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体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在全书开篇，就深刻勾勒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要事件——“三家分晋”。

作者司马光认为，“三家分晋”的性质十分恶劣，是天下动荡、武力篡权的先兆。

司马光何以对“三家分晋”如此不屑？这一事件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历史背景与深远意义呢？

司马光画像

“三家分晋”，指的是公元前403年，周烈王将晋国的大夫魏斯、赵籍、韩虔正式册封为诸侯的故事。

晋国，这个春秋时期的庞然大国，由此被一分为三，成为魏、赵、韩三国，史称“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预示着中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之前的“春秋五霸”，变身为“战国七雄”，即齐、楚、燕、韩、赵、魏、秦。

新晋三国直接进入霸主阵营，和老牌霸主并列争雄，晋国昔日的辉煌程度可见一斑。

为什么如此强大的晋国也会被瓜分呢？这和多年以来，晋国贵族势力的膨胀与争斗息息相关。

早在晋国霸主晋文公重耳当政期间，晋国的一些贵族家族便趁势崛起，相互倾轧，到公元前458年前后，智、赵、魏、韩四大家族脱颖而出，形成对峙。

其中，又以智氏家族的实力最为雄厚。智氏的掌门人智伯野心勃勃，想要吞并其他三家，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

面对赵氏的不配合、不服从，智伯是一言不合就开打，逼得赵氏在晋阳城浴血奋战了三年，战况相当惨烈。

最终智伯甚至还引来了汾河之水倒灌晋阳，逼得全城百姓不得不爬树求生，苦不堪言。

就在赵氏生死存亡之际，旁边做帮凶小弟的韩氏和魏氏感觉到了惺惺相惜，唇亡齿寒。

于是在赵氏的拼命游说下，三家联合起来，里应外合消灭了智伯，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

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篇故事，“三家分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励志属性拉满，确实十分精彩。可是作者司马光却对这一事件深恶痛绝。

他在《资治通鉴·周纪一》中郑重其事地批判：“天子之至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言外之意，国家运营，要有一套由礼、分、名组成的严格的秩序体系，天子最大的职责就在于维护这套体系。只要这套体系不出乱子，国家就能正常地存续和运营下去。

在“三家分晋”之前，周王朝虽然也经历过攻伐和兼并，但整体的礼、名、分的体系还在正常运转，没有受到特别大的破坏。公、侯、卿也都各安其位，即使有野心，也不敢超越自己的名分。

可是“三家分晋”的事件则公然挑战了这一秩序，昭告天下以实力为尊，靠拳头分得一杯羹。

这样的头一开，以后的天下还能够正常运转吗？不进入弱肉强食、暴力更迭的丛林法则才怪！

特别理解司马光对于三家分晋的分析和论断，作为中国儒家思想的忠实拥趸，司马光的基本立场，本就是要拥护以“礼”为核心的国家秩序体系，从而保证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如果一个人胆敢挑衅这一系统，破坏这些规则，司马光是敢上去拼命的，这也是他后来十分抵触王安石变法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从现代视角审视，“三家分晋”亦有其历史合理性。

面对智伯的压迫，韩、赵、魏三家的反抗是生存的本能，也是智慧的体现。

危机面前，审时度势、团结协作，最终战胜强敌，实现蜕变，无疑是一段充满力量与勇气的历史佳话，怎么能以“性质恶劣”四个字来盖棺定论呢？

诚然，按照国家的整体发展来看，维持体系的正常运转是非常重要的，但也不能因此就对个体的命运视而不见。

时代的一粒沙，落到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如何做才能减少不公，如何做才能让每个人都能在历史的洪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可能是比批判本身更为重要的事情。

你怎么看待“三家分晋”呢？欢迎留言交流，共探历史之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