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寿山
1938年8月三十八军从晋东南转入中条山，在黄河北岸的平陆、夏县、武陟地区坚持抗日作战两年多，始终确保阵地，阻敌南犯，使蒋介石蓄意分化、瓦解、吞并这支曾参与西安事变的主力部队的阴谋未能得逞。
1939年3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三十八军成立了由蒙定军任书记，郝克勇（范明）、胡振家（后补张西鼎）为委员的中共三十八军工作委员会。
由于这支部队曾编入彭德怀所指挥的十八集团军序列，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八路军的关系密切，更加引起了蒋介石等对这支部队的疑虑和敌视。
蒋介石为割断这支部队与八路军的联系，防止部队“赤化”，于1940年8月上旬，下达命令，调第四集团军的38军、96军离开中条山，到黄河南岸洛阳到郑州一线守卫黄河阵地。三十八军被调驻黄河南岸之后，实际上一直处于国民党汤恩伯等六个军的包围之中，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
38军的党内同志忧心忡忡，向工委提议，要求趁此有利条件下，及早起义，北上与八路军会合。工委给中共陕西省委发了一份转中共中央要求起义北上与八路军会合的电报，待命行动。
1940年8月25日，省委同意按所报计划举行起义，工委决定按计划如期遵照执行。各级部队中的党员负责同志在接到这一通知后，欣喜若狂，不顾秘密工作规定，公开集合部队，逐级传达起义决定，公开进行鼓动宣传。
到8月30日晚，大部分连队都已经做好了一切行军准备，整装待命。工委的几个同志在思想上也认为这次起义是瓜熟蒂落。
可是第二天上午，工委接到了三十八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杨晓初（中共党员），从黄河南岸会兴镇打来的电话说：“彭德怀副总司令电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伍云甫，转告中共三十八军工委，要顾全大局，不可起义。”
据此，工委当机立断，以先斩后奏的办法下达命令，称奉军长停止9月1日战备行军命令。
虽然如此，这一事件的发生还是对三十八军党的力量是一个大暴露，加上五十一旅参谋龙英烈叛变，逃往重庆告密，使这一暴露不仅加大了危险性，而且也种下了更大的危机祸根。
由于起义准备工作的暴露，以及叛徒的告密（尤其是被开除党籍的崔新义的密报），当第四集团军三十八军全部南渡集结于广武、荥阳、巩县地区后，1940年11月中旬，蒋介石侍从室经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给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发来密电，指名三十八军蒙定军（误认为孟鼎钧）、郝克勇（误认为贺克用）、张西鼎、李森等39名军官为“共产党嫌疑分子”，着令送洛阳劳动营审讯处理。
这份电报首先到了姚警尘、成之慎手中，他们立即抄送给工委。工委同志和38军军长赵寿山研究认为，名单中只有郝克勇在总部干训班，安全无保证，决定郝克勇以去洛阳治病为名，到巩县柏庙三十八军教育连隐蔽起来。同时工委同崔仲远一起，力争首先把这一案件的处理由孙蔚如转到赵寿山手中。
于是我党调动党内外上层力量，如赵寿山、孔从洲、杜斌丞、冯一航、仲兴哉、宋绮云、姚警尘等，一起说服孙蔚如采取不要直接动手捕送。
蒋介石最后发来电报严厉质问赵寿山，敢否以身家性命担保这些人不是共产党？赵起初情绪波动，经解释和鼓动，终于出具甘结，蒋介石只得准予备案。
1941年初，蒋介石旧案重提，命令卫立煌指令赵寿山继续追查这一案件。不同的是名单上取消了蒙、郝等人；不再指名为共产党嫌疑犯，而说是“思想不纯正”；不提送洛阳审讯，是送洛阳干训团受训。
工委认为时值皖南事变之际，此事对赵寿山压力会更大，再则既是按“思想不纯正”送去受训的惯例要人，就不能再让赵出面抗拒硬顶。
于是，工委通过西安八办请示中央。
李华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一日）
毛、朱、王：
赵寿山部，中央（指国民党中央）指定在上校以上者，一律去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中校以下者去劳动营受训。冰（可能是杨明轩）对此问题极焦虑，赵部（赵寿山部）关系尚无人负责领导，甚感苦闷与无办法，望即设法解决。
李华（时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副处长） 十一日
中央复电：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伍云甫电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
云甫：
关于赵某（指赵寿山）问题，除王明前与你谈办法外，请要某兄转告赵：如强迫他及其干部受训且有被缴枪危险时，则将队伍拖出，上山打游击。
书记处 马（韵目代日，指二十一日）
工委根据部队当时被置于国民党嫡系军队包围中的实际情况，请示省委后，决定演一场送洛阳而不进干训团的“金蝉脱壳”戏。
办法是：挑选名单中坚定的党员，如李森、张锡升、齐振鸾、尤继贤、李登印、杜耘三等；行伍军官，忠于本部队的如邵青山、卢黑子；进步分子和在本路军受过训的人，如陈居莘（其岳父刘守中为国民党中央执委）、魏洪涛等10余人去受训。
当这些人到洛阳后，工委就制造敌人开始进攻的紧张气氛，当由胡振家通过耿子介不断给赵寿山打电话告急，要求将派往洛阳的军官召回部队作战。赵寿山一方面转报卫立煌，一方面派孔从周给孙蔚如做工作，让孙也给卫立煌写信要人。
经过多次周折，卫立煌终于批准赴洛阳受训人员于正月初五回到部队。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就这样巧妙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