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面对无可扭转的局势，隆裕太后颁下清帝退位诏书。自此，自入关起统治中原长达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宣告覆灭。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距慈禧离世仅仅过去了三年。
谁都没料到，慈禧离世仅仅三年，清朝便走向覆灭。虽说彼时清朝已病入膏肓，但并非毫无存续之机，而这个可能的转机就是推行立宪。
遗憾的是，慈禧之后掌管清朝的是摄政王载沣。初揽大权的他对当时局势认识不清，也看不清各派系力量对比，更不懂政治斗争的实质。又因年轻气盛爱赌气，最终把这仅有的机会彻底断送。
有人觉得，以晚清当时的局势，覆灭是迟早的事。单看这话似乎没毛病，毕竟清朝最终确实走向了灭亡的结局，在那样复杂混乱的局面下，衰败的趋势难以扭转。
回顾晚清最后三年，情况并非绝对。彼时若掌权的载沣能接纳立宪派的主张，君主立宪这一途径并非毫无可能，所以之前所说的观点不一定准确。
载沣为何不同意呢？这得追溯到清朝启动立宪的源头。当时清朝开启立宪进程，这一背景成为理解载沣决策的关键线索，后续诸多情况都与之紧密相关。
庚子之变过后，慈禧心里明白，要是清朝不推行变革，东南互保这事儿说不定会在更多地方出现。可对于具体该如何变革，她内心始终处于一种纠结犹豫的状态。
变革虽能维系大清的存续，然而对于贵族群体而言，这却意味着他们诸多权力的旁落。因为变革所带来的一系列调整与改变，势必会冲击到他们原有的权力架构与利益格局。
在确定立宪基调之后，慈禧便开始拖延。她内心打的算盘是，企图寻觅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既能够保住大清王朝的统治，同时又能最大程度避免自己手中的权力过多流失。
五大臣经过一番详细考察后，慈禧做出决策，打算以德国和日本两国为效仿对象，参考其相关模式来采取后续举措。
在慈禧看来，德国与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之后，皇帝依旧握有颇为可观的权力。这样的模式既能契合清朝寻求变革的诉求，又能顺应维护皇权统治的需要。
彼时慈禧未能察觉，德国与日本皇帝的实际权力并非表面那般大，她仅仅片面地觉得，在诸多列强之中，这两个国家的皇帝权力处于高位。
既已决心立宪，变革就该启动。然而慈禧在立宪一事上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庚子之变后，又有诸多事务耽搁进程。如此这般，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立宪方案才最终确定下来。
此时才决定立宪方案，时间上确实偏晚了。变革向来如此，变革者对政权掌控程度越高，变革越易推进；若掌控力差，改革便难以落实。毕竟变革意味着要触动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权力，必然会遭遇反对。
巧的是，慈禧身为一名政治家，对政权有着极为深刻的掌控，其在权力领域的把控程度非同一般，展现出她在政治层面的深远影响力与强大的掌控能力。
尽管晚清局势动荡不安、摇摇欲坠，但在清末时期，慈禧所拥有的权威独一无二，无可取代。无论是各级官员，还是地方士绅，对她都怀有深深的敬畏之情。
倘若在庚子之变的次年就雷厉风行地开展改革，那么不但能够维系政局的平稳，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让清廷留存更多的权力。
她的迟疑与拖沓令人惋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年才确定方案。更为严重的是，在离世之前，她还致使光绪一同逝去，这无疑让局势陷入了更为棘手的境地。
虽说光绪在甲午之战中落败，还遭囚禁，但他毕竟是清朝货真价实的皇帝。在大义名分上，他有着正统地位，而且在士绅群体中，他普遍得到同情，这种认可度相当高。
他与慈禧相继离世，这如同给清廷抽去了主心骨。原本有他们坐镇时，清廷尚有一定的掌控力，可这二人一走，强势人物缺失，致使清廷在后续开展的立宪进程中逐渐陷入不利局面。
慈禧离世后，执掌大权的是载沣。然而，载沣既没什么威望，在政治斗争方面也缺乏经验和手段，难以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展现出强有力的领导能力与决策魄力。
彼时，清朝的立宪进程已稳步推进。各省纷纷设立咨议局，那些进入咨议局的人物均为地方手握实权之人，他们代表着士绅阶层的利益，这群人被称作立宪派。
宣统二年即1910年，资政院宣告成立。此机构权力颇大，具备弹劾军机处以及各地督抚的职权，其在当时的政治架构中有着比一般机构更高的地位与影响力。
从某种程度而言，咨议局就如同地方议会，资政院则好似国会。这两个机构的设立，初步搭建起了君主立宪制的行政架构，为后续的政治体系奠定了基础。
由于这两个机构的设立，原本革命党的起义进入了低潮期。要知道，革命党的主要支持群体是士绅，他们当初拥护革命党，根本目的就是想获取权力，这一情况使得起义形势受到影响。
如今凭借立宪便能获取权力，那又何必大费周章去革命呢？在有相对平稳的途径能够取得权力的情况下，似乎没必要采取革命这种较为激烈且可能伴随动荡的方式来达成目的。
清朝完成立宪之后，革命党的发展态势逐渐走入低谷。立宪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使得革命党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发展的空间被压缩，由此逐步陷入低潮阶段。
为持续推进革命进程，同盟会成员一改以往做法。过去革命党起义，要么借助会党力量，要么发动新军，此次同盟会成员积极动员，毅然发动了黄花岗起义。
然而此次，他们的情况有所不同。毕竟，要是不再奋力拼搏一回，那革命所需要的士气便会消散殆尽，后续的斗争也将失去精神支撑。
另一方面，伴随立宪进程不断深入，立宪派与清廷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究其原因，这两个方面实际上都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权力，这无疑成为矛盾不断升级的一个关键因素。
以咨议局为例，其议决事项需经当地督抚批准方可施行。督抚握有驳回咨议局一切议决的权力，一旦双方就相关事宜产生争执且无法达成一致，便将问题交由资政院进行核议。
此外，督抚具备让咨议局停会乃至解散的权限。这意味着咨议局受督抚辖制，而督抚由朝廷任命。实际上，地方权力被地方督抚架空，他们甚至能凭借此来掌控咨议局。
就资政院而言，虽具备弹劾与监管之权，可其总裁和副总裁皆由清廷直接内定。其中，总裁由王公大臣担任，这意味着资政院在人事任命上深受清廷掌控，其权力的行使或难以完全独立。
议员满额两百名。其中一百名由清廷直接钦选，涵盖八旗权贵与各衙门官员。另外一百名虽经选举产生，但需地方督抚复选后才能任命，而地方督抚由清廷任命，这实际上等于清廷间接把控选举人选。
更为棘手的是，军机处具备驳回资政院议决的权力。一旦双方出现争执且难以调和，那么最终会将此事交由皇帝来进行裁决。
实际上，资政院名义上有一定权力，可在实际运作里，其权力被军机处以及各个衙门所架空，空有其表，难以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权力体系中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实际上，到最后推行的立宪不过是徒有其表的空壳子。这一状况理所当然地引发了立宪派的不满情绪，毕竟他们早已按捺不住，迫切希望能即刻实现立宪，而不是这种有名无实的局面。
依据最初方案，预备立宪开展数年后，时间会来到宣统八年，即1916年。届时将正式公布宪法与选举法，随后按相关规定进行议员的选举工作。
不过，这个计划大纲才颁布短短几个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便相继离世。他们的离世，给当时的局势带来诸多变数，也让那个原本的计划走向变得难以预测。
尽管摄政的载沣依照该大纲推动立宪，可立宪派瞧着，这所谓的立宪不过是给帝制披了层外衣。于是，他们要求加速立宪进程，还敦促清廷做出改变，各地也接连发起请愿，要求召开国会。
面对各地此起彼伏的请愿活动，清廷承受着巨大压力，已无他法只能做出让步。原本预备立宪设定的九年期限被调整为五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算得上是清廷幅度较大的一次妥协。
立宪派认为进度仍慢，强烈要求进一步提速，甚至希望在宣统二年（1910）就召开国会。此时的载沣既无慈禧的手段，也无其威望，只好妥协，计划1913年召开国会，且要在宣统三年（1911年）先组建内阁。
立宪派得寸进尺，年轻气盛的载沣难以忍受。他一怒之下直接驱散各地请愿代表。不过清朝一直打着立宪的旗号，不能马上自打脸面。于是载沣撇开立宪派，弄出了皇族内阁这一举措。
在载沣的认知里，既然你们吵着要成立内阁，行，那我就组建。可他组建的内阁，成员大多是皇族。如此一来，立宪派始终都没机会握有权力，愿望成空。
载沣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可这一行为如同火星落入干柴，瞬间点燃了立宪派的满腔怒火。在立宪派眼中，这无疑表明清廷所谓立宪不过是虚情假意，自己彻彻底底被欺骗了。
机缘巧合，武昌起义爆发。此次起义起初局面混乱，不过获得了湖北立宪派的支持。这一支持如同给众多新军军官吃了定心丸，让他们心里有了底，在立宪派助力下，起义的规模逐步发展壮大。
各省形势如疾风骤起，立宪派与革命党携手合作。在此情形下，辛亥革命的烽火以迅猛之势蔓延开来，很快便燃遍了华夏大地的每一处角落。
清廷已然作出立宪的决策，可立宪派为何还要步步紧逼，非得要求提前组阁呢？其中缘由值得深入探究，是对立宪进程不满，还是另有其他方面的考量，着实引人思索。
这源于载沣等人与立宪派在立宪观点上存在分歧。双方思考维度有别，看待立宪问题的视角、秉持的理念均不相同，这种差异构成了他们在立宪看法上的不同局面。
在立宪派的认知中，清廷推行立宪实则是以权力换取自身存续。只要清廷愿意下放权力，立宪派便会持续维护清廷统治，即便这种维护或许仅停留在名义层面。
从某种角度来看，立宪的实质其实是清廷与众多士绅之间的一场利益互换。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达成了一定的默契，以立宪为契机来实现彼此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利益目标。
虽说钦定宪法大纲已获通过，可后续掌权者为载沣。在威望与能力方面，载沣远不及慈禧和光绪。毕竟在政治领域，话语权向来是与实力紧密相连的，载沣在这方面明显逊色。
若自身实力匮乏，在政治领域便难以拥有强大的话语权。缺乏足够的实力作为支撑，在政治舞台上就如同缺少坚实的基石，自然无法占据重要地位，政治话语权也必然有限。
立宪派瞧不上载沣的威望，为谋取更多利益，不断逼迫载沣做出让步。然而载沣一直置气，其态度始终无法令立宪派认可，双方的沟通和协商最终以破裂告终。
载沣不再打算让步，在他看来，立宪派愈发得寸进尺，自己何必一再隐忍。年轻气盛的他当机立断，驱逐了前来请愿的代表，紧接着便弄出了皇族内阁。
立宪派惊觉，载沣竟弄出皇族内阁，这分明是彻底与立宪派翻脸、公然作对。如此行径，立宪派怎可能咽得下这口气，内心的愤懑已然难以压抑。
在立宪派的观念里，他们即便不断争取权力，可自始至终都意在保全大清。他们不支持革命的缘由并不复杂，立宪派已然掌控了基层权力，只要实现立宪，就能从清朝官员手中分得部分权力，自身权力会得到扩充。
革命党和其他群体情况不同，他们原本没多少权力，可要是革命取得成功，就必定会掌控大量权力，还会分走立宪派的部分既得权力。因此，从利益层面考量，立宪派更倾向于立宪，而非支持革命，甚至会反对革命。
在力图保住大清的背景下，立宪派与革命党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较量。立宪派手段强硬，对革命党采取釜底抽薪之策，迫使革命党不得不派遣骨干力量去发动起义，双方矛盾冲突不断。
立宪派和清廷之间存在矛盾，不过这属于内部矛盾范畴。从本质来讲，双方都是在维护清朝统治的大前提下，围绕权力分配产生的分歧。
革命党有着推翻清朝的目标，这与其他群体不同。在武昌起义之前，立宪派和清廷实际上面临着共同的对手，那就是旨在颠覆清朝统治的革命党势力。
皇族内阁的出台，无异于把原本维护清朝统治的立宪派推到了对立面，这一举动堪称致命。本指望立宪派助力巩固统治，如此操作却让他们成为敌手，清朝统治的根基也因此遭受严重冲击。
立宪派本质上代表着士绅群体，在过去千年里，士绅一直是中国政治舞台上极为关键的力量。他们的诉求不过是获取权力，可清廷却未予以满足，如此情况下，他们也就只能选择与革命党携手合作了。
皇族内阁登场之后，矛盾被彻底激化。这一举措犹如导火索，让原本就存在的矛盾冲突瞬间升级，使得局势愈发紧张，各种矛盾在这一事件的催化下全面爆发。
不过局势并非毫无转机，只要清政府即刻出让一部分权力，对立宪派加以安抚，立宪派依旧会与清政府站在同一阵营，共同应对局面。
载沣错估形势，自视甚高，好似仍处于乾隆时期帝制的巅峰阶段，一味端着架子，毫无变通，这般刚愎自用的行事风格，硬生生地将本可携手的盟友驱赶离去。
即便在武昌起义之后，部分立宪派与革命党联合起来，然而仍有大量立宪派在一旁观望。只要清廷采取果断措施消除隐患，革命党失去立宪派的支持，其失败或许就会很快到来。
载沣能力欠佳，不巧碰上袁世凯。袁世凯官场沉浮数十年，目光远比载沣长远，对立宪派的根本诉求也了如指掌。他凭借武力威慑清廷与革命党，又向基层实权派士绅承诺，可保其原有权力，不被革命党瓜分。
有了这般承诺，立宪派哪还看得上清廷。在他们眼中，清廷已无多少吸引力，于是果断将目光转向袁世凯，毫不犹豫地倒向了他这一方。
到了这个时候，清王朝已然没有继续存续的可能性，其气数已尽，在历史的浪潮中再无立足之地，覆灭的结局无可避免。
若载沣具备些许政治智慧，懂得政治斗争的核心在于妥协，同时对自身势力有清晰认知，清朝本有机会继续存续，不至于迅速走向覆灭，在当时的局势下或能多维持一段时日。
换个角度看，倘若载沣愿意做出妥协，那么清廷有很大机会得以留存。即便要像二战前日本天皇那般掌握相应权力，也存在实现的可能性。
遗憾的是，载沣没能认清当下形势，也没领悟到此时放权实则是保全自身的关键。他年轻气盛，依旧端着帝制的架子，这种行事作风，最终让清朝错失了唯一可能延续统治的机会。
在后人看来，腐朽不堪的清王朝本就没有继续存续的必要。关键节点上，光绪与慈禧离世，年轻的载沣登上掌权之位，这一切仿佛都预示着清王朝的气数已然走到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