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走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

夏末的早市已经很冷清了，三叔的菜店前只摆了两筐青菜，都是昨天剩下的。街对面小诊所的灯还亮着，医生说三叔走得很安详，手里还握着那个旧到掉漆的计算器。

那是三叔用了二十多年的宝贝，按键都磨得发亮。他总说：“做生意要明明白白的，欠钱要记，还钱也要记。”

收拾三叔的遗物时，我发现他住的地方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就一张木板搭在两个板凳上。床头放着个旧木箱，里面全是账本，有的都发黄了，还沾着油渍和泥土。最上面一本是去年的，翻开第一页就看到熟悉的字迹——三叔写字有个习惯，横竖笔画总是分开的，像小学生练字一样。

“张阿婆，白菜2斤，4元。” “李大爷，茄子1斤，2.5元。” “王家小子，韭菜半斤，1元。”

密密麻麻的数字后面，偶尔会加个”欠”字。三叔的小店在菜市场最不起眼的角落，经常有老人来买菜，有时候手头紧，就赊着。

我翻到去年十月的一页，看到一笔欠账：刘婶，黄瓜2斤，茄子1斤，共计8元。下面还备注着：“儿子住院，等出院了还。”

刘婶我认识，是附近养猪场的工人，孤儿寡母的。她儿子得了阑尾炎，手术后感染，在医院躺了大半个月。那段时间刘婶天天往医院跑，人都瘦了一圈。

继续往后翻，在账本夹层里掉出一张发黄的欠条：

“借钱2000元，等卖猪了还。刘翠英。” 日期是1998年。

我愣住了。刘翠英就是刘婶，这欠条都快30年了。再仔细看账本，发现三叔把刘婶后来的欠账都划掉了，却唯独留着这张欠条。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养猪场找刘婶。她正在清理猪圈，看到我手里的欠条，突然就跪下了。

“三叔的后事我听说了，这钱…这钱我一定还！”她声音哽咽，“当年要不是三叔，我儿子就没命了。”

原来98年刘婶的儿子才3岁，得了重病，医院要2000块住院费。那时候2000块可不是小数目，刘婶走遍了所有认识的人都借不到。最后去求三叔，三叔二话不说就把钱借给她了。

“后来养猪场效益不好，我只能打零工。三叔从来没问过我要钱，每次我去买菜赊账，他都笑呵呵的，还总往多了装…”刘婶说着说着就哭了。

回到菜店，我又翻了翻其他账本。里面全是这样的故事：李大爷的小孙女上学要交书本费，王奶奶过年想给孙子买件新衣服，张叔家要交电费…三叔都让他们赊账，有的十几年了都没还。

更让我震惊的是，在最后一本账本里，夹着一张三叔写给我的信：

“小辉，你要是看到这些账本，就都撕了吧。那些欠条也撕了，当我还了他们一点心意。我这辈子没结婚，没孩子，街坊邻居就是我的亲人。这些年攒下的钱都留给你，你要记住，做人重要的不是赚多少钱，而是心里装着人。”

三叔的菜店我盘下来了。柜台上还放着那个掉漆的计算器，我舍不得换。有时候老街坊来买菜，看到这计算器就会说：“这不是老刘的计算器吗？他可真是个好人啊…”

我把三叔的账本都锁在抽屉里，没舍得撕。那些数字里藏着太多故事，也藏着三叔的一生。现在我也学着三叔的样子做生意，有时候遇到困难的人，我就想，三叔当年肯定二话不说就帮了。

前两天下雨，刘婶来买菜，我看她衣服都湿透了，就多给她装了些菜。她红着眼睛说：“你跟你三叔一样，都是好人。”

我笑了笑，没说话。柜台上的计算器在雨声中发出熟悉的嗒嗒声，仿佛三叔还在那里，一笔一笔地记着这人间的温暖。

街对面诊所的灯还是每天亮到很晚，就像三叔在世时一样。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整理账本，那些发黄的纸页上，除了油渍和泥土，还有三叔来不及擦干的汗水印。

这盘生意，我会一直做下去。不为赚钱，就为了把三叔的那份温暖，继续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