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6月，朱德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容乐观。

一天，康克清照常前往天津，探望重病的侄儿。她知道，朱琦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叮嘱朱琦保重身体，返回北京后，康克清没有告诉朱德朱琦的身体情况。

6月10日，朱琦突发病去世。没有人告诉朱德，因为家人希望他能安稳地度过晚年。10天后，康克清告诉了朱德这个消息，他失声痛哭，斥责家人：“你们不告诉我，这不对。”

1922年，朱德在云南完成行程后，返回四川，最终于6月抵达上海。

朱德原本的计划是与孙炳文会合，随后一起出国留学，继续他未竟的学业。就在他踏上回程的途中，命运又给他带来了新的转折。

朱德在上海时，偶然看到了一则新闻，内容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运动的规模之大，声势之盛，震撼了整个社会。

这一消息像一把火，迅速点燃了朱德内心的革命激情。正当他在迷茫中寻找方向时，眼前的局势给了他巨大的震动和启发。

过去他曾在许多问题上摇摆不定，甚至在个人的未来道路上也曾迷茫过。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其强大的革命力量和深远意义，深深地吸引了他。

他认识到，只有通过革命，才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命运，才能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

7月，朱德抵达北京，准备与孙炳文会面，期望能从这次会面中找到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

这次的会谈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革命契机。朱德没有在孙炳文那里得到想要的帮助或支持，更加令人失望的是，他也未能如愿与中共创始人李大钊见面。

朱德带着失望返回上海，准备寻找陈独秀。陈独秀在当时中国革命的浪潮中占有重要地位，朱德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启示和帮助。

陈独秀的拒绝令朱德感到更加挫败。

尽管他努力寻找一个方向，陈独秀的态度让他深感困惑。朱德曾在回顾这一时期时形容自己“有一只脚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无法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正当朱德感到自己处于一种无所依靠的状态时，孙中山向他发出了邀请，要求他前往桂林重整滇军，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

对于朱德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机会。

孙中山作为当时中国的革命领袖之一，其提议无疑是对朱德的认可和期望。朱德认为自己的未来不应该仅限于参与地方性的军事斗争，自己的理想不应停留在这种局部的、短期的政治斗争上。

面对孙中山的邀请，朱德作出了拒绝的决定。

朱德最终选择乘坐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踏上了前往革命运动兴起的欧洲之路。

船从上海出发，经过了40多天的漫长航程，最终将朱德带到了法国的马赛。初到欧洲，朱德的内心依然充满了迷茫与不安。身处异国他乡，尽管他渴望寻找革命的答案，身边却没有太多熟悉的支撑和向导。

在巴黎，朱德得知了周恩来和中共旅欧支部的消息。

此前，他的革命道路充满了不确定和困惑，而此刻他仿佛看到了一丝光亮，指引他向前。

于是，朱德迅速做出了决定，前往柏林，希望能找到更多关于中国革命的线索和答案。在柏林，他终于见到了周恩来。

两位有着共同革命理想的志士，经过一番深谈，开始在思想的碰撞中寻找契合的火花。朱德向周恩来详细讲述了自己的革命历程，以及他在国内所经历的种种起伏与挣扎。

朱德展现出了坚定的信念与对未来的渴望。

此时，朱德向周恩来诚恳地提出了自己的请求：“两年也好，三年也好，我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只要同意我入党，派我做什么都行。”他不再犹豫，不再彷徨，而是决定摆脱过往的束缚，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

周恩来和张申府认为朱德的加入将会为中国共产党带来新的力量，便竭尽全力帮助他完成入党手续。经过一番努力，朱德终于在1922年11月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36岁。

在此之前，朱德曾面临过许多选择，这一次，选择共产党无他最为坚决且最为果敢的一次。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朱德的革命事业迎来了新的起点。他在党内逐渐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他的军事才能和领导力也在接下来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此时的朱德，已经完全摆脱了过往的犹豫与不决，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正道路。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实行军衔制，朱德被授予元帅军衔。

曾经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拼搏、血战沙场的他，却做出了一个与他身份地位不相符的决定——他坚决拒绝领取元帅工资。

朱德认为，作为一名革命者，自己的身份应该与普通劳动者一样，不应享受超出普通人民的待遇。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朱德都没有领取过元帅工资。

朱德的晚年，身体逐渐衰弱，生活也变得更加艰难。丧子之痛是他一生中最深的伤痛之一。

朱德唯一的儿子朱琦出生于1916年，他的母亲是朱德的第二任妻子肖菊芳。由于朱德长期从事革命工作，频繁的奔波使他无法亲自照顾朱琦。

于是，朱琦从小便由继母陈玉珍抚养长大。尽管父亲的缺席让朱琦和朱德的父子关系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朱琦在继母的抚养下，生活得较为平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朱琦被国民党征召，成为了一名壮丁。

朱琦虽然和父亲相隔甚远，但在这段时间里，尽管他被迫参与战争，他始终没有暴露自己是朱德之子的身份。若是身份暴露，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家庭的成员采取了极为严格的监视和打压措施。经过周恩来的努力和组织的帮助，朱琦终于摆脱了困境。

经过一番周折，组织找到了他并决定将他调往西安，安排他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一年后，朱琦被调往延安，他与父亲朱德的第一次见面。

此时，父子俩已分别十几年，朱德早已迫切盼望与儿子团聚。

那一天，当朱琦走进朱德的办公室时，朱德的眼中瞬间涌现出激动的泪水。尽管这些年过得风风雨雨，朱德依旧认出了他唯一的儿子：“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

1938年，朱琦从中央党校毕业后，被朱德亲自送往了前线。许多人劝朱德说：“你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就不要送到前线去了吧。”

但朱德深知战局的紧迫，坚定地回应道：“我的儿子不上前线，谁上前线？”

战场刀枪无眼，朱琦也未能幸免。在与敌人的激烈战斗中，他受了重伤，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腿部却留下了永久的残疾。

无奈之下，他只能从前线退下来，被安排到抗大七分校担任队列科长。在延安，朱琦遇到了挚爱——赵力平。

但赵力平年轻，尚未考虑过婚姻的事情。一天，彭绍辉找到赵力平，暗示她可以与朱琦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这让赵力平感到困惑，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如何能够担得起朱德总司令儿子的感情？她开始故意回避朱琦的邀请，甚至拒绝了去朱琦家中见朱德和康克清的提议。

康克清注意到赵力平的心情，理解她的不安。毕竟，康克清自己也曾是普通红军战士，后来才在别人的撮合下与朱德结婚。

她看重赵力平的人品，也明白她的顾虑，于是主动找到李贞、贺龙等人，劝说赵力平放下心中的包袱。1946年3月，朱琦与赵力平的婚讯传回延安，朱德和康克清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们对赵力平非常满意。

1948年，朱琦和赵力平从阜平工作完毕后回到家中，见了朱德和康克清。

那一年，朱琦已经升任团级干部，有机会继续在部队工作，但在新中国建设的初期，许多岗位急需人手，朱琦被调往石家庄铁路局。

按照常规，朱琦的岗位调动应该是平级调动，但朱德听闻消息后，反复要求他不要从事管理岗位。

朱德认为，虽然朱琦学历不低，但毕竟没有铁路工作经验，直接从管理岗位开始，恐怕难以胜任。

于是，34岁的朱琦听从了父亲的建议，从火车机车的练习生做起。跟着技术工人学习，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直到成为了一名铁路司机。

朱琦从不摆架子，不因为父亲的身份而做出特殊要求。虽然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事业，但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1969年6月，朱琦被组织安排到山西的五七干校。生活艰苦，工作繁忙，由于朱琦曾在过去的岁月里身受重伤，身体本就虚弱，长期的劳作让他身体的各项机能逐渐衰退。

1971年底，朱琦又被调到了天津附近的汉沟小车站，担任仓库保管员。

这个工作同样并不轻松，每天都需要搬运货物、整理库存，繁重的体力劳动，让朱琦的身体负担越来越重，感到力不从心。

长期积累下来的疲劳和伤痛，导致朱琦开始胸闷气短。

到了1972年，组织终于发现朱琦的健康状况，决定重新安排他的工作，但为时已晚，朱琦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他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继续工作带来的压力，不得不回家休养。

1974年6月，康克清来到天津，看望朱琦，也顺便探望了病重的侄儿。康克清得知朱琦的健康状况后十分担忧，但她的到来总算为朱琦带来了一些安慰。

康克清和朱琦夫妇简单吃了顿饭，她安慰朱琦要好好注意身体，不要再过度劳累，并叮嘱他定期复查身体。那天，康克清匆匆忙忙地离开天津，返回北京。

6月10日，赵力平照常去上班，朱琦与一位老同志在家中谈话。

这时，朱琦忽然感觉到身体不适，剧烈的胸痛让他无法继续坐下。老同志立刻反应过来，急忙扶住他，并赶紧让他躺下休息。老同志打电话给赵力平，让她赶紧回家。

赵力平匆忙赶回家时，她已经错过了与朱琦再见一面的机会，朱琦去世了。

10天后，康克清得知朱琦去世的消息，痛苦不堪，她鼓起勇气告诉了朱德：“朱琦已经去世十天了，追悼会已经办了。”

康克清在一旁轻轻拍了拍赵力平的背，示意她停止哭泣。赵力平仍旧止不住悲伤，得知消息的朱德沉默了片刻，缓缓开口说道：“你们开始不告诉我，这不对。我就他一个儿子，年纪轻轻就走了，太可惜了。”

此时，朱德已经88岁了，尽管作为经历过无数风风雨雨的老将，但他此刻的情感却只剩下悲伤和不舍。唯一的儿子去世，且连唯一的女儿也不在身边，此时的痛楚无法掩饰。

赵力平生活在天津，但许多人建议她调到北京去陪着朱德和康克清，这样可以缓解二老的孤独，也算一种安慰。

朱德看着她，感到一丝不忍：“我在天津工作多年，群众基础好，工作也不错。调到北京的新单位也不好参加工作，还是在天津好吧。”因为这句话，赵力平继续留在天津，直到1999年离休时才调到北京。

参考资料：

[1]朱利,刘波.朱德的奋斗精神的四个维度探析[J].党史文苑,2024(7):2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