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红墙担任保健医生
王鹤滨1924年出生于河北省安新县北冯村，1938年参加抗日工作，1940年考入了华北联大教育学院中学部，次年转入晋察冀白求恩学校高二期学习，1943年入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学习。
1945年9月毕业后，王鹤滨被调到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医政科工作，同时兼任中央门诊部的眼科医生。北平解放后，王鹤滨任香山门诊部支部书记兼副主任。
1949年8月的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负责人罗道让通知王鹤滨，上级决定派他到中南海做毛泽东主席的保健医生，让他进城去找傅连暲，领受具体任务。突如其来的消息让王鹤滨有点儿胆怯：做主席的保健医生，是重大的政治任务，自己能胜任吗？
毛泽东主席与王鹤滨合影
当天吃过中午饭后，王鹤滨来到了傅连暲的办公室。傅连暲开门见山地说：“派你去给毛主席做保健医生，责任重大，出不得半点儿差错。工作中不能粗枝大叶，遇到问题要多和我联系、商量。目前，担任中央首长医疗保健工作的同志还很少，你还要兼管其他几位书记的保健工作，以后再配备人员。”傅连暲一口气把任务交代下来，并指明任务的重要性和王鹤滨应持的态度，包括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都作了交代。
当天下午，王鹤滨拿着傅连暲写的介绍信，来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毛主席看完信后，微笑着说：“王医生，欢迎你到我这里来工作。”说罢，把手伸过来，与王鹤滨亲切地握了握手。
就这样，王鹤滨走入红墙，成为毛主席的第三任保健医生。
近距离接触紫云轩主人
被调到中南海初期，王鹤滨住在南海北岸上的静谷大院，即丰泽园的西邻、勤政殿边上的西八所。丰泽园大院的偏东侧是毛主席居住和办公的地方——菊香书屋。书屋所在的院子向北有5间房，中间的一间有过厅，大门上有一块木质横匾“紫云轩”。
进入紫云轩，东侧的两间北房通间便是毛泽东的起居室了。王鹤滨说：“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时，他也曾在万寿路的新六所或玉泉山住过，但都是暂时性的。”毛主席喜欢住在紫云轩，觉得住在这里有一种“家”的感觉。
20世纪50年代初，有关领导考虑到紫云轩光线不足，不利于主席的工作和健康，想改造一下。但毛主席坚决不同意改建中南海的建筑，说这是文物建筑。一次主席外出工作期间，有关部门在没有请示他的情况下（担心请示后不同意），改建了主席的起居室。毛主席回来后见木已成舟，非常气愤，一怒之下搬出了紫云轩，住到了游泳池的附属房间，几年后才搬回来。
在紫云轩起居室，毛主席为了看书方便，常把书放在仰卧时的左侧。为了使半床书能平稳地放在床上，还让人把弹簧软床垫换成了硬木板。主席读书很认真，除了用眼、用脑，还要用手，将阅读中激发出的新认识、新观点记录下来。一般会直接标记在书页之上，或作眉批，或记旁注；对一些古装书籍、借来的图书，则会将标记写在纸条上，将纸条夹在书页之间。
当年，毛主席常让王鹤滨给他读《参考消息》。“他让我注意一下《参考消息》，有些国际性的动态呀，给他讲一讲。他说自已时间很少，我应该用他的稿酬订一些报纸，譬如香港的报纸，不管什么观念的，不管是左的右的，都买来看，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产生观点了。”王鹤滨后来才明白，主席这样做，是为了培养年轻人洞察世事的能力。
在王鹤滨看来，毛主席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书法家，从其书法中可以感受到他刚柔并济的性格特点。毛主席经常读帖，但未见他临帖，他的书法自成一体，用笔洒脱，不受拘束，不是把字体凝缩在中宫，而是充满在格子内，下笔便冲出乌丝栏。王鹤滨说，主席跳舞时的风格与他的书法风格颇为相似，不矫揉造作，任其自然。
中南海静谷大院内有座春耦斋，每周六晚，这里都会举行交际舞会或放电影。毛主席进舞场常是身边工作人员或孩子“请”或“拉”去的，每次不超过半小时。王鹤滨说，主席也知道运动的好处，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加上抗美援朝战争，能从繁重的工作中偷闲一会儿已经很是难得。
“主席的舞姿别具一格。他体态丰满、魁伟，但在跳舞场中可就显得不那么灵活了。他右手抬得很高，左手又放得较低，这样运动起来，左右臂一上一下，像抖空竹一样，也像一叶小舟在海浪中颠簸。在旋转时，他脚下划的线是带棱角的。这样转动时，舞伴也随着他的动作突然一拐。主席在横跨、前进、后退、打转时，都迈着大步，而且长短不一。每动作一步之后，又有一个小的停顿。”在王鹤滨看来，毛泽东跳舞时似在挥毫泼墨，随意挥洒，毫不矫揉造作。这样一来，运动量也比较大，达到了活动身体的目的。
主席的生活规律
久坐办公室的人多些体力活动是很重要的。但毛主席跳交际舞每周最多一次，每次时间也比较短；游泳是主席青年时期就喜爱的运动，但后来也难以坚持；至于打乒乓球，也是“百日”难遇。作为毛主席的保健医生，王鹤滨一直在思考如何让主席加强锻炼。最后，他想到被动性的肌肉运动或锻炼，即保健按摩。于是，他们请来高级护理师，培训卫士学习按摩技术。经过短期训练，值班卫士会在主席睡前为他按摩肢体，促进血液循环，从而改善睡眠。
毛主席喜好吸烟，习惯靠香烟提高大脑敏捷度。有一段时期，身边人向毛主席发起了一次“戒烟运动”。参加的有医护人员、卫士、毛主席的两个女儿，有时叶子龙的两位千金也来助威。这4个女娃娃会把烟卷从主席口中拔出来，或者把糖块放进主席嘴里，让他代替吸烟。遇到这种情况，主席只好笑着任凭孩子摆布。
经过一段时间的戒烟实践，主席对王鹤滨说：“烟，我吸进去的并不多，大半是在手中燃烧掉的。没有香烟在手或吸上几口，思考问题时，觉得缺点儿什么；有了香烟在手，就好像补充了这个不足，糖和瓜子都起不到这种作用。”至此，用瓜子和糖块来戒烟的办法宣告失败。王鹤滨等人又想了一个办法：把一支香烟截为两段，每次只点半支烟。主席欣然接受并坚持了下来。
王鹤滨说，主席吃饭不像常人那样按时、按顿很有规律，常常是被值班卫士提醒或催着才吃一顿饭，要保证他一天吃上三顿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哪一餐主席吃得很少，当班卫士的心情就会很沉重，认为自己没有尽到责任。这样，毛主席喜欢吃什么菜，就成了身边工作人员观察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有一段时间，王鹤滨常陪毛主席吃饭，这个观察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他的身上。饭后，王鹤滨要向值班卫士或厨师报告主席吃了多少饭、哪个菜吃得多些。
一次，值班卫士张仙朋对王鹤滨说：“王秘书，上顿饭你说毛主席炒青蒿吃得多，喜欢吃。可你看，这顿饭炒青蒿菜几乎连动都没动。”王鹤滨知道，张仙朋是在抱怨自己提供的“情报”不准确，可自己也没有观察错呀，问题出在哪儿了？后来经过多次观察，王鹤滨才明白，主席吃得多的菜，都是离自己近的“门前菜”，距离远一点儿的就吃得少一些，这与卫士或厨师放菜的位置有关。
王鹤滨认为，如果说毛主席的饮食习惯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带有湖南人的饮食习惯：平时主食多吃大米，几乎每餐都有，有时加点儿白面花卷、烧麦之类的；毛泽东爱吃湖南厨师老廖做的带辣味的腐乳、炒的或炸的辣椒段；炒菜常有苦瓜、青蒿、空心菜、芹菜等。
曾有大量文章介绍毛主席爱吃红烧肉，于是有了“毛氏红烧肉”一说。王鹤滨说，自己见到主席吃猪肉通常是肉丝炒竹笋或是肉丝炒青菜、清炖肘子等，“很少见他吃红烧肉，甚至记不得主席是否吃过红烧肉”。王鹤滨曾向毛主席建议少吃动物油和肥肉，主席也从未向他提出过想吃红烧肉。
1951年春节前的一天，毛主席和王鹤滨拉家常，问他多久没回家探亲了。王鹤滨回答说：“1949年初我在香山门诊部工作时，父母来看过我，但我一直没有回去过。”毛主席听后略带责备地说：“我派你回家去看看父母。另外，回到家乡看看农民们生活得怎么样。”
第二天，王鹤滨就坐上了北京到保定的火车，然后再坐小木船，回到阔别十多年的老家—保定安新县北冯村。乡亲们知道王鹤滨是学医的，纷纷前来求医问药。
探亲归来，王鹤滨把在农村的见闻写成了一份书面报告，拿给主席看。王鹤滨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大都是农家子弟，每当有人回家探亲，主席总是再三叮嘱他们：要关心农民群众的生活，回到农村后要做调查研究，回来后要做口头或书面的调查报告。有些卫士文化水平比较低，主席会将他们写错的字一一改过来，通顺语句，修正语法，谁写的报告生动就批给大家传阅。
主席保健医生的健康宝典
1954年11月，王鹤滨前往苏联留学深造，1958年获得苏联医学副博士学位。学成归来后，最初在担负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任务的北京医院做了一名主治医师。这期间，他曾陪同朱德回故乡，陪同彭德怀出访东欧九国，也负责过徐海东和吕正操的“片医”任务。
1962年春节期间，王鹤滨与夫人去看望毛主席。“主席见到我们后，高兴地把我们叫到他身边坐下来，说：‘我每天游泳，瘦了几公斤。不过，你看，比你在的那个时候身体好吧！’我由衷地说：‘非常好，游泳是非常好的运动方式。’那时确实是我见到主席身体最好的时候，肚子小多了，面部有健康的光泽，加上他兴奋的神态，更显得有神采。当时，主席还和我夫人跳了两曲舞。”但王鹤滨没想到，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主席逝世时，我在山西太原，在二机部辐射防护研究所工作，是通过广播知道的，很痛心。”
1964年，王鹤滨到了二机部（核工业部）做科研工作，主攻辐射防护。1985年，他从中国核工业部安全防护卫生局局长的岗位上离休。
晚年的王鹤滨身体硬朗，耳聪目明，精神矍铄。他的养生之道是：每日要有足够的时间睡眠；饮食科学化，不以舌尖做导向，肥腻的要少吃，多吃粗粮蔬果，杜绝煎烤熏炸；适当节食，即吃七八分饱；不近烟酒；把适量的运动寓于生活、工作、爱好之中。
王鹤滨说，自己的很多养生观点都受到毛主席的影响：“主席的生活非常朴素，平时都是吃粗米而不是细米，经常吃苦瓜、葫芦、豌豆苗等素菜。”在毛主席身边的几年，他没看到主席吃任何保健品和补品，不过是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吃五谷杂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