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作《使女的故事》《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疯癫亚当》。她被称之为“加拿大文学女王”。

《使女的故事》是阿特伍德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小说发表于1985年。故事发生以21世纪的美国为蓝本，某年的某天，乾坤倒转，总统被枪杀，宗教原教旨主义控制了美国，变成了极权统治的基列国。基列国废除了女性的合法地位，对各种欲望场所戒严，恢复了清教制度，并将《圣经》奉为最高准则。

基列国沦为一个极权社会。民众的言行举止皆处于政府的严密监视下，违反清规戒律者，持不同政见者，异教徒都要遭到折磨与屠戮，普通人的个体自由被剥夺，人性遭受普遍压抑，社会气氛紧张恐怖。

基列国对内实行等级森严的奴隶制，高高在上的是以大主教为首的特权阶层。其次是服务于整个社会的男性。男性们也被严格地区分为大主教、秘密人员、天使军、卫士、医生、司机和仆从等。而最低等级的是女性，女性成为彻头彻尾的附属品。他们根据年龄、生育能力等特质被分为夫人、使女及仆役等类别。

由于核泄露和化学污染，基列国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受此影响，基列国女性的生育能力普遍降低，并引发了严重的人口危机，于是生育健康婴儿的能力变得弥足珍贵。所以生育成为基列国最重要的事情，统治者动用专制暴政手段严格规划这一资源。

而这一资源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使女们，使女这一群体就是专司繁衍职责的。她们没有姓名，由表示从属关系的“OF”加上所服侍统治者的姓氏组成的代号是其唯一的身份标志。她们必须头戴白色双翼头巾和面纱，头巾和面纱不仅能防止女性被偷窥，帮助其藏匿身份，使其保持如修女般的纯净、纯真、纯洁，从而清心寡欲地生活。她们的服装不是或黑或白的普通素色修女服，而是象征生育的红色，她们只能身着严实的红色使女服，甚至鞋子和手套也都是红色的。

使女的言行也被严格监控和限制的，使女间不能自由交谈。还被禁止读写，而她们能接触的唯有《圣经》。

使女们在大主教家轮流服务，为大主教诞下子嗣后，将其交由大主教夫人抚养，哺乳期结束后被送往另一大主教家重复同一生育机器使命。若在规定时间内没有生育，就会被送至“隔离营”。

为了不被送往“隔离营”，使女们必须使出浑身解数，甚至必须向医生求助。因为有些大主教本身就不能生育。此时，医生获得了极大的权力。他们通过这个权力完成对使女们的占有。

除此之外，使女们还需要接受基列国惩罚规训手段。她们不仅要亲眼目睹杀戮，还要参与到杀戮中来，这既是对罪犯的惩罚，同时也是警告规训旁观者的策略。

总之，使女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唯一的目标便是孕育，必须压制自己的所有欲求使女们的生活就是每天吃饭、睡觉和无所事事地发呆。

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极权社会下的恐怖，女性沦为“生育机器”的残酷现实。对使女的身体和思想的完全控制，使女们得以和统治者们的目标一致，她们以怀孕为骄傲。使女们大多数已经完全被极权所驯服，失去了反叛的意志。

在极权社会中，国家公共权力吞噬了所有个体与自由，并以恐怖与强制的方式完成了对个体的全面整合。

基列国是一个无孔不入的权力社会，从上帝到医学技术，身体作为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文化标志，被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和权力机制所捕获，它们被分类、监视、控制、利用甚至折磨，成为被权力政治压制和操控的客体，游离于个体之外。

在阿特伍德看来，无论是人类历史，还是当今的现实社会，个人生活与权力政治总是在相互渗透。权力政治的运作不仅在宏大的社会规模中得以体现，也同样隐藏在那些最为日常化的生活之中，我们赖以生活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结的权力关系运作的网络。它渗透了一切，而无论我们是什么或做什么，我们看不到它，也听不到它，它就像空气一样环绕在我们四周。甚至如同一个庞大的规训机器，一只无形地手操纵着生命，使其在政治话语的钳制之下沉寂失活，最终个体的个性完全丧失，臣服于极权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