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围绕“丈夫杀妻与妻子杀夫”判决轻重的争议，沸沸扬扬。一起是丈夫出轨要求妻子净身出户，被妻子雇凶杀害；另一起是妻子出轨后要求离婚，被丈夫抽打身亡，相同的是两案的被告人都取得了受害人家属的谅解，但不同的是最后的量刑，一个是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另一个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明明两案如此雷同，为什么最后的判决却差距这么大呢？于是激起了网友们关于“丈夫杀妻案被轻判”的广泛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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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起案例的异同

首先，我们来看看两起案例的异同。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刑事裁定书显示，2005年，男子高某明（殁年38岁）有外遇后向妻子李某珍甲提出离婚，且要其净身出户。李某珍甲不同意遂萌生了杀意。李某珍甲花钱让侄女李某云雇凶，与人一同杀害丈夫并抛尸江中，直到15年后被抓获。在庭审期间，夫妻二人的婚生子对李某珍甲、李某云表示刑事谅解。一审法院以李某珍甲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李某云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而据媒体报道，青海男子郝某发现妻子出轨，妻子提出要离婚后，他愤怒之下先后用手、运动鞋抽打妻子臀部、胯部等位置长达20分钟，致使赵某体表大面积皮下出血。次日凌晨2时许，赵某声称身体疼痛，服用药物无果，郝某遂将赵某送往医院救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案发后郝某主动拨打报警电话，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自愿认罪认罚。且经法院主持调解，郝某与赵某亲属达成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协议并已部分履行。最终，一审以郝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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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不应成为

减轻罪责的砝码

有许多网友认为，明明两起差不多的案件，同样是害自己的另一半丧命，同样是最后获得受害人家属谅接，为什么丈夫害了妻子却比妻子杀害丈夫判得轻？

分析近年来的类似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即使犯罪情节相近，男女被告往往面临迥异的法律裁决。这种差异不仅挑战了法律的公正性，更深层次地反映了社会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即男性冲动可以被理解，而女性犯罪则被放大审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隐性的性别偏见，正是我们需要共同对抗的敌人。

在妻子雇凶杀夫案件中，丈夫自己出轨却让妻子精神出户，而妻子在忍无可忍之下才雇凶杀夫，虽然丈夫对婚姻不忠，确实有错，而妻子的做法也很偏激，毁了自己一辈子。而在丈夫抽打妻子致其身亡案件中，丈夫因妻子出轨并提出离婚，在义愤之下抽打妻子，最后致其身亡。相比于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那位殴打妻子的丈夫最后只判了十年有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许多人认为，这样的判决体现了司法系统中存在的性别偏见，同等恶性的暴力犯罪不应因为性别差异而有不同的量刑标准。

每一次看似“宽容”的判决，都是对性别平等观念的侵蚀，无形中为社会暴力埋下了种子。长期以往，不仅女性权益受损，男性同样会被刻板印象所困。因此，我们必须警惕此类判决对社会风气的潜在负面影响，强调法律应当是性别平等的守护者，而非加害者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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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看待法律

判决背后的考量

对于两案的不同判决，也有人认为我们应该理性看待法律判决背后的考量，尤其是对案件具体情境的综合考虑。

青海男子郝某因妻子出轨并坚持离婚，在冲动之下失手致其死亡，获刑十年。对比之下，云南女子李某珍甲因不满丈夫出轨并要求其净身出户，策划杀害丈夫并被判无期。两案看似相似，实则大相径庭。郝某案中，被告的自首情节、认罪态度及其在事件中所受的情感刺激，均被法庭纳入考量，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法律精神。而李某珍甲案，预谋杀人，手段更为恶劣，故判决更重，反映了犯罪的主观恶性与客观后果的综合评价。

“罪刑相适应”，不仅是刑法的基本原则，更是正义的标尺。它要求惩罚应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相匹配。郝某案中，虽结果悲惨，但其后的自首、悔罪及事件诱因等因素，使得判决在法律框架内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宽容，这是对人性弱点的体谅，也是对法律温度的诠释。

家庭矛盾，尤其是情感背叛，常使个体情绪失控，导致极端行为。法律在评判此类案件时，会考量家庭矛盾的特殊性，但这绝非性别偏袒的借口。社会应当警醒，任何暴力都不应被容忍，同时也要理解，法律的公正体现在对个案全貌的审慎考量，而非简单的性别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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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法律的天平不应因性别而倾斜，正义的标尺必须对每一个人平等适用。每一次判决不仅是对个案的裁决，更是对社会价值观的回应。只有在性别平等的基础上，司法才能真正体现其公正性与权威性。

但是，在法律与情感的交织中，我们追求的是更为理性的公正，是在冰冷的法条中注入人情的温暖，而不是盲目地在性别标签上划线站队。理解判决背后的逻辑，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也是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看法，讨论如何才能在司法实践中真正实现性别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