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的晨风已有几分寒意，孙传庭站在风里思索着，脑中不断地划过他生命中的瞬间，“君命难违”、“玩寇糜饷”、抗旨、牢狱生活，马革裹尸。
一番思虑后，他长舒一口气，说出了两个字“督师”，终者，成也，死者，灭也。
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十日，孙传庭兵出潼关，十月初六，兵败战死。
而就在四年前，孙传庭差点灭了李自成，为何仅时隔数年，孙传庭就不是李自成的对手了呢？要说清其中原委，涉及的还不止一面，而是多面的。
在崇祯十一年前，李自成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数万民义军被剿灭，最后只有他和刘宗敏等17人冲出明军的包围圈，逃进了大山里，这次教训就是孙传庭给的。
孙传庭于天启年间入朝为官，因与权监不睦，曾赋闲在家数年。崇祯八年（1635年），经举荐再度出山，先做了顺天知府，后来陕西农民起义大爆发，陕西巡抚甘学阔搞不定，孙传庭又与吏部尚书不和，然后于崇祯九年就被“推荐”到陕西任巡抚，去镇压起义军。
孙传庭出山不久就展示出他不同凡响的一面，去陕西时，崇祯只给了他六万饷银，钱不够，人马也没有，其余的事情叫他自己想办法。
孙传庭到任后，对卫所屯田制度进行了整顿，尝试“以秦兵卫秦地，以秦饷养秦兵”的策略，每年收入屯课银十四五万千两，米麦三千五百石，并以此招募劲旅。
有了兵饷，就不愁没人，之后很快就有了战果。
此时的关中局势，由杨鹤时代的“主抚”已经转向在了洪承畴的“剿杀”，官方主打的战略是“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洪承畴主理西北五省，卢象升主理中原五省，全力剿杀流散作战的农民军。
孙传庭作为陕西巡抚，在军事上归总督洪承畴调度，由他追剿势头最强的高迎祥部。
崇祯九年七月中旬，孙传庭设伏与高迎祥激战四日，俘虏了高迎祥，全歼其部，取得了重大胜利。
高迎祥死后，其部收归李自成名下，在崇祯十一年之前，李自成数次对潼关产生作战意图，均被洪承畴破解。
崇祯十一年六月，孙传庭受命与洪承畴分进合歼李自成部。同年十月，洪承畴得到李自成再度攻打潼关的情报，立刻知会了孙传庭。
于是，孙传庭设伏于南原，等到李自成被洪承畴部追击得疲于奔命入了包围圈后，养精蓄锐的孙传庭部接连出击，打得李自成溃不成军，最后带十七人逃入了商雒山。
可以说，到此时，洪承畴与孙传庭已经基本上平定了起义军。
就在他们准备清剿李自成时，后金来了，崇祯急调洪承畴、孙传庭奉命入京勤王，由此李自成也得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洪承畴、孙传庭北调，使镇压农民起义的战果付之东流，而入卫京师的孙传庭，因与杨嗣昌政见不和，极力反对将陕西精锐留守蓟辽边境，理由是这样会导致农民军卷土重来。
然而杨嗣昌置之不理，孙传庭力争不得便提出病休，后来被杨嗣昌参了一本，导致孙传庭入狱三年。
然而就在这三年期间，形势已发生了巨变。
孙传庭入狱不久，李自成就杀了回来，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兵马瞬间成倍增长。杨嗣昌、熊文灿剿匪不力，眼看农民军做大，局面失控，劳而无功的情况下，杨嗣昌吞金自尽。
然而杨嗣昌的死并不能使明帝国停止滑向灭亡深渊的脚步，在他死后不久，清军再度倾全国之力进攻宁锦防线，兵围锦州。
崇祯调十三万大军交予洪承畴，出关救援，而对清军围点打援的战略，洪承畴并不急于与清军决战，等待良机才是关键。
然而崇祯却不耐久侯，连番催促洪承畴与清军决战，解锦州之围。洪承畴在崇祯的催促下，仓促出兵，结果大败，十三万大军自相践踏死伤无数，精锐尽失，洪承畴也成了清军的俘虏。
明朝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就此消失，此后明军缩龟山海关自保，再无法主宰关内外的形势。
辽东失利，关中农民起义军的势力发展迅猛，破洛阳，三围开封，官军却节节败退，帝国社稷风雨飘摇。
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又想起了关在狱中的孙传庭。
然而出狱后的孙传庭面对局势巨变，又将如何呢？
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崇祯在文华殿接见了孙传庭，任命他为陕西三边总督。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底，刚起复不久的孙传庭就接到了来自兵部的命令，令他即刻率领延绥、宁夏、甘肃和固原的军队，进入河南境内，驰援被李自成第三包围的开封。
此时的明军也只剩下三支能战的队伍：辽东的吴三桂、武昌的左良玉和重新起用的孙传庭。
左良玉害怕农民军，根本不敢与其交战；吴三桂守辽东，不能轻易调动；能战的只有孙传庭了。
但是孙传庭在大狱里呆了三年，出狱就在崇祯面前夸下海口，说只要五千人，就能搞定。结果到前线看到数以万计的农民军后，他才发现自己原来的痴人说梦。
还没等崇祯催战，孙传庭将认错的检讨书和新的作战计划就送入了京师。他向朝廷提出“非练兵二万，饷百万不可”。
崇祯对他“出尔反尔”的举动大为震怒，认为他是借故推诿，有要挟之意，不但下令让他马上出关，还警告他不要咎由自取。
但孙传庭仍没有出关，而是找各种理由拖延时间，从容地计划着他的募兵事宜。在此期间，他还干了另外一件事，那就是斩杀援剿总兵贺人龙。
对于斩杀贺人龙一事，史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这是崇祯与孙传庭共同议定的。从法理上来说，贺人龙临阵脱逃，两次陷主将于死地，见死不救，对中原战局造成的负面影响极为深远，理应正法，以儆效尤。
另一种观点认为，孙传庭上疏为贺人龙求情是出于大局考量，贺人龙其人骁勇善战，也是员令农民军闻风丧胆的悍将。
再说临阵斩杀大将，势同自断股肱，但君命难违，不得以之下孙传庭还是执行了崇祯的命令。
贺人龙死后，农民军喝酒庆贺，说“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不得不说，临阵斩将实乃骚操作。
六月十七，崇祯让户部尚书侯恂从山西南下也去救援开封，而侯恂则提出放弃河南，让孙传庭死守潼关，由他和总兵左良玉等固守荆襄、江淮等地，以此困死李自成。
但这个方案被否定了，朝廷另派左良玉部救援开封，以此与孙传庭两面夹击。
左良玉作为晚明的精锐之一，战斗力有，但面对农民军都表现出畏战情绪，结果造成朱仙镇大败，十几万明军全线崩溃。
等着救援的开封望眼欲穿，也不见援兵，守城的巡抚高名衡做了一个决定，”决河灌城“，借用水力攻击农民军，结果反被农民军还以颜色，又逢大雨连绵，水淹开封，城中百姓死者甚众。
孙传庭到达潼关后，才知开封被淹，而此时的李自成已转移到豫中地区，孙传庭立即进兵南阳，结果手下四将中了农民军的埋伏而大败，史称“柿园之役”。
此时崇祯还要倚重他，并没有处分他，而是责成他“图功自赎”。孙传庭身经百战尚且如此，河南境内的其他守军更不敢与李自成交锋。
结果便是，汝宁、确山、信阳、泌阳尽失，李自成的农民军兵锋直指襄阳。固守襄阳的左良玉自知不是农民军的对手，索性掳掠襄阳和樊城后，逃到承天，襄阳失陷。
接着农民军相继攻下枣阳、宜城、谷城、光化、均州、荆门等地，最后连荆州也纳入囊中。
湖广巡抚宋一鹤畏罪自杀，湖广大乱，败局已定。
而此时的李自成也已不满足于攻城略地的快意了，而生出了取明而代之的野心，他开始有意识的收买民心，为己所用。
在占领湖广地区之后，便在襄阳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之后张献忠也如法炮制，攻克武昌后自立为王。
河南与湖广皆入贼手，大明版图千疮百孔，此时能依仗的军队也只剩下驻守于潼关的孙传庭了。
那么，孙传庭又如何应对呢？
面对恶化的局势，孙传庭选择了按兵不动，这一举动令崇祯大为光火，也令三秦百姓苦不堪言。
崇祯动怒正常，但为何没有战火袭扰的三秦百姓会苦不堪言呢？
原来三秦百姓长期为明蒙对峙的民运压力所累，濒临绝境，揭竿而起的事件时有发生。又适逢关中大灾，百姓非但得不到朝廷的赈济，反而还要为孙传庭在陕西的扩充军务买单，再加之与前任巡抚的积怨，可谓民怨沸腾。
尽管有民怨，但真正威胁到孙传庭的并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那些损失最大的利益集团。
朝廷对孙传庭增兵增饷置若罔闻，孙传庭只能就地解决这些问题。于是，他把矛头指向了曾经在三秦大地横征暴敛的地方豪强，特别是那些侵吞军屯之利的官宦和地主。
孙传庭要以秦饷养秦兵，就必须打着清屯的名义拿这些利益集团开刀，而在这群人也是最不好惹的，他们当中很多人本人或祖上是九边边防的将官或退休的元老重臣，本来在任职期间就监守自盗，侵吞屯田，虚报兵额吃空饷，对边兵极尽压榨，面对孙传庭的追缴又岂会善罢甘休？
他们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自己的利益，想尽办法要将孙传庭赶出陕西。因此，他们纷纷身朝廷告状，说孙传庭“玩寇糜饷”，说“秦人日在汤火中”，甚至说出了“督师苟不出关，收者至矣”的话。
一些与他们有利益关联的朝臣，也开始揣摩崇祯的心理，不断迎合崇祯催战的旨意，指斥孙传庭闭关不出是别有用心。
不论舆论真伪，崇祯都不愿意看到孙传庭拥兵自重，一直逗留关中。此时辽东关外土地尽失，山海关守军成最后藩篱，而湖广的左良玉又不敢和农民军交战，中原大片腹地无人防守，京畿安危被压缩在河北境内，随时要面对满清南下和农民军东进的两路夹击。
如果孙传庭此时再有二心，扼守关中，按兵不动，那么大明社稷将毁于一旦，等于又养了一个贺人龙。
于是，以防陡生变故，崇祯不断催促孙传庭出关与李自成决战。
在当时的情况下，死守潼关是否就是最好的选择？
众所周知，潼关乃关中门户，闭关足以自守，东出则可以关中平原为后方，纵横天下。
此时的孙传庭孤立无援，朝堂内外利益倾轧，人心思变，官军怯战，朝臣掣肘，朝廷再没有其他精锐协助作战，而他麾下多是新军，又没有经历过实战。
面对农民军的士气高涨，为避其锋芒，静待时机，一击而胜，也未尝不是一种策略。否则一旦出击失利，不仅中原局势恶化，关中和山西也将无险可守。
潼关一旦失守，李自成就可长驱直入占领整个关中，占尽优势，进可攻天下，退可据关中为王。
两害相权取其轻，孙传庭据守潼关尚有机可寻，而出关作战一败则完。
但朝堂之上的京官并不这么想，他们虽然也曾公然谈论过自己战略构想，但真到落实时，都避之不及。相反在别人做事进，他又喜欢在一旁指手画脚，利则自取，祸则推诿于人。
当初流寇初起时，朝廷要求各地协剿，结果不少官员为了省事，只将入境的流寇赶到他人负责区就算交差，以致于主力精锐一直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事倍功半，劳民伤财，徒劳无功。
再加上崇祯对农民军抚剿游移不定的策略，最终才酿成大患。但崇祯并没有吸取此前的教训，仍然一味逼着孙传庭出关，防止他“玩寇糜饷”。
如果孙传庭抗命不出会怎样？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还有监军在身边，他们直接对天子负责，多由宫中太监担任，有监视牵制主帅行动的权力。
如果孙传庭抗命，监军会立刻上报给天子，朝廷马上就会对他进行制裁。如果控制了监军，那就等同谋反，还有可能引发手下将领互相残杀。
所以，君命难违，孙传庭抱着一丝侥幸兵出潼关。
孙传庭迫于压力兵出潼关，此时他身挂兵部尚书衔总督秦、蜀、晋、豫、楚、江、皖七省军务，总制三边，佩七省督师之印及尚方剑，受命全权指挥中原战事。
但看似位高权重，实则是个空架子。河南、湖广等地，几乎尽为农民军所有，地方官军因欠饷及畏战形同虚设，还有部分官军投敌，使得农民军实力大增。
孙传庭出关总兵力不超十万，且其中大部分是新兵，却要与数十万农民军决战，胜率近乎为零，覆巢之下无完卵。
所以抛开战术不说，战局已是注定的。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初六，农民军攻破潼关，孙传庭战死。
孙传庭死后五个月，大明亡，故有“传庭死而明亡矣”的扼腕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