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工作 料敌先机

曾希圣是我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1930年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谍报科科长期间，他综合各报纸情报，结合各地或内线提供的密写文字报告、电报，分析敌军动态。靠“剪刀加浆糊”，弄清了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三次“围剿”计划，使我党、我军减少了损失。1931年底，曾希圣转到中央苏区工作，并担任侦察科负责人（1932年初，侦察科改为情报局，即二局），领导建立了以无线电侦察为主的红军情报工作。

创业之初，十分艰难。曾希圣想起在国民党做兵运时，曾听报务员说过，军用密码电报是可以破译的。他将“以破译密码获取敌军战役情报”的想法报告给叶剑英，并得到了朱德、周恩来的支持。曾希圣布置抄收敌台密电，收集缴获的敌人密码本和电报底稿，适时比对、分析、研判，并向加入红军的原国民党军电台人员学习。他恶补破译必备的基础知识，把突破口对准了在江西“围剿”的国民党军队使用的“展密”。

1932年8月，曾希圣从宜黄战斗缴获的文书中找到孙连仲发给所部的一份译出30余字的密电。他布置电台重点抄收孙连仲部电报，用已知密码对其反复猜译，从而译出了全部密电。“展密”破译后，红军破译行动组准确破译“特别本”“猛密”“千密”“清密”等多种密码。

长征中，曾希圣和中央红军一起行军，并及时提供准确情报。毛泽东称赞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四渡赤水后，红军面对敌军重兵围攻。危急关头，曾希圣提出利用掌握敌之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在贵阳的蒋介石给吴奇伟、周浑元部发电，使其调离的计策，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认可。利用蒋介石经常朝令夕改、越级指挥的风格，曾希圣拟定电文，以蒋介石名义分别给吴、周两部发电，命其向泮水、新场、三重堰前进。此电发出后，周、吴两部果然遵命向偏离红军渡江地点的方向前进。红军由此争取了3天时间南渡乌江，跳出敌重兵合围。在黔期间，破译敌人密码达180本。

在反无线电侦察上，曾希圣建立了严格的保密制度，并提高红军密码的反破译难度。国民党军队为破译红军密电，建立了庞大的无线电侦察部门，购置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雇佣外国专家当顾问，但始终没能破解红军密码。从1932年10月至1937年底，二局共破译蒋介石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各种密电1050个，而敌军破译红军密电0个。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周恩来向中央建议，将曾希圣调到南方局军事组，加强南方局情报工作。2月，曾希圣秘密抵达重庆，并在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建立了秘密联络点。由于秘密联络点遭国民党破坏，加之已暴露身份，周恩来和叶剑英决定将曾希圣转移到皖南新四军军部。1940年7月9日，曾希圣与叶挺等人离开重庆，于7月底抵达皖南新四军军部。

临危受命 主政皖江

根据新四军军部安排，1940年10月中旬，曾希圣抵达无为，负责接应军部和皖南部队北渡。皖南事变后，曾希圣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七师政治委员。因师长张鼎丞没有到职，曾希圣临危受命，挑起七师军政重担，后又担任中共皖江区委书记。曾希圣和其他领导一起，大力加强党的建设，依靠人民群众，运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在敌、伪、顽统治的夹缝中开辟了一小块根据地。

抗战期间，皖江区农业生产遭严重破坏，大多数农民缺衣少粮，四处讨饭，部队生活十分艰苦。曾希圣领导根据地军民贯彻中央指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发动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兴修水利工程，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部队粮食大部分自给，蔬菜全部自给。1944年，全皖江区植棉数万亩，家禽家畜也有较大发展。曾希圣与皖中行政公署还组织群众兴修水利工程，动员民工20多万人修筑了无为东乡黄丝滩江堤。

针对皖江区轻工产品不能自给的问题，曾希圣号召各级政府组织民间手工艺匠人和城镇妇女织毛巾、打铁、制鞋、做纸浆等。部队和地方办起了香烟厂、造纸厂、榨油厂等民用手工业，以及军服厂、兵工厂等军工企业，既改善了群众生活，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有效增强了部队战斗力。七师干部战士吃白米饭，穿洋布军服。新四军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七师小弟弟，钱多粮食足，吃穿无忧虑，兵民抗战乐悠悠！

在财经工作方面，曾希圣根据皖江自然条件，努力发展生产、贸易，广开财源。曾希圣指示财政委员会建立大江银行，发行大江币。通过开展贸易，采购紧俏物资，解决了食盐、布匹、煤油、西药短缺问题。随着生产发展，皖江根据地经济日益繁荣，吸引了上海、芜湖等敌占区爱国人士前来投资办厂。1943年，皖江区财政收入2478.77万元，支援军部749.11万元，结存189.15万元。

主政安徽 成绩斐然

鉴于曾希圣在皖江区的工作成绩，1951年3月，中共中央讨论由谁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毛泽东说，曾希圣曾跟我说过想去安徽工作，安徽也正好需要这样的“活菩萨”，一个寻锅补，一个要补锅。我看就让他去安徽吧。

新中国成立初期，安徽灾害频繁，被称为“乞丐之乡”，曾希圣被戏称为“乞丐头子”。他表示，“穷则思变，‘乞丐头子’的帽子必须从我手上摘掉”。曾希圣调阅了安徽省志和各县县志，了解天文、地理、水情和农业生产的特点，深入农村调研。皖北解放后，在曾希圣主持下，皖北地区党委政府开展了土地改革，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快速发展。

曾希圣主持抓安徽水利建设，为农业生产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1949年春，皖北区水灾泛滥，灾民达270余万，马上有断炊之虑者50余万。曾希圣团结广大干部群众开展生产救灾工作，通过组织生产互助、以工代赈等办法，先后战胜了1949年春荒、1949年夏秋之际的洪涝灾害、1950年夏季大水灾，并成功战胜了1954年大水灾。

曾希圣在1949年担任皖北区委书记时，上书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治理淮河必须“苏豫皖同时兴办”“三省协同办理”。他主持领导治淮工程，兴建佛子岭等五大水库和淠史杭灌溉系统等配套成龙的水利设施，其中多项技术处于领先水平。

曾希圣还根据安徽的自然条件，于1953年9月提出了以“改变夏秋收成比重、改种高产作物、改变广种薄收习惯”为主要内容的农业“三改”方针，推动农业发展。1955年，安徽粮食全面丰收，夏秋实产粮食1152.9万吨，超过国家下达计划的28.88％，比历史最高产量的1953年增产244.5万吨。

改革先驱 无惧艰难

1959年至1961年期间，我国进入经济困难时期。曾希圣认为，要使农村摆脱困境，应从加强集体生产责任制入手。1960年8月，曾希圣在安徽省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提出，“生产队下面应划分为三个小组，一个组包口粮，一个组包饲料，一个组包商品粮，好处是各有责任”。1960年秋，中央决定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兼顾安徽工作。他得知安徽各地出现严重的饿、病、逃、荒、死问题时，毅然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回安徽同干部群众一起克服困难，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

曾希圣在调研中了解到，宿县73岁的农民刘庆兰因儿子患肺结核无法劳动，老人主动向公社要求带儿子上山开荒种粮，一年下来自己留了1000多斤粮食，还上交了1800斤公粮。1961年2月，曾希圣派工作组到合肥市蜀山公社井岗大队南新庄生产队进行“责任田”试点。农民非常高兴，劳动积极性特别高。曾希圣觉得，这是农民的积极性在起作用，决定推行责任田：包产到队，定产到田，以产计工，大农活包到组，小农活包到人，按大小农活的用工比例计算奖赔。他还主持召开安徽省委书记处会议，制定了《关于包产到田、责任到人问题（草稿）》。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这一举动风险极大。

在参加广州会议期间，曾希圣于1961年3月15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答复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

“责任田”推出后，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被称为“救命田”，很快推广到全省。曾希圣于3月20日给毛泽东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写信，如实分析了“责任田”的好处和坏处，认为好处明显大于坏处。毛泽东对这封信未表态。1961年7月12日，毛泽东经过蚌埠，在火车上听取曾希圣汇报“责任田”推行的情况后表示：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如果责任田有好处，可以多搞一点儿。

“责任田”对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扶危定倾、扭转危机的作用。1961年，安徽粮食总产量达到180亿斤，比1960年增产50亿斤，农民生活大大改善。到1961年底，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有261249个，占全省生产队的91.1%。安徽不仅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还支援了邻省。

1961年12月，毛泽东到苏州视察，打电话叫来曾希圣，并在无锡对他说：“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曾希圣回答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安徽省委认为毛泽东既然没有明确说不让搞“责任田”，就可以继续实行。但此后风云突变，“责任田”遭到灭顶之灾。

勇担责任 无怨无悔

由于极“左”思想影响，1962年2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推动的“责任田”被指是“单干风”，“带有修正主义色彩”，犯了“方向性”错误。曾希圣深刻反思了自己的“左”倾错误及后果，同时表明了自己对于“责任田”、农业“三改”和“河网化”三大举措所持的保留态度。对于“责任田”，他认为方向没有错，将来由历史作结论。

会后，曾希圣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一职。1962年3月，新的安徽省委作出了《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

纠正“责任田”在现实中遇到了阻力。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党员、干部、工人、农民、军人、学生，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保荐“责任田”。陈云、邓小平、邓子恢均对“责任田”持肯定态度。在1962年7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因为支持“责任田”，邓子恢不仅被撤了职，就连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也被撤销了。八届十中全会上，“责任田”被当作“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风”受到严厉批判，曾希圣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迫在会上作检讨。此后，他多次向中央表示，“责任田”是我提出推行的，责任由我个人承担，不要涉及其他干部。

到1963年11月，安徽30.5万个生产队除300多个生产队仍实行“责任田”外，其他均被全面改正。

20世纪70年代末，“责任田”又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在神州大地兴起，并有力推动了我国的农业发展。曾希圣提出并率先倡导推广“责任田”，表现了他作为农村改革先行者的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