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元年五月，于前线军营之中，福康安溘然长逝。当此噩耗奏报传至京师，太上皇乾隆闻之，哀伤至极。旋即降旨，追封福康安为嘉勇郡王，并特允其配享太庙，以彰其勋绩。
自康熙一朝成功戡定三藩之乱后，清王朝于律法层面明确颁行规定，严格限制异姓受封王爵（虽偶有死后追封之特例），尤其着重禁止异姓获实封王爵。此规定在后续历史进程中得到切实贯彻。自康熙时期以降，直至清王朝覆灭，漫长岁月里，于异姓之中，仅福康安一人获实封王爵之殊荣。
乾隆帝对福康安的赏识与偏爱情真意切，其缘由虽不乏因对相关人物的眷顾而推及福康安这一因素，但关键在于福康安自身具备卓越才能。自乾隆中期以降，每逢国家面临重大战事，福康安常膺主帅之任，肩负起统领军务的重任。
乾隆六十年，福康安成功戡定苗疆起义，功勋卓著。因这一功绩，其爵位由一等嘉勇公晋封为贝子。彼时，乾隆皇帝于谕旨中言明，原本意将王爵赐予福康安，然囿于祖宗成法，最终仅能封其为贝子。
在封建爵位体系中，异姓贵族所能获封的最高爵位为一等公。而福康安竟能得宗室贝子之爵，此乃圣上隆恩彰显。从历史惯例及爵封规制综合考量，倘若福康安未于军中溘然长逝，以常规情形推断，其获封王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尽管福康安获封郡王爵位，然其并非爱新觉罗氏后裔，故而在待遇层面，相较于宗室郡王，仍存在差距。由此引发思考，福康安所封郡王与宗室郡王，二者究竟在哪些方面呈现出差异？
【其一、不享受系黄带的待遇】
在清代皇室体系中，皇族成员被明确划分为宗室与觉罗两大类别。其中，宗室的地位相较于觉罗更为尊崇。为清晰彰显皇族不同阶层的身份差异，清廷制定了严格的标识制度：宗室成员被特许系黄色腰带，而觉罗成员仅能系红色腰带。
黄带与红带，在封建政治体系中，具有鲜明的身份标识意义，象征着特定的政治地位，为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表征。于彼时森严的规制之下，文武官员乃至普通军民，均严禁逾越此身份界限。在封建统治的恩赏体系里，皇帝偶会为彰显对臣属的格外恩宠，而赐予黄带。以乾隆一朝为例，权臣和珅便曾蒙圣上恩赐，获系黄带之殊荣。这一举措，不仅是对臣子个人功绩与皇帝宠信的直观体现，亦反映出封建王朝权力运作与恩赏机制的独特面貌。
然而，皇帝赐予大臣的这一崇高殊荣，通常仅具象征意义。若无特别旨意，大臣在日常情况下，依旧不得私自佩戴使用。
雍正朝时，张廷玉承蒙圣恩，获赐红绒结顶冠。此冠依制，唯皇帝与皇子方有资格佩戴。鉴于此特殊情形，雍正帝特颁谕令，特许张廷玉于每年元旦朝贺之际，得以佩戴此冠一次，其余时段，该冠仅可恭置于家中妥善供奉。
经详考各类相关文献，并未寻得福康安辞世后，其子德麟享有佩用皇帝专属之物特权的记载。此情形有力地表明，在封建王朝的政治架构中，宗室成员与异姓臣属之间，长期横亘着一道难以逾越的森严界限。
【其二、不享受王府和其他的配套设施】
在清代，皇子一旦成年，皇帝会依据其获封爵位的高低，赐予相应府邸。与此同时，为保障王府经济来源，还会酌情赐予一定数量的庄园、当铺等产业。
郡王，作为宗室成员所获的高级爵位，依朝廷定制，可获朝廷拨予的护军、领催及马甲名额总计150个。然而，这些名额所对应的钱粮，实则为皇帝额外赏赐，相关人员无需实际履职到岗。与此同时，郡王按常规配备的护卫人数为15人。
在福康安获封贝子这一历史节点，乾隆帝虽确为其提升了与之匹配的待遇。然而，从护卫配置标准而言，并未达至宗室贝子所享有的十人护卫规格。而是以赐予两杆豹尾枪的方式，旨在彰显其身份地位，提升福康安在朝廷中的身价。
福康安府邸之营建，遵循一等公规制。其薨逝后，子德麟依例降等承袭爵位。虽德麟所得为贝勒之衔，然嘉庆帝并未特赐贝勒府予之。
【其三、家谱不列入玉牒，死后不予谥】
自诞生之日起，皇族成员即需向宗人府进行报备登记，随之享有与之匹配的政治权益及经济待遇。在皇室谱系记载方面，其专属家谱被称作“玉牒”。该玉牒每十年会开展一次重修工作，且在编纂过程中，宗室与觉罗二者的记录是相互区分开来的。
在玉牒这一用以详实记录宗室成员信息的重要文档体系中，仅针对爱新觉罗氏家族成员展开记载。福康安并非此家族成员，故而无法享有于玉牒中被记录的待遇。太上皇于追封福康安的谕旨里明确提及，是以宗室之例赐予其郡王爵位。然而，即便如此，“按宗室例”这一表述，实际上已然彰显出异姓与宗室之间的本质差异。
在封建王朝的礼仪规制中，对于宗室郡王薨逝后谥号的赐予，朝廷有着明确且细致的规定：亲王谥号为单字，郡王谥号则为双字。且无论亲王或郡王，其谥号皆依据特定的道德准则拟定，如“贤”“勤”“忠”等字词，皆为体现道德评判的典型用字。然而，福康安辞世后，乾隆皇帝依照异姓大臣的标准，赐予其“文襄”之谥号。由此可见，这一谥号赐予标准与宗室郡王所遵循的规则，存在显著差异。
上述内容阐述了福康安与宗室郡王间存在的若干差异，然而，二者是否亦有相同之处？答案是肯定的，其相似点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层面：
其一，享有获取等额俸禄的权益。依据清代宗室俸禄制度规范，郡王每年可获俸禄银五千两以及禄米五千斛。然而，福康安系卒后追封郡王，故而终其一生，未曾实际领取过一日的郡王俸禄。
据史料记载，福康安在世时，获封贝子爵位。彼时，其俸禄依贝子规制发放，年俸为白银1300两，禄米1300斛。相较先前获封的一等嘉勇公，此待遇提升颇为显著。
嘉庆元年，福康安之子德麟承袭贝勒爵位。旋即，太上皇乾隆郑重告诫嘉庆帝，对于德麟的俸禄支给，当依循宗室贝勒的既定标准执行。
其二，爵位承袭模式维持原状。福康安辞世后，德麟依据降级承袭之准则获封贝勒爵位。然而，乾隆皇帝龙御上宾之后，嘉庆帝对福康安展开了一定程度的清查与整饬。嘉庆帝判定福康安在统率军旅期间，生活奢靡铺张，且存在虚报冒领军饷之行为。
嘉庆帝对福康安向来持有特定见解，然乾隆帝在位之际，其碍于形势，未敢表露。待亲政之后，嘉庆帝便将报复之意，落诸福康安之子德麟身上。嘉庆十三年，德麟因于朝会时未能依时赴班，触犯朝规，被降爵为贝子。
在嘉庆帝统治的整个时期，德麟处境颇为困厄，屡遭惩处。自嘉庆二十四年起，相关史料对其记载便近乎绝迹。
德麟辞世后，依例应由其子庆敏承袭爵位。按常规，庆敏所承之爵当为镇国公。然而，嘉庆帝鉴于德麟乃因获罪自贝勒降为贝子这一事实，故而最终裁定庆敏袭封贝子。
自庆敏之后，福康安家族所承爵位恒定为镇国公，此情形与清代宗室郡王承袭规制相符。盖清代典章制度明确，亲王、郡王之爵位递降至镇国公或辅国公级别后，即进入世袭罔替之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