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从古至今，凡有丰饶，必有饥馑与之并存。未蒙受工业化之利的地区会发生什么情形，从爱尔兰1845年到1849年的马铃薯荒可见端倪。那次饥荒造成100万人丧生，迫使100万人移民海外，爱尔兰原是人口稠密国家的历史就此告终。由于全然仰赖单一品种的马铃薯，爱尔兰险些因一种歼灭作物的枯萎病而灭亡。伦敦的大英帝国政府也没有处理好此次危机。不过，不能应付饥荒的并不仅有英国，这甚至并不是帝国主义恶行，鉴于比利时和芬兰在1867年到1868年也发生类似的马铃薯荒。在工业化时期，全球分裂成“富国”和“穷国”两个世界，当逐渐工业化的社会解决了食物供应问题，其他地方的人却备受饥饿之苦。
除了欧洲、北美和其他少数幸运的地区，19世纪的最后30年可谓饥荒年代，灾情之重，夺走的性命之多，超过其他天灾人祸。1876年至1878年由于季风减弱带来干旱，印度发生饥荒，根据官方统计有500万人死亡，根据客观估计则应有700万人之多。当时的中国也发生饥荒，据官方形容“灾情之惨，为历代之最”。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后期，与一连串厄尔尼诺现象有关的恶劣气候两度肆虐地球，太平洋上的逆流为秘鲁带来周期性的水患，却使其他多数热带地区承受旱灾之苦。非洲的乍得湖干涸到只剩一半，尼罗河水位降低35%。据估计，恶劣气候后续在印度造成1200万至3000万人死亡，在中国则有2000万至3000万人丧命。
当然，贫穷常与我们同在，过去从来没有农业社会不发生饥荒，全球息息相关的气候形态一直以出人意料又无法掌控的各种方式大肆破坏。不过，19世纪末的饥荒呈现了食物历史的新特征，那就是：技术上而言，饥荒如今可以避免，因为全球食物充足，各地交流也更有效率；但饥荒却照样不断发生。有些人归咎于自由贸易使得“利物浦的小麦价格和马德拉斯的降雨量……都成为同一个人类生存的巨大方程式中的变量”。帝国主义确实利用饥荒，说不定还促成饥荒发生。有位传教士听说过一句话：“欧洲人像满天的秃鹰，到处追踪饥荒。”祖鲁人的领袖开芝瓦约（Cteshwayo）曾设法对抗大英帝国，他认为“英国的首领们阻止了降雨”。还有人说：“伦敦人正在很有效率地吃印度的面包。”白人帝国主义者就算并未策动饥荒，至少也有处理不善之责。他们的国家不乏人道主义情操和食物，他们却没有把过剩的情操或食物应用于实际目的。“从总督火车包厢窗户向外看”的风景，好像总是模糊了问题的严重性、责任的重大，使他们看不清解决方法在哪里。
当然，帝国主义和自由贸易在某种层面上有其益处，至少是模棱两可的益处。来自欧洲的廉价生铁对西非族群的食物供给有巨大的影响。西非当地的产铁方式古老、成本又高，在欧洲的铁输入以前，一把锄头价值等于一头牛，兄弟之间必须轮流使用。然而，还是有两个论点直指帝国主义造成饥馑。早先，各地国家对厄尔尼诺现象引起的严峻问题皆处理得宜。1743年至1744年期间，中国盛产粮食地区的灾情就获得清朝政府的妥善处理；1661年，莫卧儿君主奥朗则布（Aurangzeb）“打开他的宝库”，拯救上百万条人命，英国观察员对此大表佩服。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只要有心，似乎也有能力让百姓不挨饿。1889年至1890年期间，美国中西部也跟世上大多数地方一样饱受旱灾之苦，但由于救灾行动得宜，饿死的灾民寥寥无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