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风波，巧怼工作队
陈永贵在大寨的根基，随着他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先后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和县委候补委员而日益深厚。他在实践中摸索出的经验，以及和社员们在长期共同劳动中建立起来的情谊，为大寨后来的发展，以及他个人声望的积累，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时间来到1964年底，农村“四清”运动开始了。晋中地委对此高度重视，组织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工作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昔阳县。数千人的队伍分散到各个公社，其声势之大，是当地从未有过的景象。大寨作为昔阳县的一个大队，自然也在工作队的进驻范围之内。
运动开始前，陈永贵反复叮嘱村里的干部和社员，要对即将到来的工作队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并且要积极主动地协助他们开展工作，把这当成一次检查和提升工作水平的机会。他希望通过良好的配合，让大寨的工作得到上级的认可。
当“四清”工作队真正踏入大寨的地界后，他们的一系列举动却让陈永贵和社员们感到有些始料未及。这支工作队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首先与大队干部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听取工作汇报，或者查阅账目，反而显得有些“神秘”。
队员们常常避开大队的办公室，更倾向于在村子里转悠，找那些平时可能对干部有些看法或者发过牢骚的个别社员进行私下里的接触和了解，试图从这些非正式的渠道中“摸底”，挖掘所谓的“问题线索”。
工作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摸底排查”后，认为掌握了足够的信息，便组织召开了旨在揭露大队干部问题的会议。他们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能够引导社员们站出来，指出干部们在“四清”方面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
会场上，社员们并没有如工作队所期望的那样“揭发”干部，反而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为大队的干部们说话。他们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干部的信任和支持，强调干部们都是和大家一起摸爬滚打的贴心人，平时一心扑在集体事务上，别说贪污腐败，就连集体的一点小便宜都从未沾过，喝口集体食堂的汤都跟大家一样。
工作队在大寨继续进行工作，经过一番努力，最终整理出了两条他们认为大寨“不符合规定”的问题。第一条是关于粮食分配的细节：工作队指出，大寨分给社员们当口粮的原粮玉米，没有按照规定扣除其中所含的水分，这被认为是损害了集体的利益。第二条则与社员的劳动报酬有关：工作队发现，大寨对于在冬天组织社员清扫积雪、保障道路畅通的劳动，给予了相应的劳动工分记录，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当时的政策规定。
面对工作队整理出来的这两条“问题”，陈永贵与工作队的成员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针对玉米不扣水分的问题，他详细解释了大寨粮食分配的具体情况和这样做的原因，强调这是从实际出发，并且得到了全体社员的认可。对于扫雪记工分的问题，他更是据理力争，说明扫雪是必要的集体劳动，尤其是在大寨这种山区，保障道路畅通关系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付出劳动就应该获得报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就在双方为此争执不下的时候，一个偶然的事件让这场争论变得更具戏剧性。一天，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很快，整个大寨就笼罩在一片银白之中。恰巧在这一天，邻近的阳泉市组织了一批干部群众前来大寨参观学习。按照计划，参观团需要上山察看大寨的梯田和水利工程，但通往山上的道路已经被厚厚的积雪覆盖，车辆和行人都难以通行。面对这种情况，负责接待的工作队成员有些着急，他们找到了陈永贵，请他赶紧安排社员上山扫雪，为参观团开路。
陈永贵看着工作队的成员，语气平静地提起了前几天的争论。他表示，前不久刚刚因为扫雪记工分的事情受到了那么大的“败兴”，被工作队指责为不合规定，现在哪里还敢再犯同样的“错误”呢？如果要组织社员去扫雪，那就必然要记工分，否则无法向社员交代。既然扫雪记工分是错误的，那这雪，看来是不能扫了。
他这番话，直接将工作队先前对他的指责又抛了回去，使得对方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不扫雪，参观活动无法进行，接待任务完不成；扫雪，就等于默认了陈永贵的做法是合理的，也否定了自己之前的批评。工作队的负责人听了这番话，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显得非常尴尬，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最终，为了确保参观活动的顺利进行，工作队不得不默认了扫雪记工分的做法。
官至副总理，晚年归于平淡
经历过“四清”运动的风波，陈永贵在大寨乃至昔阳的地位非但没有动摇，反而因为他敢于坚持实际、维护社员利益的行为，以及社员们自发的支持，而更加巩固。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大寨这面红旗越举越高，作为大寨带头人的陈永贵，其声望也达到了顶峰。
1975年，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这位昔阳县的农民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在担任副总理的五年时间里（1975年至1980年），陈永贵依然保持着农民的本色，他频繁地奔波于各地农村，考察农业生产，推广大寨的经验。他用自己在大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方式方法，指导全国的农业工作，强调“以粮为纲”，重视农田基本建设和集体劳动。
他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常常用带着浓重山西口音的话语，直率地表达自己对农业问题的看法。随着伟人逝世，以及后续政治格局的变化，“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热潮逐渐冷却，对于大寨经验的评价也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甚至质疑和批评。
过去被奉为圭臬的一些做法，在新形势下被认为存在局限性，甚至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1980年，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变动和路线调整后，陈永贵正式卸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以为是感冒，不料竟是绝症
1985年的夏天，具体说是8月份，陈永贵开始感觉到身体有些不对劲。最初的症状并不明显，可能只是断断续续的咳嗽，或是偶尔感觉胸口有些发闷，体力也不如从前那样充沛。对于这些细微的变化，这位经历过无数艰难困苦的老人起初并未太在意，或许只是觉得年纪大了，或者是天气变化引起的普通“感冒”。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不适感并没有像普通感冒那样自行好转，反而似乎有加重的迹象。终于，他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正好儿子陈明珠从山西来看望他，陈永贵希望儿子能陪他去一趟医院看看。
在医院里，医生为陈永贵安排了一系列的检查。陈永贵顺从地接受了这些检查，几天后，检查结果出来了。当医生将诊断结论告知陈明珠时，这个结果如同晴天霹雳。化验单和影像片子上显示的，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感冒，而是令人闻之色变的肺癌。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病情被确诊时，已经发展到了晚期。这意味着，癌细胞已经扩散，治疗的难度极大，预后也非常不乐观。
魂归故里，万人相迎
自从1985年夏天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后，陈永贵的人生便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1986年3月26日这一天，在北京的医院里，陈永贵走完了他坎坷而又充满争议的一生，终年72岁。
不久之后，在北京为陈永贵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考虑到他晚年已经淡出政治核心，以及围绕“农业学大寨”模式的争议，告别仪式的场面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盛大，甚至可以说有些冷清。
在这略显平静的告别仪式上，一个特殊身影的出现，却打破了现场的沉寂。他就是曾经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在当时已经鲜少公开露面的领导人中，华国锋是唯一一位亲自前来为陈永贵送行的人。
进入室内，他没有与任何人寒暄，也没有发表任何讲话，只是默默地走到了陈永贵的遗体旁。在肃穆的哀乐声中，人们看到这位曾经执掌国家大权的人物，眼含泪水，他围绕着覆盖着党旗的遗体，缓步走了一圈，仿佛在做最后的告别。绕行一周后，他没有停留，依旧沉默着，流着泪，快步离开了告别室，乘车而去，来去匆匆。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按照程序进行了火化。随后，陈永贵的儿子陈明珠，捧着父亲沉甸甸的骨灰盒，准备启程，完成父亲生前最后的心愿——落叶归根，将骨灰安葬回他魂牵梦绕一生的大寨。
就在灵车行驶在途中的时候，意外发生了。迎面驶来的一辆汽车，不知何故，与灵车发生了碰撞。虽然碰撞并不算严重，灵车本身没有大的损伤，只是车身侧面被蹭掉了一块油漆，但这突如其来的事故，还是让车上的所有护送人员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在这特殊的时刻，护送着逝者骨灰返回故里的路上发生这样的碰撞，难免让人心有余悸。
经历了这小小的插曲，灵车继续前行。终于，在1986年4月4日这一天，载着陈永贵骨灰的车辆，驶入了山西省阳泉市通往昔阳县的二级公路。当得知陈永贵的骨灰即将返回故里的消息后，成千上万的乡亲们，无需任何组织和号召，自发地行动起来。他们从各自的村庄、田地里走出，汇聚到公路两旁。从阳泉到昔阳县城，再到通往大寨的沿途，道路两侧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据估计有上万名之多。
参考资料：[1]张旭东.陈永贵 大寨精神不老[J].中国报道,2009(11):48-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