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为何放弃去湘西，改去贵州：湘军有12个师，黔军不及其半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在突破湘江防线后损失惨重，兵力从八万六千人锐减至三万余人。按原计划，红军本应北上湘西与贺龙红2、6军团会师，但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放弃北上湘西，转而西进贵州。这个决定背后，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战略抉择。当时的湖南，不仅有何键统领的12个师湘军，还有薛岳率领的中央军8个师严阵以待；而贵州的王家烈部队却战斗力孱弱，全军沉溺鸦片，号称＂双枪兵＂。最终，这个被迫做出的选择，不仅让红军避开了致命打击，还为后来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成为扭转中央红军命运的关键一步。
湘江血战 命运转折
1934年的秋冬之交，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这支由八万六千将士组成的军队，携带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希望，开启了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远征。
红军队伍沿着预定路线向北推进，却在湘江边遭遇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敌军早已在此构筑了完备的防线，这场激战让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战斗结束后，红军总人数骤减至三万余人，损失超过原有兵力的三分之二。带着深重的伤痛，红军渡过湘江，按原计划沿着桂林到黄沙河的公路北上。
红军来到广西北部资源县油榨坪一带，因敌机不断轰炸而被迫停止前进。部队翻越了海拔两千多米的老山界，这是长征途中遇到的第一座险峰。
就在这时，红军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湖南省主席何键已在桂黄公路上设下埋伏。若按原计划继续北进，必将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了通道县城。这个位于湘桂边界的小城，成为了红军命运的转折点。
在通道，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军队去向。此时的毛泽东虽然名义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但实际上已被排挤在决策圈之外达两年之久。
会议现场气氛凝重，各种方案被反复权衡。北上湘西与贺龙部队会师的计划看似合理，但中间横亘着三百公里的崇山峻岭。
何键的崛起为红军的北上之路设下了更大的障碍。这位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从一名少尉排长做起，凭借军事才能一路升至第35军军长。
自1929年蒋桂战争时期投靠蒋介石并出任湖南省主席后，何键便开始大力扩充军队。到这时，他的湘军已发展到十二个师另三个旅，总兵力超过十万人。
更令人担忧的是，除了湘军之外，薛岳指挥的中央军八个师也已进驻芷江、黔阳一带。红军此时若要北上，无异于自投罗网。
北上之路 险象环生
通道会议召开前，红军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北上湘西的重重阻碍。摆在面前的敌军，不仅有数量庞大的湘军，更有战斗力强悍的中央军虎视眈眈。
从军事态势来看，薛岳的中央军八个师已经在芷江、黔阳一线构筑了严密防线。这支部队是国民党的精锐之师，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芷江到黔阳这条防线，恰好卡住了红军北上的咽喉要道。薛岳深谙用兵之道，他的部队采取堵截与追击相结合的战术，将红军可能采取的所有路线都考虑在内。
这八个师的中央军不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杂牌军，而是经过多次剿匪作战磨练的精兵。他们不但了解红军的作战特点，更熟悉当地的地形地貌。
在红军的后方，李宗仁、白崇禧指挥的桂系部队也穷追不舍。这支部队担心红军返回广西，因此寸步不离地紧随其后。
桂系军队的存在，让红军失去了后退的余地。此时的红军已经背水一战，不得不在前进与突围中选择一条出路。
通向湘西的道路上，还横亘着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这些山区地形复杂，道路崎岖，给本就疲惫不堪的红军设下了天然屏障。
红军要去往湘西与贺龙的红2、6军团会师，需要翻越这片山区。但三百公里的山路对于疲惫的队伍来说，无异于一场巨大的考验。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片山区几乎没有补给点。红军已经在湘江战役中损失了大量物资，长途跋涉将进一步消耗有限的补给。
在这片山区中行军，还面临着另一个严峻的挑战：敌军的空中优势。国民党的飞机可以轻易发现在山间行进的红军队伍，对其进行轰炸。
北上途中的每一个关隘都可能藏有敌军的伏兵。何键作为老谋深算的军事家，早已在沿途设下多重埋伏。
这些埋伏点都选在了易守难攻的地形，一旦红军贸然前进，很可能陷入重重包围。对于损失惨重的红军来说，已经经不起又一次的重创。
红2、6军团虽然在湘西等候，但当时的通讯条件极其有限。双方无法及时取得联系，更无法协调行动。
这种情况下，贸然北上与友军会师的计划充满了不确定性。即便红军突破重重阻碍到达湘西，也可能与友军错过战机。
人数的悬殊对比更是让北上计划充满风险。经过湘江战役的损失，红军的总兵力已不足原来的一半，而等待在北方的敌军却保持着充足的战斗力。
西进贵州 胜算几何
相比北上湘西的险境，贵州的军事形势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局面。当时的贵州军阀王家烈虽然名义上统领着数万大军，但这支部队的实际战斗力却令人堪忧。
王家烈的部队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绰号：＂双枪兵＂。这个称号不是因为他们装备精良，而是因为士兵们人手一支烟枪和步枪。
贵州军队的军纪涣散，吸食鸦片成为普遍现象。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许多人都沉迷于鸦片带来的快感中无法自拔。
这支军队的装备也十分落后，大多数士兵的武器都是从清朝留下来的老式步枪。补给系统混乱，军饷发放不及时，士气低落。
训练更是无从谈起，王家烈的部队几乎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军事训练。大部分士兵都是临时招募的农民，根本不懂现代战争的战术。
与何键的湘军相比，贵州军队的总兵力也相形见绌。王家烈手下的部队总数不过五个师，还要分散在贵州各地维持统治。
贵州的地形虽然也是山区，但与湘西相比有一个明显优势：这里的山地多是喀斯特地貌。这种地形的特点是山势起伏不大，有利于部队行军。
更重要的是，贵州的补给条件要优于湘西山区。这里有众多的小型城镇和村寨，红军可以就地筹粮，解决给养问题。
当地的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的统治也比较排斥。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可能成为红军的潜在友军。
贵州的交通网络虽然不发达，但也正因如此，国民党的现代化部队难以发挥优势。坦克、装甲车等重型武器在崎岖的山路上难以施展。
王家烈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也并不融洽。作为地方实力派，他对中央军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始终保持警惕。
这种微妙的政治关系，使得王家烈在追剿红军的行动中往往采取敷衍态度。他的部队虽然会做出追击的姿态，但缺乏真正的战斗意志。
红军进入贵州后，还可能打开一个新的战略空间。向西可以进入云南，向南可以进入广西，战略选择的余地更大。
贵州的经济落后反而成了一个有利条件。这里没有大规模的现代工业，国民党的空军缺乏足够的机场和补给设施。
进入贵州的道路虽然也有敌军把守，但防守力量远不及湘军的严密。通过调动声东击西，红军完全有可能找到突破口。
两路抉择 成败攸关
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西进贵州的建议立即引起了激烈争论。这个看似冒险的策略，实际上暗含着对当时军事态势的深刻洞察。
博古和李德仍然坚持原定的北上计划，他们认为改变既定方案会打乱整个战略部署。在他们看来，与贺龙部队会师才是当务之急。
争论中，周恩来的态度起到了关键作用。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对毛泽东的分析表示了认同。
最终，中央决定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北上计划，转而西进贵州。这个决定标志着中央红军在长征路上的第一次重大战略转折。
红军随即展开了一系列声东击西的行动，以迷惑敌人的判断。部队表面上做出继续北上的姿态，实则暗中准备向西转进。
这个策略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何键和薛岳的部队继续向北部增兵，在芷江、黔阳一线构筑更加严密的防线。同时，桂系部队也被牵制在南面。
12月12日，红军主力开始悄然向贵州方向转移。部队轻装简从，抛弃了不必要的重型装备，提高了行军速度。
红军采取了分散转移的方式，各部队走不同的路线向贵州挺进。这种方式不仅减轻了给养压力，也降低了被敌军发现的风险。
在向贵州转移的过程中，红军表现出了惊人的机动性。部队往往白天隐蔽，夜间行军，避开了敌军的空中侦察。
当敌军发现红军主力已经转向贵州时，为时已晚。王家烈的部队措手不及，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
进入贵州后，红军在黎平、锦屏一带站稳了脚跟。这里的地形有利于防守，为红军提供了喘息之机。
在贵州境内，红军开始恢复元气，补充给养。当地少数民族对红军的到来也并未表现出敌意。
这个战略决策不仅避免了与强敌硬碰硬，还为后来的遵义会议创造了条件。红军在贵州站稳脚跟后，得以召开这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在通道做出的决定挽救了中央红军。如果当时执意北上，很可能会在湘西山区遭遇更大的损失。
这次决策也展现了毛泽东的军事才能，为他在遵义会议上重新回到决策核心创造了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通道会议为遵义会议埋下了伏笔。
红军此后的行军路线也证实了这个决定的正确性。通过贵州这个跳板，红军得以继续西进，最终实现了战略转移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