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府募兵是南北朝时期各个政权共通的现象，其所募之兵皆为府兵，宇文泰所建立的府兵制之所以特殊，就在于他在设置府兵的同时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统辖制度，也就是“八柱国”制度。

其内容上的逻辑思路一目了然，即仪同将军至柱国大将军逐次对应，军队权力被逐次分化，但对这内容具体的阐述却在各种关于这段历史的材料中难以印证，甚至相互矛盾。

如同一开府将军杨宽、怡峰等就受不同柱国的指挥，有时一个柱国指挥两个以上的开府将军或一个开府将军指挥两个以上的仪同将军的例子也屡见不鲜。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者有一大胆猜测，就是这种看似简单逻辑的对应关系，仅仅指的是在大统十六年东魏被高齐所篡之时，宇文泰集全国军事之主力东伐时期人员的临时配置安排，换言之八柱国统兵制度并非定制。

比如八柱国之一的李虎在大统十七年（551年）就去世，已经打破了所谓的“八柱国”形式，而且八柱国同时并存的时期也只是在大统十五年到大统十七年短短三年之间。

而自大统十六年（550年）东伐以后，宇文泰在重要战事的安排上往往派遣的是大将军一级为主帅的将领，如尉迟迥、王雄、达奚武、杨忠等。

根据《周书》记载大统十六年后重要战事的领导将领除夏州集团核心人物于谨外，其他都是大将军或开府将军指挥，这更加说明八柱国统兵之制并非定制。

因此，宇文泰时期的府兵制需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剖释，这就要求我们分析府兵制的时候，需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去探讨。

如大统十六年前是各大柱国分权，依靠宇文泰个人权威团结的阶段。西魏自建立之初与东魏的战争频繁且激烈，而宇文泰初期所依靠的鲜卑士兵在经历过长时间战争的赓续耗竭，在关陇汉化发达地区难以得到及时补充，急需扩大兵源。

尤其是大统九年的邙山之战后，鲜卑士兵损耗更为严重，扩军之需迫在眉睫，于是“广募关陇豪佑”。如何用少数胡化军将去统领大量的汉族士兵，成为宇文泰在这个阶段亟需解决的问题。

因此，利用拥有长期征战威望和政治军事能力俱强，且值得信任的将领去统领和管辖新招募的士兵，是一个解决燃眉之急且行之有效的办法。

于是武川集团各个将领分掌领兵，并在宇文泰个人的威望下，团结在一起成为大统十六年前宇文泰对内稳定国家，对外攻城略地的政治需求和政治常态。

这一时期宇文泰借助府兵制传达的政治意识是“等夷”和“协和”的话，那么大统十六年后传达的就是宇文氏家天下的政治意识。

如何来削弱“等夷”柱国的统兵之权呢？强行打破原有制度上层结构如取消六柱国这一举措虽然看似简单，但很有可能引起新的动乱，所以宇文泰在此时拉拢军队中下层将领就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封建社会笼络有功之臣，除了加官进爵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那就是赐姓。在大统十六年前据《周书》所载，宇文泰赐予下臣宇文姓的只有刘雄、王杰、崔谦、唐瑾少数几人与其他鲜卑赐姓情况差别不大，而且其中赐姓文臣的比重较大，但在大统十六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扭转。

在大统十六年前宇文氏与其他鲜卑氏赐姓结构趋于均衡，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协和”。而大统十六后，宇文氏赐姓增长明显，说明宇文泰在争夺中下层武力，架空、稀释其他柱国军权的步伐开始增强，并且重用于谨、尉迟迥、贺兰祥这些夏州集团的内核成员，通过对外战争的形式逐步转移军权。

如把某柱国原统领下的军将借战争需要调配给其他将领，这也就解释了之前史料中提及的各大开府将军统属较为“混乱”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达到集中中央军权的目的。

通过扩大开府的数量，稀释原有的二十四军，并把新增的仪同府与骠骑府牢牢掌握在宇文氏的手中，逐渐把柱国平分军权的军权结构形式转变成宇文氏独大的局面，从而为其个人君主化作军事上的重要保证。

即使是在宇文泰去世后，依然可以保障宇文氏的君主化进程不被切断，并于557年在其侄宇文护的拥立下，其嫡长子宇文觉成功即位，建立北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