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最爱不是前妻陆小曼，也不是第二任妻子陈剑趣，而是一名律师

世人皆知王赓与陆小曼的婚姻因徐志摩而告终，也知晓他晚年娶了年轻貌美的陈剑趣为妻。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两段广为人知的姻缘之间，还深藏着一段令人扼腕叹息的情缘。

1931年，37岁的王赓因一场误会锒铛入狱。在那段最黑暗的岁月里，除了亲朋好友的探视，还有一位年轻女律师常常泪眼婆娑地前来看望。这位女子，就是比王赓小十几岁的凌菊如。每当她离去时，王赓的心情总是异常痛苦。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愫，让这对才子佳人魂牵梦萦？又是什么样的命运，让这段最真挚的感情，终究化作了一声叹息？

一、王赓与陆小曼：才子佳人的错过

世人常道＂金陵才子配金陵佳人＂，1922年的南京，正是这样一段佳话的开端。那一年，刚从哥伦比亚大学归国的王赓，在金陵大学任教。一次文人雅集上，他邂逅了当时才貌双全的陆小曼。

陆家是南京的名门望族，陆小曼自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她不仅精通琴棋书画，还能写得一手好诗。这样的才女，自然引得王赓倾心。两人相识不久，便定下了终身。

1923年春，王赓与陆小曼在南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后的日子，两人本该过得恬淡美满。王赓白天在金陵大学教书，晚上回家与陆小曼谈诗论画。然而好景不长，1924年的一次文人聚会，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徐志摩。

徐志摩那时已是京城文坛的风云人物，他的诗歌在文人雅士中广为流传。这天的聚会上，他一见陆小曼，便被她的才情所倾倒。从此，徐志摩常常借着各种由头，出现在王赓的家中。

王赓是个性情中人，起初并未在意。直到有一天，他在陆小曼的书桌上发现了一叠信件。那是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情诗，字里行间满是倾慕之意。

事情发生后，王赓并未大发雷霆，也未将此事声张。他只是默默收拾行装，带着全家离开了南京，搬到了北平。然而，地理的距离并未阻断徐志摩对陆小曼的追求。

1925年，陆小曼终于向王赓提出了离婚。面对妻子的请求，王赓沉默良久，最终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一年，他28岁。

离婚后的王赓并未因此对陆家生出怨恨。他依然每月都会给陆家寄去一笔钱，帮助陆小曼的父母度过晚年。陆老太太常常感叹：＂这个女婿，我们陆家对不住他啊！＂

为了躲避这段伤心往事，王赓又辗转来到上海。他在这里找到了新的职位，开始了人生的新篇章。然而命运弄人，他刚刚在上海站稳脚跟，就遇到了那场改变他一生的牢狱之灾。

1931年的那场误会，不仅让他失去了自由，更让他与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失之交臂。那个人，就是在他最困难时期不离不弃的凌菊如。

二、命运的转折：一场莫须有的牢狱之灾

1930年，王赓在上海的事业渐入佳境。凭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结识的老同学宋子文的引荐，他成功进入税警总团，很快便升任为第二任团长。

这个位置让王赓能够施展才华，他开始着手整顿税警总团的内部纪律，打击走私活动。在短短几个月内，税警总团在他的带领下查获了多起重大走私案件，这让一些不法分子对他怀恨在心。

1931年一月二十八日，正值一·二八事变爆发之际。那天上午，王赓接到消息说美国领事馆有要事相商。他按照往常的习惯，带着公文包前往美国领事馆。然而，他并不知道，美国领事馆已经搬迁到了另一个地址。

当他走到原址附近时，突然被几名日本宪兵拦下。原来，他误入了日本领事馆的管辖区域。在当时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日本方面立即以＂间谍嫌疑＂为由将他扣押。

消息传出后，舆论哗然。有人说王赓是去给日本人送资料的，有人说他是被人设计陷害。一时间，各种猜测纷纷扰扰。

事实真相很快水落石出。经过调查，王赓确实是要去美国领事馆，目的是与美方商讨一批军事装备的采购事宜。这批装备包括一些先进的大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带着公文包。

然而，即便真相大白，王赓仍然难逃处罚。当局认为，作为军事重要人物，他在戒严期间擅自离开岗位，且未经上级批准，已经构成重大过失。最终，军事法庭以＂违反军纪＂的罪名，判处他两年零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在狱中的日子并不好过。作为一个曾经的高级军官，突然沦为阶下囚，这种身份的转变让王赓倍感煎熬。但正是在这段时期，他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

每周探监日，除了家人朋友，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律师总是准时出现。她就是凌菊如，一个即将改变王赓命运的人。这位年轻的律师不仅为他申诉，更带来了外界的消息和精神的慰藉。

监狱的生活虽然艰苦，但王赓并未虚度光阴。他开始深入研究军事装备，特别是对飞机和大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知识，在他日后重获重用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这样，王赓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两年零六个月。这场牢狱之灾，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更让他邂逅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情缘。然而，命运总是弄人，这段因苦难而生的感情，最终却要在更大的苦难面前黯然收场。

三、与凌菊如的情缘：最动人的未完成

1931年初春的上海，凌菊如第一次踏进了这座阴冷的监狱。作为上海最年轻的女律师之一，她本可以选择更轻松的案件，却偏偏接下了这个争议颇大的军官案件。

那时的王赓，已经在狱中度过了三个月。每周探视日，凌菊如都会准时出现，带着新鲜的水果和一叠厚厚的案卷材料。她不仅仔细研究案情，还经常与王赓讨论国际法和军事法规。

其实在王赓入狱之前，两人就已相识。1930年秋天，在一次法律界的研讨会上，凌菊如作为新晋律师发表了关于军事法规改革的见解，引起了时任税警总团团长的王赓的注意。

监狱的探视室里，两人除了讨论案情，还常常谈论文学和艺术。凌菊如精通英文，能与王赓畅谈莎士比亚的作品。她还会带来最新的英文报纸，帮助王赓了解外界的变化。

1932年，随着案情的明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王赓申辩。凌菊如四处奔走，收集证据，试图证明王赓的清白。她找到了美国领事馆搬迁的官方文件，也找到了当天目击王赓走错路的证人。

然而，事情的转机并未带来完满的结局。1933年初，随着政局的动荡，一些人开始借机炒作王赓的案件，声称他与日本方面有不可告人的联系。这些谣言虽然毫无根据，却给王赓和身边的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王赓开始劝说凌菊如离开。他让妹妹王淑敏带话给凌菊如，说自己已经决定出狱后远赴欧洲疗养，不愿连累她的前程。凌菊如起初并不理会这些话，仍然坚持每周探视。

直到有一天，凌菊如的父亲找到了王赓。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律师说：＂菊如还年轻，她的前途不该毁在这些政治纷争中。＂

1934年春天，王赓终于获释。他直接登上了去往欧洲的轮船，而凌菊如则在父母的安排下去了香港进修。临行前，她托人送来了一封信，信中只有简短的一句话：＂我知道您是清白的。＂

此后的十余年，两人再未见面。凌菊如后来去了台湾，在那里开设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而王赓，则在欧洲养病两年后回到了上海，重新投入到军事装备研究的工作中。

1939年，王赓收到一封从台北寄来的信。信中说，凌菊如已经在台北安顿下来，事业有成，还协助过多起重要的军事审判案件。信的最后，她问候了王赓的身体状况，并祝愿他工作顺利。

这是他们最后的通信。一年后，战事愈发紧张，两岸的信件往来彻底中断。这段始于狱中的情缘，最终化作了各自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四、新的人生际遇

1936年深秋，从欧洲归来的王赓，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税警总团团长。但他的专业才能却在这段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在欧洲养病期间，王赓并非无所事事。他走访了多个军工企业，详细考察了欧洲各国的军事装备发展状况。这些考察笔记，后来成为了他回国后重获重用的重要资本。

1937年初，军方急需一批精通军事装备的专业人才。王赓的名字，出现在了推荐名单的首位。他的履历显示，不仅在美国留过学，还在欧洲进行过专业考察，对军事装备，尤其是火炮和飞机领域有着深入研究。

这一年春天，王赓正式回到了工作岗位。他被任命为军械署技术顾问，负责审核新式武器的采购方案。在工作中，他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建议，比如建议改进部分老式火炮的瞄准装置，这些建议得到了上级的高度重视。

1938年，王赓的生活出现了新的转机。经过友人介绍，他认识了年轻的美术系学生陈剑趣。与之前的两段感情不同，这段姻缘来得十分平淡。

陈剑趣比王赓小了将近二十岁，性格温婉，但对军事和政治并不感兴趣。她更喜欢绘画和时尚，常常一个人安静地画画或是翻看时装杂志。两人的共同话题很少，但却也维持着平静的生活。

1939年，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这时的王赓已经43岁，而陈剑趣才23岁。婚后不久，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王赓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而陈剑趣则专心照顾家庭。

工作上，王赓的表现越发出色。他参与制定了多项军事装备的改进方案，并多次率团出国考察。每次出差归来，他都会带回大量的技术资料和考察报告。这些报告为军方的装备更新提供了重要参考。

1940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这时的王赓，工作愈发繁忙。他经常需要往返于各个军工厂之间，检查装备生产情况。有时连续几个月都在外地，难得回家。

1941年底，一个重要的任务落在了王赓肩上。军方计划采购一批新式装备，需要派出代表团赴美考察。作为军械专家，王赓被选为代表团的重要成员。这次出访，注定成为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

五、生命的终章

1942年4月的开罗，骄阳似火。军事代表团一行人在这里短暂停留，等待前往美国的航班。谁也没想到，这座古老的城市，会成为王赓生命的终点。

那是代表团抵达开罗的第三天。清晨，王赓按照惯例起床准备当天的考察资料。突然，他感到一阵剧烈的胸痛。同行的医生赶来诊治，发现他的心脏病和肾病同时发作。

这些疾病其实早在监狱时就已埋下祸根。两年零六个月的牢狱生活，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虽然在欧洲疗养过两年，但并未完全康复。近年来繁重的工作，更是让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当地最好的医院立即派来了专家会诊。然而为时已晚，王赓的器官功能已经开始衰竭。4月15日中午，他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享年仅47岁。

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惊。军方立即发来唁电，对这位杰出的军械专家表示深切哀悼。许多认识他的人都说，王赓走得太早了，还有很多未完成的工作等着他。

遗体运回上海后，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吊唁。让人意外的是，在送殡的人群中，出现了陆小曼的母亲。这位老人带着一束白菊，默默地站在灵堂外。她说：＂他待我们一家，始终如一。＂

王赓的三妹王淑敏，遵照兄长生前的嘱托，将他生前最后一封家书转交给了凌菊如。信中详细交代了他这些年来对军事装备的研究心得，希望这些资料能够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

陈剑趣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在上海度过了艰难的一年。1943年底，她改嫁他人，带着孩子们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台北，凌菊如收到噩耗时，正在处理一起重要的军事案件。她走到窗前，望着远处的海峡，许久没有说话。之后的岁月里，她始终未曾婚嫁，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法律事业中。

王赓的一生，牵动着三个女人的命运。陆小曼是他年少时的梦，在文人雅集中相识，却因时局动荡而分离。凌菊如是他生命中最动人的遗憾，在最艰难的时刻相遇，却被命运生生拆散。陈剑趣给了他平静的家庭生活，却未能陪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1952年，一批尘封多年的军械档案被整理出来。在这些泛黄的纸页中，人们发现了许多署名＂王赓＂的技术报告和改进方案。这些档案见证了一个军械专家的专业精神，也记录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