务所”成立后的第四年，也就是1929年，北洋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正式提出议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而在这份议案里，在对为何要废止中医就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中医学对疾病的成因)根本不明，诊断无法，举凡调查死因、勘定病类，预防疫疠，无一能胜任”

几乎全盘否定了中医在公共医疗卫生领域中的价值

作为提案人之一的伍连德甚至还说出了这样的话：

“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回到题主的问题上来

当年梁启超亲眼见证了西方的“公共卫生”制度的强大，提出中国想要走向现代化必须依靠西医

“中医无法提供公共卫生服务”这种认知一旦深入人心，结果就是后来的“废止中医案”

所以回顾历史你会发现，国家和人民需要的现代化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而这种服务你中医又提供不了

所以发展不发展中医的，对国家和人民的意义真就毛用没有

未来的中医只能和国学一样，成为少部分人的“兴趣”和“爱好”，而无法成为服务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的力量

说到底，一代医学有一代医学的历史使命，中医已经很好的完成了他的使命。它能做到的已经做到了，它做不到的你逼死它也没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