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之一：名门望族或官二代】

在清代，“汉人”这一概念明确界定为不具备旗籍者，汉军旗人并不涵盖其中。彼时，汉人名门望族主要指涉科举世家与累世为官的家族。此类家族数量颇为可观，其中声名远扬者，如山东诸城刘氏、安徽桐城张氏、山东滨州杜氏、浙江海宁陈氏、江苏金坛于氏、福建侯官林氏等。据大略统计，其数量可达二三十家。

诸多家族的崛起，或肇始于清初，或发迹于康熙中期之后，于当地颇具声望，门第显耀。其家族世代沐浴皇恩，族人多获科举功名，由此深得帝王嘉许与信赖。从政治层面观之，此类家族子弟的立场稳固，堪称忠诚可靠。

因其始终坚定捍卫皇权统治，并对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予以认同，故而历代帝王皆对其寄予高度信任，委以重要职责。在此情形下，众多名门望族涌现出诸多执掌一方的封疆大吏。

在封建官场生态中，出身于仕宦世家的子弟，其发展原理与传统名门望族的延续有相通之处，且此类现象屡见不鲜。以刘墉为例，他曾出任地方知府之职，后累迁至湖南巡抚、直隶总督等重要职位。刘墉仕途顺遂的背后，实则与乾隆帝对其父刘统勋的高度信任密切相关。若无此层关系，刘墉的官场之路恐难如此顺畅。

以乾隆时期的陈辉祖为例，此人为当时臭名昭著的贪官。其能获高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族荫庇。陈辉祖并非进士出身，若不是仰仗其父陈大受——这位乾隆朝的著名臣子，以陈辉祖的资历，绝无可能官至闽浙总督之要职。

【标准之二：多有翰林出身这块金字招牌】

在汉人督抚群体中，翰林出身者所占比例最为可观。翰林相较于进士，具备一种先天性的独特优势。翰林于散馆之后，大多于京城履职，并且其升迁路径与进士相比，呈现出极为显著的差异。

依循旧例，于科举中获进士出身者，亦不乏留京就职之情形，然其任职之所，通常集中于六部。与之相较，翰林群体的仕途路径别具一格。翰林多以学官之职开启仕途，初入常担任翰林院检讨或编修之位，此后，凭借自身才学与资历，循序晋升至侍读、侍讲、起居注官，进而荣升内阁学士，更有甚者，得以入阁拜相，跻身权力中枢。

尽管翰林多就职于事务清简的部门，然而，因其常获机会侍奉于帝王身侧，致使帝王对他们有着更为深入的认知与了解。如此一来，相较于其他官员，翰林在仕途晋升方面，便拥有了更为优渥的条件与更多的契机。

在常规体制下，于翰林院中出身且具备政务处理能力者，往往会被委派外部差使。具体而言，可能外放担任学政之职，抑或凭借京察一等的考核成绩，获选出任道府官员。以清代翰林群体为例，在京履职数年之后，他们大多会身负要职，且通常自知府这一职位开启地方任职生涯。

在清代，地方官员晋升条件极为严苛。以知县为例，若其出身为进士，仅依常规层级逐步升迁，欲擢升至知府之位颇具难度。与之相较，翰林出身者起点较高，自知府之职升任道员、按察使、布政使，乃至巡抚、总督等职，此类情形相对多见。

从另一视角审视，在清代官僚体系中，由知县起步，历经各级官位，毫无间断而最终擢升至督抚之位者，实属凤毛麟角。据相关史料记载，能达成此成就的案例屈指可数。其中，较为典型的人物有康熙时期的于成龙，以及乾隆年间的李世杰。

于京城履职且具备进士身份之人，此后擢升至督抚之位者亦不乏其人。然而，从整体数量而言，此类进士出身而后位至督抚者，与翰林出身而获督抚之职者相较，实有霄壤之别。

【标准三：政绩十分突出或立有军功】

清朝肇基于武功，对军功予以高度重视，明确立下制度，爵位与世职若无军功则不予授予。于汉族群体中，诸多人士凭借军功获封爵位，进而跻身封疆大吏之位。然而，在康熙中期以前，全国范围内的督抚职位，主要由汉军旗人出任。在此期间，不仅汉族人士鲜少担任此职，即便满洲与蒙古旗人，获任督抚者亦为数不多。

清初阶段，满洲与蒙古旗人在文化素养层面整体处于较低水平，诸多旗人甚至不通文墨。与之相较，汉军旗人不仅具备较高文化素养，且拥有旗籍身份。基于此，皇帝往往将封疆大吏等重要职责交付于汉军旗人。

自雍正朝以降，满洲与蒙古旗人任职督抚一职渐趋普遍。至乾隆年间，全国督抚群体中旗人占据主导地位，几近呈现清一色之态势。与之相较，彼时汉人于官场晋升之路径极为有限，能擢升至布政使或按察使之职位，已属极为难得之情形。

在历史进程中，于军事领域建有卓越功勋的汉族人士，存在获任督抚之契机。以清代为例，雍正时期，岳钟琪凭借赫赫战功获封公爵，并被委以川陕总督之重任；至乾隆年间，孙士毅亦因功绩卓著，先后出任广西巡抚及两广总督等职；而道光一朝，杨遇春同样凭借显著军功，执掌陕甘总督之位。

在行政体系中，政绩卓著者多为地方文职官员。与之相对，于京城各衙署任职者，在政绩的表述方面存在差异。从官方话语体系而言，针对京城衙署人员的贡献，通常以“赞襄有功”予以称述，与描述地方文官政绩的表达有所区分。

在地方官员晋升体系中，能凭借卓越政绩由地方基层官职擢升至督抚高位者，实乃凤毛麟角。于成龙与李世杰堪称此类典型代表。他们皆以知县之职起步，在任职期间，或因政绩斐然屡获“卓异”之评，或因能力出众而获上级赏识举荐，经由这等途径，逐步攀升至巡抚、总督之位，完成了仕途的进阶。

在封建统治体系中，此类清正廉洁的汉族官员，常被皇帝树立为典范，以彰示其统治下的吏治清明。然而，对于督抚这般执掌重要地方权力的关键职位，皇帝向来审慎有加，鲜少贸然授予。相较之下，更多时候会将这些汉族官员调至京城任职。究其缘由，从封建帝王统治视角出发，汉族官员终究被视为异己群体。在缺乏深入了解与绝对信任的前提下，皇帝决然不会轻易将一省乃至数省的军政要权拱手交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