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芬河市，因境内的绥芬河而得名，“绥芬”一词源于满语，锥子之意，指在这条河里生长着一种尖锐如锥的钉螺。1896年，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决定由俄国在中国境内修筑中东铁路，且俄国掌握铁路的经营权。这条横穿中国东北地区的铁路，第一站设于海参崴，到绥芬河是第五站，因此绥芬河又被称为“五站”。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通车后，绥芬河就成为连接中俄两国的重要通道。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里又成为沟通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重要交通线。
在绥芬河成立国际秘密交通站
据绥芬河市官方史料记载，1927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东省特别行政区绥芬河市。20世纪30年代，苏、日、英、法、意、美等18个国家的使节和商贾云集于此，文化和经贸交流异常繁荣，五颜六色的各国旗帜林立市区，时称“旗镇”“国境商业都市”，绥芬河成为中国边境线上的“窗口”。因此，1919年3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成立后，就多次派人沿着中东铁路抵达哈尔滨，再奔赴北京、上海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主要有3个渠道：“苏俄渠道”“日本渠道”和“西欧渠道”。其中，“苏俄渠道”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最为直接和巨大。曾经因不平等条约而修筑的中东铁路，一时成为中国与苏俄及共产国际互相往来的交通线。事实上，早在沙俄开始在中国东北境内修筑中东铁路之时，俄国的铁路工人就有意识地传播着布尔什维克主义。随着中东铁路向东北境内的不断延伸，参与到中东铁路建设当中的一批中国铁路工人，逐渐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就有了接触。
1907年，中东铁路的中俄工人共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富有革命意义的新名词在绥芬河的铁路工人中变得越来越不陌生。之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思想开始沿着中东铁路线，在中国铁路工人当中广泛传播。“十月革命”前夕，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利用跨国铁路的优势，在中东铁路沿线的绥芬河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在中俄工人中传递进步书刊，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绥芬河铁路工人先后3次参加中东铁路全线大罢工，有效支援了苏俄红军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也有力声援了国内的“五四”运动。
20世纪20年代，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铁路交通几乎完全被掌握在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反动军阀手中，国境要道更是被严格控制，来往于中苏之间的革命者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1921年，为了掩护往来的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同志，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绥芬河建立地下交通中转站，地点就设在绥芬河欧罗巴旅馆。并在上海、北京、大连、哈尔滨设立交通联络处，进而开通了大连从海路通往上海、从陆路通往北京的国际交通线。1922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到哈尔滨考察工人运动。他以中东铁路为主线，曾先后4次到绥芬河考察工人运动情况；在入住的绥芬河铁路公寓（今大白楼）进行演讲，指导工人运动。经过几个月的考察，他撰写了题为《关于东北工人状况和在东北建党建工会的具体意见》的报告。
1922年7月，为加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不久，中共派党员在中东铁路沿线积极开展党建工作，并在绥芬河等地建立了国际地下交通站。1923年，中共北方区委派陈为人、李震瀛到哈尔滨加强党工作，同时承担国际秘密交通任务。在中东铁路东线，绥芬河和哈尔滨之间有4趟客邮、货物列车往来，为国际地下交通提供了便利条件。从此，绥芬河国际交通站以小铺子为掩护，作为联络接头的场所，成为中国共产党经上海—哈尔滨—绥芬河—海参崴—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联系这一红色地下交通线上的重要枢纽。在中共建党初期，这条红色交通线有利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帮助，在加强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联系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迎送“六大”代表和青年学生
1928年夏，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绥芬河国际交通线就成为中共六大期间迎送代表的重要通道。据不完全考证，“六大”代表中，有瞿秋白、蔡畅、龚饮冰（龚育之的父亲）、孟坚、龚德元等19人从绥芬河出境；有周恩来、罗章龙、王德三、邓颖超、李立三、蔡畅、邓中夏、杨之华、向忠发、张国焘等51人从绥芬河入境。经绥芬河出入境的“六大”代表总人数达到68人，占“六大”代表总数的48%。当时绥芬河出入境通道有别勒洼沟、东北沟、19号界碑、21号界碑等处。“六大”代表入住的地点主要是绥芬河铁路公寓和欧罗巴旅馆。出境的“六大”代表由哈尔滨到达绥芬河后，由绥芬河地下交通站安排与一个苏联铁路工人接头，并在他的家中休息吃饭。到了晚上，由这个苏联人带路出境。途中要翻山涉水，走很长时间，一般第二天早晨才能到达苏联境内的约定地点。然后乘火车到达海参崴，再换乘到莫斯科的火车。当时火车是烧木柴的，这段路程大约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
六大闭幕后，代表们陆续回国，从绥芬河入境的居多。周恩来先是留在共产国际工作，完成任务后与邓颖超等4人一同途经绥芬河回国。那是一个雨天，绥芬河交通站的一名白俄罗斯人交通员负责赶着一辆拉饲草的马车，将他们4人藏在饲草里，安全越过边境。在安全到达绥芬河后住进铁路公寓，后又经火车转移。罗章龙也是从绥芬河入境—再次途径绥芬河，罗章龙写诗表达了感慨之情。“紫霞垂野暮山焚，皂帽桦鞋夕进军。午夜星繁风正急，衔枚疾走渡绥芬”。
除“六大”代表以外，还有到莫斯科学习的人员从绥芬河入境。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派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的毕业学生胡锡奎、胡建三、赵毅敏及几位工人党员共27人经绥芬河回国。当他们来到中苏边境时，交通站的负责人说需要有一人先到中国境内背一批衣服过来，因为在苏联穿的都是西装，回国时要换上中国衣服，才能确保安全过境。于是赵毅敏和一位来自上海的工人党员一同过境，将绥芬河地下交通站预先准备好的中国衣服装在麻袋里，再步行背过国境。赵毅敏回忆说，冬天积雪很深，背东西走路极为艰难，累出一身汗，风一吹冷得要命。
左权与刘伯承在绥芬河交通站上也有传奇经历。1930年春，左权与刘伯承等人结束留苏学习生涯，从绥芬河回国。为了避开特务，他们分头行动。相约在过境不远处的一个小车站会合。当左权来到约定的车站时，左权却看到一个日本密探在跟踪刘伯承。左权不顾自己安危，走近刘伯承，巧妙地用俄语将约定地点改到前面的杂货店。待跟踪刘伯承的密探接近时，左权突然急转身将这个家伙撞倒，然后飞快跑进旁边的巷子，刘伯承也得以脱身迅速闪进杂货店。日本密探一时被撞得晕头转向，待回过神来，发现已经失去跟踪目标。这对老同学则愉快地踏上了奔赴上海的旅程。
秘密交通线上的“护送者”
在绥芬河交通站作出重大贡献的隐蔽战线工作者有很多，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就是当年在绥芬河以开设估衣店为掩护，护送中共“六大”代表出入境的赵毅敏和凌莎夫妇。据赵毅敏的女儿凌楚回忆：“那是1928年冬天，我父亲从莫斯科坐火车回国，他是从绥芬河入境走中东铁路到哈尔滨。我母亲后来也经此线到哈尔滨。本来组织上通知他们到上海中央局工作，我父亲也是作好了去上海的准备，可是当时绥芬河交通站的负责人资道昆受伤，急需有人去接替工作。是去中央局还是去接手交通站？当组织来征求他意见时，我父亲没有二话，表示一切听从党的安排。根据组织的临时安排，父亲赵毅敏和母亲凌莎很快从哈尔滨秘密返回了绥芬河。”这样，赵毅敏夫妇奉命开展共产国际地下交通站工作，在中苏边境的小镇绥芬河专门负责接送来往苏联的中共干部。
中共六大暨绥芬河红色国际通道纪念馆
赵毅敏化名“刘老板”，开设了一个叫“双合盛”的估衣店。小店收购、寄卖各式各样的衣物，从俄国人的大衣、长统靴，到中国商人的长袍、农夫的破棉袄，应有尽有。平时，来这里买卖衣物的顾客不多，显得有些冷清。“刘老板”常常坐在门口晒太阳，有时也和附近的村民闲聊，显得懒散又寻常。但是通常到了夜晚，小店就繁忙起来，往来于中苏之间跨越边境线的革命者，都要到这里来改换行装。一批人要从苏联回国了，他们就事先把中国衣服准备好，然后派人背过国境，让他们换了衣服扮作苦力，再护送回到国内。以估衣店作掩护，联络站还担负着回国人员路线的调查与选择。冬天，他们踏着很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实地勘察，摸清敌人在何处设哨卡、何处有重兵把守，然后选择合适的地形和路线，带领回国人员安全通过。[4]在一次迎接“六大”代表回国的时候，赵毅敏在冰天雪地里等了24个小时，终于成功将会议代表顺利送回国内，当他完成任务回家后，发现有3个脚趾被严重冻伤。
国际列车上的地下交通员
绥芬河地下交通站除了往来人员的护送工作，还负责中共与共产国际间的文件传递。地下交通员一般由在国际列车上工作的党、团员担任，在工作上保持单线联系，由上级党组织直接领导。到1932年，绥芬河地下交通站由中共吉东局直接领导。交通员李春荣的公开身份是国际列车上的清扫工，在吉东局书记朱长德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李春荣不与朱长德直接见面，文件传递和其他工作任务由另外一名同志转达。当时这列国际客车归绥芬河火车站管理，绥芬河的日伪警察对这列往返中苏之间的火车看得很紧，时常登车巡查中国乘客。
为保证信件安全来往，李春荣想了很多办法。李春荣的儿媳吕艳春说：“听爸爸讲过，当时是把有关的信件和情报从中国带到苏联，回来的时候再把苏联的信件和情报带回来。这些都是机密，一旦被日本鬼子和伪警察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要藏起来，藏哪儿呢？爸爸就把用来扫地的扫帚从头上把绳子解开，把信件和文件卷成纸团，小心地放进扫帚掰开很深的地方，放好后再把扫帚绑成原样，让别人看不出来半点破绽。”按国际列车规定，车上的工作人员是轮流休息。李春荣在火车上是流动的交通员，休息时，他的家就成了秘密交通站。李春荣的儿媳吕艳春说：“听爸爸讲，绥芬河家里住的地方是一个交通站，开会或有什么事，都由我婆婆在外面放哨，注意外边的动静。怕别人发现外人在这里住，就经常搬家呀。”
李春荣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我家住在绥芬河一个山坡下，山坡上住着日本守备队，地下党的领导钟子云在绥芬河时，常在我家开会。1933年，满洲省委巡视员杨松到绥芬河住我家，住了三四天还开了会，从苏联回来的，还有准备去苏联的同志，也时常暂住在我家。”李春荣做国际交通工作时间是1932年至1934年，1934年由苗庆元接替李春荣的地下交通工作。1985年，李春荣写的《在列车上跑交通》文章中，回忆当时做交通员时的情景：
当时组织规定的联络方法是，列车到海参崴后我不下车。待在最后一节车厢里等待与一名苏联军官接头。那个苏联军官上车后，我们互相交换信件，回到绥芬河后，我将信件交给李文输，他与我单线联系。
像赵毅敏夫妇、李春荣一样的地下交通员还有很多，单殿元、苏子元、安贫、于成文、赵兴东等都为绥芬河国际交通线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安贫在一次从绥芬河越境进入苏联之时遭到日伪军枪击，牺牲时年仅29岁。
为东北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国际交通站陷入瘫痪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令共产国际太平洋职工会秘书处中国部主任杨松，在绥芬河秘密开展重建国际地下交通线工作，在国际列车员李春荣的掩护下入境。重新开辟了绥芬河东北沟等边境秘密通道，培养了十几名国际交通员和情报员，保障了与中共满洲省委和共产国际的联络，有效地传达了党的《八一宣言》、“一二六指示信”等重要文件和最新指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斗争，建立东北抗日联军，发挥了重要的交通联络保障作用。
为了与苏联远东军保持顺畅的联系，中共南满省委、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还各自开辟了交通线，其中东满省委及第一路军就是从绥芬河、东宁、珲春入苏境，到双城子等地。这几条交通线的开辟，对东北抗日联军接受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以及在必要时退入苏联境内提供了方便，增强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生存能力和战斗力。1938年后，由于抗联队伍损失严重，为了保存实力，东北抗日联军各部在1940年秋冬进入苏联境内，先后入苏的抗联部队约600多人，其中有一部分从绥芬河越境入苏。从1941年春到1945年7月，东北抗联教导旅不断派遣游击小部队回国，多次从绥芬河入境收集日本关东军情报，对苏军迅速摧毁日本关东军的防御能力，夺得东北抗日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绥芬河秘密交通线是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之间的重要通道，担负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在中共隐蔽战线的历史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