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新时期，广大公安民警，尤其是基层一线民警，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宁的重任。他们不仅要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加班加点，甚至节假日也无法正常休息。据统计，部分地区基层民警平均每周加班时间超过20小时，有的高达50小时。同时，全国110接警总量巨大，民警出动频繁。基层公安机关民警除了日常上班，还要参与值班轮换，超负荷工作成为常态。这种高强度、高密度的工作导致近半数民警对工作满意度不高，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的悲剧时有发生。 尽管从中央到地方三令五申强调公安机关不得从事非警务活动，但因其执法权限广泛，一些地方党政部门仍把公安机关当作“万能钥匙”，频频将难办之事推给警察。基层派出所尤甚，常被要求协助征地拆迁、拆违章建筑、处理群众信访等非正常警务，警力大量流失。同时，随着“四有四必”口号的推广，基层公安服务职能凸显，群众误认110万能，什么事都找警察。民众拨打110问天气、寻人、求开门等琐事频发，虽体现对民警的信任依赖，却也使警力资源进一步流失。基层民警常因非警务报警疲于奔命，无权处理却迫于压力硬着头皮上，既不符法治理念，又易遭其他部门推诿，影响办事效率。 公安工作任重道远，警察作为高危职业，在当前社会暴恐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基层民警面临着日益危险的境遇，牺牲与负伤数字令人揪心。除了生死危险，基层民警还承担着繁重的专项任务，工作量巨大与警力稀缺难以协调，民警超负荷运作，健康问题频发。然而，基层民警的付出与回报却严重失衡。国家制度保障不足，警察经费紧缺，一些地方仅够支付基本工资，办案经费等无处报销。民警升迁机会有限，与其他公职单位相比存在明显差距。超过半数民警认为付出与报酬不匹配，工作量大、工资低成为他们辞职的主要原因，违背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按劳分配原则，应引起足够重视。 公安机关内部位阶设置不合理，忽视了竞争机制，年轻优秀的警官难以脱颖而出。一名在职公安民警可能需要耗费长达十年的时间，才能从副局长晋升为正局长，与其他机关部门相比，晋升时间之长堪称倍数。“职务与职级并行”虽淡化了“职务本位”的晋升规则，但‬金字塔式的行政级别分布让基层民警晋升无门。加之一些地方对“干部年轻化”的片面解读，进一步压缩了从基层做起的民警的上升空间；而“空降兵”日益增多，更是挤占了基层民警翘首以盼的晋升机会。升迁困难直接影响了民警的工作热情，不少民警对升迁机会表示不满，付出了极大心力却难以得到适宜的升迁机会，心中难免戚戚，工作热情也随之消退。 当前基层公安机关的绩效考核制度存在明显缺陷，往往以简单的数字指标来衡量民警的工作表现，忽视了执法质量、群众评价等更为全面的因素。片面化的考核方式不仅难以真正激发基层民警的积极性，反而助长了“养案”“不破不立”等形式主义现象，甚至诱发冤假错案。部分派出所和民警为追求“高破案率”而不惜采用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手段，制造所谓的“短期效率”，实则掩盖了执法中的深层问题。田野调查显示，超过六成基层民警对现行绩效考核制度表示不满意，满意度极低，这从侧面反映了制度设计与一线工作实际脱节。可以说，不合理的绩效体系不仅未能形成真正的激励作用，反而成为影响公安执法规范化、法治化的障碍。 素质出众的基层民警常被其他政府机关借调。或是出于礼尚往来，或是迫于上级指令，公安机关常需选派精英前往协助。被‬借调‬的‬民警在新单位历练一番后，往往难以割舍新环境，便通过“非正规渠道”流向了他方。如此一来，公安机关便面临了职位空缺的窘境，新进人员难以迅速补位，人员亏空问题日益凸显。同时，基层公安工作繁重艰巨，民警在趋利性驱使下，更倾向于选择轻松惬意的职位，不愿再回基层。在公检法三家之中，检察院因其独特的监督职能，工作相对轻松自在，无需如公安般冲锋陷阵，也不必似法院般善后处理，自然成为了民警心中的“香饽饽”。 随着法治理念的普及，公众的法律意识日益增强，对基层民警的执法要求也水涨船高。基层公安机关顺应时代，逐步从管制向服务转型。然而，规范的执法却与部分民众的法制自我要求产生冲突，“严以律警，宽以待己”的现象屡见不鲜，基层公安工作备受掣肘。加之网络与媒体的片面渲染，基层警察常遭敌视。过去‬，确有警察刑讯逼供、粗暴执法，抹黑了‬职业‬形象‬。但此乃少数“害群之马”所为，媒体网络却为博眼球、谋利益，恶意攻击、大肆渲染负面事件，正能量事迹被轻描淡写。负面舆论导向下，基层警察陷入弱势，澄清事实也被视为“危机公关”。人民警察职责在保民，民之不支持、不理解，必降其职业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