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2月，我登上了飞往故乡的飞机。我离开故乡已经长达45年，回乡的场景曾无数次出现在我梦里，但只要一醒来，便能强烈地意识到，这个梦很难实现，我甚至以为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回到故乡了。

飞机落地，刚走出出站口，便看到一对两鬓微霜的男女举着写有我名字的牌子。他们看起来非常熟悉，但时隔已久，我一时间不敢确定他们的身份。

走近后，他们才哽咽地叫着：“阿哥！”原来他们是我的亲弟妹啊，45年不见，他们已经从孩子变成了老人。我把他们紧紧地抱在怀里，鼻子一酸，泪如雨下，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在回家的路上，他们才告诉我，原来母亲和几个哥哥早已不在世了，现在只剩下我们三兄弟。我又想起我离家当兵时的场景，母亲把一把零钱塞在我口袋里，叮嘱我：“要照顾好自己，赚了钱就寄回家里。”弟弟妹妹拉着我，不让我走，一切仿佛还在昨天……

可40多年过去了，我一分钱也没寄回家，更没有机会见到我亲爱的母亲。

当事老兵

我出生于1928年，家乡在台湾省台东县卑南乡的一个卑南族部落，家里有9口人，非常贫穷。我还没断奶，就被交给膝下无子的姑妈抚养，她对我非常好。

当时日本占据台湾，实行皇民教育。他们开办学校，向孩子们灌输武士道精神，要求一切都为天皇效忠。

受此影响，我的大哥一直幻想成为英雄，于1943年参加了高砂义勇队，被派往菲律宾服役。尽管母亲认为打仗会死人，苦苦劝他不要去，但他并没有听。不久，二哥也去了越南，当日本军夫。

我上日本人办的小学，校规非常严。到学校后只能讲日语，而且旷课三次就会被开除。有一次我跟同村小伙伴讲了家乡话，被老师知道后，就让我们面对面站着，互相打耳光。

老师在一边看着，谁不用力，就用鞭子抽谁。我们越打越用力，直到痛得眼泪流出来。但这还不够，上课后又在教室罚跪了40分钟。有一次书法课，我只是不小心在白纸上滴了一滴墨，老师一鞭子便抽过来，还用日语大骂“混蛋”。

作为殖民地人，我从小便觉得活得毫无尊严，也无心学习，各门功课都很差。小学毕业后，我便帮家里放牛。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计划组织后备兵源，在我们乡成立了一个军事学校，征募各个村的青年加入，我便再次入学。

学校主要训练军事，包括射击、投弹、刺杀等。战时紧张时，我们被派到海防线上挖战壕、修筑碉堡或者修建飞机场。不时有美军飞机来轰炸，有同学被炸死炸伤。

日据时代的学校

以后战事吃紧，日军又以各种借口在当地苛捐杂税。即便农民交了公粮，还要挨家挨户搜查粮食，我们家藏的仅剩的一点粮食也被抢走，家人还挨了一顿打骂。我的父亲原本就多病，因为这件事一生气病情加重，没多久便去世了。

总之，在日据时代，普通老百姓活得非常艰难，而且毫无尊严，这也让我从小就很痛恨日本人。

抗战胜利后，国军进驻台湾，那一年我17岁，正想着终于和平了，将来不论是种地还是出去打工，都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突然一天，村里来了一辆豪华的轿车，车上下来几个打扮时髦的男女，他们要保长把村里的年轻人集合起来。由于语言不通，一个40来岁的男子讲话后，通过保长翻译。

大概内容是，现在日本投降了，国家要搞建设，年轻人应该去祖国各个地方参加建设。每个月可以领2000元薪水，还会教授汉语。

我心想，天啊！还有这么好的事，2000元是我长这么大也没见过的钱。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驻防台湾的国军第70军和62军，二等兵月薪才400元法币。由于法币贬值，两名军长联名向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抗议后，才改成月薪10台币。所以2000元薪水根本就是骗人的。

为了帮母亲分担家庭压力，我自作主张报了名，我们村40多户人家，有19人报名。晚上我才对母亲说，她眼里闪着泪花，似乎非常不舍，连夜把我几件破衣服拿出来缝补。

当我看到她在补衣服时，她竟然“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我安慰他说：“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工作，赚了钱给你寄回来，放假了就回来看你。”

那时候我虽然没学过“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句诗，却能深深地感受到母亲对我的不舍和担忧。

台湾光复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被一辆卡车拉到台东一个广场集中，现场有200多名青年，而周围战满了荷枪实弹、上了刺刀的卫兵。我隐约感觉到不对劲，我们只是来工作，难道还像提防战俘一样吗？

不一会儿来了几个军官讲话，通过翻译我们才知道现在的说法变了。军官大概说：“现在国内还有敌人，要先消灭敌人才能搞建设。”

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我们上当了，根本没有什么工作，而是要我们去当兵。大家窃窃私语，但周围站满了士兵，跑也跑不掉。我当时才17岁，不知道天高地厚，想着只要有口饭吃，干什么都可以，何必去思考那些让自己烦恼的问题呢？

后来我们被送到花莲一个兵营训练，可能是太累了，尽管条件简陋，我倒头便睡。晚上还梦到我赚到了钱，给母亲寄回去。正在甜蜜的梦中，就被哨声惊醒。天还未大亮，我们就被赶起来跑步。

早饭时，大家争先恐后地往自己碗里装饭菜，事务长在一旁大喊：“不要装得太满。”可根本没人听他的。正排到我，事务长终于大发雷霆，一下就把我的碗打翻在地上，还逼我捡起来吃。

都是灰土还怎么吃？我气得直流眼泪，只能站在一旁看着别人吃。三哥看到我这样，帮我捡起饭碗重新去乘了一碗给我，我越想越难过，还是不吃，又把饭倒回桶里。我心想，刚出门就受气，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没多久，我们被运到基隆正式受训。我被编入国军第70军139旅278团1营2连1排，并领到了武器装备。白天进行军事训练，晚上学习政治文化。

新兵训练

时间一晃便过去了3个月，当初说月薪2000元连个影也没看到，每月发几块钱还不够抽烟，根本没有钱寄给母亲。

军营的生活也很苦，有的兵受不了就逃跑。一天晚上有13人一起逃跑，结果在火车站被全部抓回来。他们被绑在广场上，老兵们或拿着木棍或端着刺刀，如临大敌。

一个很凶的排长走过去将他们大骂一顿，随后端起刺刀就刺向领头逃跑者的大腿，顿时鲜血涌出。其他人也如同接到命令一般，开始用木棍殴打另外12人，广场上顿时传出一阵惨叫声，让人不寒而栗。

我们训练的最后一站是凤山，这时大陆老兵和台籍新兵都有人逃跑，晚上经常会听到枪声，有不少逃兵都被打死，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村的。

一天晚上我三哥和同村另外两人请假了，那天正好轮到我站岗。三哥跑来劝我一起逃跑，可是他们都请了假即便被抓到也有借口，而我一旦离岗肯定会被视为逃兵。想到广场那一阵阵凄惨的叫声，我害怕了，最后三哥只能留下我，独自逃了回去。

这时军营里只剩我自己，内心无比苦闷，加上训练劳累过度，很快便病倒了，敢到全身无力。我的班长是安徽人，他对我非常关心，他的夫人还煎药给我喝，在他们的关照下我才渐渐好起来。

1947年初的一天，长官过来训话，说要进行轻装野外急行军，返回军营才吃午饭。我们大步地朝目的地跑去，路上一个老百姓也看不到，路边却战着两排上了刺刀的老兵。

到了海滩边，只见一艘巨大的轮船，长官命令我们立即登船，这时我们才知道，要离开家乡上战场了。

登上船，几乎每个新兵都在望向岸边，很多人从来没离开过家乡。此刻，我无比想念我的母亲，离开家乡快一年了，我没有给她寄过一封信，这次离开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与她团聚？

我们在上海登陆，随后被运至徐州，我们班一开始负责在徐州机场外围警戒。大概在1947年5月，全军向鲁西南进军。

行军途中，部队纪律极坏。常常发生打死打伤老百姓、损坏百姓财产，抢夺百姓粮食的事。部队每到一处，总强迫老百姓帮挖战壕构筑工事。也正因此，当地村民一听到国军来了，大多吓得跑进山里。

来大陆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也不知道解放军。长官常对我们说，只是去打“土匪”。但是接近战场，四面八方都是枪声。

我们问长官：“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土匪’？”

长官就告诉我们：“他们枪支弹药不多，都是在放鞭炮，不要怕。”

战后我才了解到，当时刘邓大军约13万人正向我们扑来。

我们在鲁西南一带断断续续与解放军地方部队交战了两个多月，后来奉命集中在巨野县六营集。没多久便被刘邓大军包围，而这里连口水井都没有，几天后一万多人弹尽粮绝。

无奈之下，部队决定分多路突围。我们团作为先头部队，刚出镇没多远便遭到解放军伏击，不少战友死伤，我的班长也当场阵亡。突围不成，剩下的人吓得躲进高粱地里不敢动。饿了就吃生玉米，渴了就啃高粱节。正值夏天，高粱地里密不透风，我们真是苦不堪言。

一直到了晚上，部队集中所有火力向解放军阵地开火，随后全军乘机拼命突围。然而没跑出多远，又遭到解放军阻击，又有许多人死伤。这时部队大乱，连不成连，排不成排，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

我是台湾人，在大陆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只能紧紧跟着班里的几个大陆老兵，像无头苍蝇一般，整夜乱窜。尽管又累又饿，我们也不敢进村，害怕有解放军。

一直走到嘉祥县郊，天刚大亮，突然从高粱地里窜出十多个人，端着枪，大声喊着什么。我听不懂，战友告诉我：“不能被俘虏，赶紧跑。”

战场剧照

接着我们便往高粱地里钻，解放军也追了上来，并朝空中开枪。我们依然没停，解放军又开了几枪，一枪打中我的左大腿（未伤到骨头），我应声倒地。几个战友顾不得我，独自朝高粱地跑去，但被另外一股解放军俘虏。

当时我害怕得快要哭出来，因为长官常说，被俘虏没有好下场，会被割肉、活埋，很残忍。但一个背着手枪的解放军（后来知道他是指导员）却笑着走过来，扯出一块布为我止血。

一路上，解放军不打不骂，反而如同兄弟一般照顾我。因为伤口太痛，我实在走不动了。指导员还亲切地说：“同志坚持一会吧！”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同志这个词，当时并不知道具体含义，但感觉很亲切。

我们走进一个村庄，解放军又弄来食物和水，我已经整夜没吃东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完心情也好了很多。后来解放军雇了一个老大爷，用毛驴把我送到后方解放区。

我接受了治疗，由于受伤轻，半个月便痊愈。解放军向我们宣讲政策：负伤的可以疗伤静养，不愿参加解放军的，发给路费让其回家。很多人被俘后，都被解放军的种种举动感动，主动留下来参军。

而我是有家不能回，想着解放军救了我一命，无论如何也要留下来报恩。后来我被编入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5团，换上了新军装，开始学习文化知识，渐渐地能看懂报纸。

此后我随部队参加了著名的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一次战斗中，我被敌人打来的冷枪击中。

当晚我被送到后方医院治疗，治疗期间军区还通报表扬了我。伤愈后，经过鉴定：由于我左胸股骨折、左臂被击断5指，不能伸展，被定为二等甲级残废，每月领取抚恤金。

我已经无法战斗，而且身体残疾，识字又不多，身在异乡举目无亲，将来该如何是好？想到这些我内心非常哀伤。好在当时部队非常关心我们这些伤残军人，专门建了学校和宿舍，让我们学习知识。

经过3年的学习，我达到了初中文化水平，还经过同学介绍，于1953年光荣地入党。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军校内设立的小商店工作，后来还被定为行政24级，每个月有41.5元薪水，这对于单身的我来说已经很优裕了。

1957年，我被调到鹤壁市百货公司工作，一直在此工作了30多年，直到1988年离休。

我从小就体弱多病。1952年又得了一场怪病，在腊月里浑身出汗，咳嗽吐血，鼻子也流血，吃不下饭，瘦到只有30多公斤。医院也查不出病因，后来病危，我一度被推进太平间，放了两天没有断气。大夫觉得我还有希望，又推回了急症室，之后才查出是“黑热病”，对症下药后，我才慢慢康复。

1958年，我正在工作时，突然晕倒，并大口吐血。同事们把我送去医院，查出是空洞型肺结核，在医院治疗了半年才好转。后来单位又安排我去职工疗养院疗养了一年，才返回工作岗位。

1955年，我经朋友介绍与蔬菜公司一个女职员认识，我们情趣相投，不久便结为夫妻，我们陆续生育了4个儿女。

解放后

组织上对我非常关心，推举我到鹤壁市人大和政协任职。逢年过节，各级领导也常来我家慰问。4个儿女长大后，也被安排了不错的工作。

在大陆生活和工作，一切都比较如意。但让我魂牵梦绕的还是我的亲人和故乡，直到1992年这个愿望终于实现。然而遗憾的是，回到家乡弟弟妹妹才告诉我母亲和几个哥哥早已不在世了，家乡也已经大变样，真是物是人非啊！

当年同村受骗去当兵的19人，也仅剩4人在世。若不是解放军相救，我或许早已经死在战场上了。后来又得了两场大病，要不是组织关心，也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常常想起那句话“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一次错误的选择，就让一家人骨肉分离，断绝音讯，甚至终生不得相见，备受相思之苦。想到这些，我的眼泪总止不住地往外滚。

我经历了很多苦难，晚年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两岸早日和平统一，这样后人才不会再经历我们经历过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