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桥之战后，从元象元年（538年）到兴和三年（541年），东西魏之间没有发生重大战事。双方都在努力恢复因战争带来的损失，而南方的梁国则在持续的诵佛声中逐渐走向衰败。

在河桥之战发生前后的几年间，东魏境内的农业连年丰收，这为高欢大规模征发兵员和民力奠定了基础。

自天平四年（537年）九月至十一月，东魏征发了司州境内的10万名民夫修建邺城皇宫。新宫城落成后，改元为兴和。能够在大战之后仍能随意调动如此庞大的民力进行大规模工程建设，充分展示了东魏的强大实力。司州辖下包括清都尹（今河北临漳）、林虑郡（今河南林州）、阳平郡（今河北馆陶）、广平郡（今河北永年）、北广平郡（今河北南和县）、襄国郡（今河北永年北）、汲郡（今河南浚县南）、广宗郡（今河北广宗）、东郡（今河南滑县）、顿丘郡（今河南清丰）、濮阳郡（今河南濮阳县）、黎阳郡（今河南浚县北）、清河郡（今河北清河）等13个郡，共67个县，总人口达145.9万，地域范围涵盖了今河北邢台以南至河南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

这一区域至今仍然是中国人口密集的高产地区，例如滑县（现有人口116万）和濮阳（现有人口104万），都是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县。同年，东魏孝静帝迎娶了高欢的次女太原公主为皇后。这样一来，高欢不仅身居重臣之位，还成为了皇亲国戚，与国家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然而，作为政治牺牲品的女儿们，她们的命运充满了波折。高欢的长女嫁给了孝武帝元修，孝武帝去世后，她又改嫁给了彭城王元韶。次女在高洋废黜静帝后，被降为中山王妃，静帝被杀后，又改嫁给了高洋的重要大臣杨愔。令人叹息的是，即使是出身名门的贵胄，也无法逃脱成为权力斗争中的棋子。高欢在国内进行了人事调整，任命尚书令孙腾接替战死的高昂担任司徒，尚书左仆射司马子如出任东北道行台，前颍州刺史奚思业则被任命为河南大使。这三人的新职位中，尤其后两者的任命意义重大，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山东、河北、河南三地征召兵员，以补充河桥之战中损失的军队。孝静帝下诏恢复高欢的丞相之职，但高欢坚决推辞不受。实际上，这个职位对于高欢来说，有与没有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他已经掌握了重臣大将和军队的控制权。

高欢之所以拒绝接受丞相之职，可能是因为他对沙苑之战的失败心存不甘。

同时，河桥之战并未实现他消灭西魏的战略目标，对于高欢这样一位雄心壮志、自视甚高的将领而言，丞相之职象征着他的功业水平。

高欢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外在的敌人，更是内心的执念。

高欢的长子高澄逐渐成长，开始协助父亲处理军政要务。高欢对这位年轻有为的长子寄予厚望，任命他掌管吏部事务，希望凭借他的锐气解决东魏长期存在的腐败问题。高澄敏锐地意识到，腐败问题的根源在于胡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以及勋贵阶层的横行霸道。对于胡汉矛盾，即使是高欢本人也难以妥善处理。他既想利用汉人的军事力量，又想保持鲜卑人的优势地位，这种两难的选择使得汉人常有不满，而鲜卑贵族也不满意。

高欢仅靠个人威信勉强维持着局面，但这种权宜之计迟早会导致更大的问题。高欢深知这一点，因此希望通过高澄这股新生力量来尝试解决这些顽疾。

高澄上任后，积极任用汉人名士，如博陵的崔暹、崔昂、崔季舒等人都得到了重用。广宗人陈元康自高欢创业之初就深受器重，与高澄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有一次，高欢因愤怒而责骂并痛打了高澄，高澄被打得狼狈不堪。陈元康劝解高欢道：“您作为渤海王，惩罚世子应当遵循礼法，怎能如此不顾体面地乱打？”

高欢对陈元康非常敬重，听从了他的建议有所收敛，但有时仍会忍不住打高澄。每次打完之后，高欢都会特别交代：“你再去告诉陈元康，说我差点打死你。”

这足见陈元康在高欢心中的地位之高。

高澄继承父亲的遗志，致力于缓解胡汉之间的矛盾冲突。他认为，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通过明确、量化的标准来处理问题，从而避免人情政治对改革的阻碍。为此，高澄特别重用了崔暹，任命他为吏部郎，首先对官员选拔制度进行了改革。自北魏末年以来，官员的任用基本上是论资排辈，尤其是效仿南朝，重视门阀等级，门第高的官员更容易获得晋升。

这种制度在鲜卑贵族执政的背景下，为胡人的特权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极大地压缩了汉人豪强的上升渠道和空间。高澄和崔暹废除了这一制度，改为唯才是举，提拔了大量有才德的汉人名士。即使因为岗位限制暂时无法任命，这些名士也会被邀请进入高澄的行台府担任宾客，经常参加宴会，以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

由于这项政策主要涉及文官系统，对掌握军队的胡人将领影响较小，因此阻力相对较小，得到了高欢的认可，并一直延续到了高洋的时代。

崔暹作为高澄的心腹，备受尊崇。高澄常常在朝会上与崔暹手挽手步入朝堂，并邀请他到家中作客。高澄曾有意将妹妹许配给崔暹，但因遇刺未能如愿。

高洋继位后，延续了高澄的政策，同样非常敬重崔暹，将高澄的女儿乐安公主嫁给了崔暹的儿子崔达拏。在当时王公大臣人人自危，连重臣杨愔都差点被高洋杀害的情况下，崔暹却始终安然无恙，直至天保十年病逝。

高洋时常关心乐安公主在崔家的生活，公主告诉他一切都好，只是婆婆对她不太友好。高洋听后勃然大怒，下令将崔达拏的母亲处死。崔达拏虽心中愤恨，却不敢反抗。直到北齐灭亡后，崔达拏才亲手杀死了乐安公主，为母亲报了仇。婆媳之间的矛盾虽然常见，但闹到这种地步的，实属罕见。

对于勋贵的任意妄为，高澄依然决定由崔暹来整治。他任命崔暹为御史中尉，专门负责纠正京城权贵的违法行为。

司徒孙腾、尚书右仆射高隆之、尚书左仆射司马子如以及领军将军高岳，都是高欢的心腹大臣，在京师权倾一时，横行霸道，被时人称为“四贵”。

高澄首先从这几位权臣入手，以受贿罪为由，将司马子如关押在尚书省并削夺了他的官爵；随后又在尚书省问责高隆之，威胁要依法严惩。高欢的姐夫尉景，因贪污腐败而声名狼藉，影响极坏，高澄便下令将他逮捕。尉景愤怒地通过崔暹向高澄传话：“阿惠儿（高澄字子惠），你小子掌权了就要置你姑父于死地吗！”高欢得知后，亲自到孝静帝面前痛哭求情：“若无我姐夫，便无今日的我高欢，恳请陛下开恩赦免他。”

孝静帝被这对父子的表演搞得手足无措，直到高欢第三次恳求，才心领神会地配合高欢，下令赦免尉景的大罪，但剥夺了他的冀州刺史之职，降为骠骑将军。高欢随后前往尉景家中探望，尉景气愤地说：“你又来催我死了吗！”高欢的姐姐常山君也有些生气：“你姐夫年纪大了，还能活几天？你们为什么这么逼他？我当年为了养活你，每天从井里打水，手都磨出了茧子。”高欢无奈之下，向姐姐和姐夫跪拜谢罪，并把高澄叫来当面责打，总算将这场面子上的事圆了过去。

对待亲戚，高欢还能放下身段敷衍一番，但对于其他勋贵则毫不留情。高欢写信给京城的权贵们说：“高澄主事，崔暹等人办事，都是按律令行事。你们虽是我的元勋故旧，但犯了法的事，我也救不了你们。”

在高欢的支持下，高澄对权贵们的惩处更加有力。他命令崔暹对涉嫌贪污的大臣进行大规模调查，包括尚书元羡、雍州刺史慕容献、太师咸阳王元坦和并州刺史可朱浑元等人都被罢免了官职。这些举措使得东魏的政局有所改善，国家实力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高氏父子在整治吏治的过程中，始终维护着鲜卑贵族的根本利益。尽

管一些勋贵暂时被剥夺了部分官爵，但很快他们又重新回到了重要的军政岗位上。例如，冀州刺史尉景被免职后不久，又被任命为青州刺史；而被罢免的并州刺史可朱浑元不久后又率兵出征，并在高洋时期被封为扶风王。这些事实表明，高欢父子的整顿并非彻底，而是有其特定的政治考量。更进一步说，高澄的吏治整顿中还夹杂着对汉人豪强的打击。这一因素最终成为了引发东西魏之间最后一次大规模会战的导火索。

高欢的心思在于有条不紊地瓦解河北本地豪强的军事力量，逐步消除他们可能构成的威胁。河桥之战后，他开始有计划地招募河北地区的汉人勇士，派遣他们戍守边疆。

541年，豫州刺史尧雄被召回邺都，随后被任命为总领，负责指挥司、冀、瀛、定、齐、青、胶、兖、殷、沧十州的十万士卒，分别驻守在西南边境的险要之地，即河南西南诸州与西魏、南梁交界处。表面上，这一举措是为了加强河桥之战后的边境防御，但实际上，高欢此举也有其深层考量。

这次征兵行动具有明确的目标性，主要针对河北地区的汉族豪强，并通过“兵随将走”的方式，将这些实际上属于豪强私人势力的乡兵部曲调离其原有地盘。这一举措从根本上削弱了汉人豪强的生存基础，直接导致他们强烈的不满。

范阳人卢勇在河桥之战后被强制安排到河南西部边境，担任广州和阳州的刺史。由于他在征战中表现出色，高欢破例允许他带家人上任。相比之下，同期其他在外任职的汉人将领一直被禁止携带家属，这反映出高欢内心深处对汉族豪强的警惕与戒备。

卢勇洞察到了高欢的心思，在临终前向皇帝上书，请求将自己私人的部曲全部上交国家。冀州的豪强高法雄和封子元不愿前往边疆戍守，于是起兵反叛，最终被东魏镇压。

在河北地区，豪强自然以高乾兄弟为首。高乾兄弟中的老大高乾已被孝武帝杀害，老三高昂在河桥之战中阵亡，而老二高慎当时担任御史中尉。

高慎的第一任妻子是崔暹的妹妹，但由于两人感情不合，高慎最终休了她，另娶了赵郡李氏李徽伯的女儿为妻。

崔暹此时受到高澄的信任，高澄亲自安排崔暹妹妹的改嫁事宜，并亲自主持了婚礼。这一举动让高慎与崔暹之间产生了嫌隙。

高慎的新妻子李氏不仅容貌美丽，还擅长书法，骑马技艺高超，因此在当时颇有声名。

高澄得知李氏的美貌后，借机对她进行调戏，甚至试图逼迫她就范。李氏坚决拒绝，结果被高澄撕得衣衫褴褛。

高慎大为愤怒，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御史中丞崔暹的挑唆所致。他的个人情绪影响了他的为官态度，身为御史中尉，不仅没有履行职责纠察百官，反而对许多官员宽纵，这显然与高澄锐意整顿的政策背道而驰。

高欢多次责骂高慎，最终决定以崔暹代替高慎担任御史中尉，并将高慎外放为北豫州刺史。

北豫州位于侯景的管辖范围内，是河南方向的战略要地。

尽管高慎被任命为刺史，但高欢并未授予他军事权力，而是由将军奚寿兴统领军务，高慎仅负责民政事务。这样一来，即便高慎本身没有反叛之心，形势也迫使他不得不走上这条路。

高慎与刺史府掾李棠商议，在一次宴会上邀请各路宾客，席间埋伏兵力，准备逮捕奚寿兴。起初，奚寿兴以各种理由推辞不去，但在李棠的亲自邀请下，碍于情面，加上对自己手中兵力的信心，最终欣然赴宴。

结果显而易见，这位自以为安全的将领在宴会上被成功捕获。

高慎随后接管了守军，率部叛降西魏。

高氏兄弟中的老四高季式当时担任永安戍的镇将。高慎派人送信给他，希望他一起参与反叛。然而，高季式的反应与当年高乾被杀时高昂的表现如出一辙，他惊慌失措，不知所措，最终决定带着这封信去找高欢，表明自己绝无叛意。高欢依然对他厚待有加。

高慎的叛乱标志着高欢所代表的鲜卑贵族与河北汉人武装之间的公开决裂。此后，尽管高季式仍然拥有一部分私人部曲，但其规模远远不及高昂独立成军时的规模。

高欢父子对汉人武装的行动并未就此停止，这场悄无声息的分化瓦解行动一直持续到高洋在位时期，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令人叹息的悲剧。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东魏解决私兵部曲的问题，实际上是逐渐强化的中央皇权对豪强私兵的打击。自东汉末年以来，豪强不仅拥有大片土地，还可以蓄养奴客，基本上掌控了县以下的社会管理。一旦皇权衰弱，这些豪强便会滋生出私兵这种怪胎。

东晋延续了百余年，期间世家大族掌握着军队，共同维系着贵族凌驾于皇权之上的门阀政治，这与中央集权制度严重背道而驰。

西魏也面临着类似的社会问题。由于东西两方兵力悬殊，西魏政府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立即解决那些有助于巩固其统治的豪强私兵问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西魏无法解决这一问题。随着府兵制的逐渐形成，各地的豪强乡兵逐渐被纳入国家的控制之下。最终，世家大族、豪强和高门等社会阶层失去了根基，从而被皇权彻底摧毁。

西魏大统九年（即东魏武定元年、梁大同九年，公元543年）二月，高慎投降的消息传到了长安，使宇文泰的军队上下一片欢腾。

虎牢关作为北豫州的重要关口，其战略价值在河桥之战中得到了充分验证。因此，西魏朝廷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应对高慎投降的事态。

然而，当时的局势对西魏来说并不乐观。虎牢关位于洛阳以东，而洛阳地区已被侯景所控制。若想越过洛阳夺取虎牢关，西魏军队必须击败驻守洛阳的东魏军。

河桥之战中，侯景给西魏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将领对此心有余悸，不敢轻易挑衅侯景。

然而，太子少傅李远却坚决主张出兵接应高慎。他建议以主力部队逼近洛阳，同时派遣一支奇兵绕道洛阳东侧，接应高慎进入关中。历史上并非没有类似的先例，例如独孤信曾占领洛阳时，骑兵将领怡峰就曾率领一支轻骑兵突袭虎牢关，成功带走了那里的民众。

对于宇文泰而言，夺取虎牢关并非首要目标，关键在于他从李远的建议中看到了重新占领洛阳的机会。

在河桥之战中惨败后，宇文泰并不认为这是双方实力的真实反映。毕竟，在沙苑之战中，他曾以1:20的悬殊兵力比击败过高欢，因此他认为河桥之战的失败或许只是偶然的失误。

高慎的投降为宇文泰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如果能够借此机会攻占洛阳，关中的战略空间将会大大拓展。于是，西魏军队迅速作出反应：太子少傅李远被授予行台尚书的实职，并率骑兵先行出发；宇文泰则亲率大军随后跟进，直逼洛阳。

与此同时，宇文泰紧急召见正在玉壁城的大将王思政，准备让他移师镇守虎牢关。

东魏方面也迅速作出了回应。高欢担心西魏会趁虚而入，立即调集大军从晋阳南下，驻扎在河阳，密切监视西魏的动向。

面对东魏大军的威胁，李远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他率领部队绕道至洛阳东侧，直捣虎牢关，成功接应高慎西撤。

高慎的军队随后被整编入李远的队伍，而高慎本人则抵达长安，被授予侍中、司徒、渤海公等重要职位。完成对接应任务后，李远迅速带领部队撤回洛阳西侧，与宇文泰的大军汇合。

高慎的叛逃对东魏的政治局势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他的家乡冀州，当地的豪强们开始感到不安，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高慎。

高慎抓住机会，向冀州的豪强们发出书信，试图拉拢他们共同反抗高欢。为了稳定局势，高欢一方面对高慎的弟弟高季式表现出极大的信任，以消除豪强们的疑虑；另一方面，他派遣亲信高隆之前往冀州，安抚当地豪强。

随着局势逐渐趋于平稳，高欢又假装要追究崔暹逼迫高慎叛逃的责任。高澄则安排陈元康为崔暹求情，高欢顺势释放了崔暹，以此进一步稳固自己的统治。

再来看看洛阳方向的军事形势。高欢派遣其妹夫厍狄干担任领军大都督，率领先锋部队渡过黄河增援洛阳前线，而他自己则率领主力大军驻扎在黄河以北。

在河桥之战中，尽管其他将领都取得了胜利，厍狄干却率先撤退。虽然高欢没有责罚他，但厍狄干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此次进兵，他从晋阳出发时连家都没回，到达河南与侯景会面后，饭都来不及吃便继续进军，一心想要洗刷河桥之战的耻辱。

侯景感到有些过意不去，于是派遣骑兵追赶厍狄干，送去食物。

西魏方面，宇文泰总结了河桥之战的失败教训，对兵力部署进行了调整，不再将所有兵力集中在一处。总体上，西魏军队大致分为三路：

1. 第一路是中军主力；

2. 第二路是从中军分出的一部分兵力，由主将于谨指挥，协同杨标的邵郡乡兵清除洛阳外围的据点；

3. 第三路由大行台左丞赵刚率领，前往颍川方向，进攻河南腹地。

根据《周书·赵刚传》记载，赵刚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持节节度东南义军。从第三路的情况来看，高慎西逃后，东魏河南州郡再次出现了河桥之战后的恐慌情绪，各地似乎出现了一系列响应西魏的豪强势力。宇文泰的侄子宇文导担任留守任务，率领禁军镇守华州。

在这种形势下，东魏也相应地调整了作战方向。东魏主力在黄河北岸保持谨慎，避免主动出击。侯景则率领河南的部队向西南方向防御赵刚，并镇压响应西魏的豪强势力。至于洛阳城附近，由于兵力不足，高欢基本放弃了这一地区的控制权。

于谨和杨标都是西魏的著名将领，进攻兵力薄弱的洛阳外围对他们来说轻而易举。两人合力攻下了柏谷坞（今河南偃师南部），杨标留守此地，而于谨则率领部队与宇文泰会合。

与此同时，赵刚率领的军队与侯景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成功击败了侯景的前锋部队。经过一个月的激战，赵刚攻破了阳城，并活捉了阳城守将陆腾。

由于陆腾忠心耿耿，宇文泰对他的表现非常赞赏，将其留在自己身边担任帐内都督。陆腾感激宇文泰的信任，后来为北周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了一位镇压叛乱的专家。

外围的战斗相对较为简单，主要的焦点集中在黄河两岸。

宇文泰已经推进到了黄河南岸，并包围了河桥南城。然而，当高欢的大军逼近河桥时，西魏军队不得不撤围后退至瀍河一线。为了阻止东魏军南下，西魏军在河桥上游释放了火船，试图烧毁大桥。

东魏行台郎中张亮采取了巧妙的应对措施，他派出百余艘小船，每艘船上都装有长铁链，铁链的另一端固定在北岸。小船的船头装有长钉，当这些小船与西魏的火船相遇时，会钉在一起，然后北岸的士兵将这些船只拉回，从而避免了火船烧毁桥梁的危险。

东魏大军顺利渡河并列阵于邙山之北，连续数日未有进攻动作。术士綦母怀文向高欢进言，指出西魏军队的旗帜和服饰皆为黑色，而东魏则为红色。他认为黑色象征水，红色象征火，水能克火，这对东魏不利。建议改为赭黄色，以土克水之意。高欢采纳了这一建议，命令全军更换颜色。

綦母怀文不仅是术士，还是宿铁刀的发明者，他所制造的刀锋利无比，能够穿透三十层札甲。宇文泰则将辎重留在瀍河，连夜率领轻骑兵登上邙山，准备突袭东魏军。

东魏的侦察兵发现这一动向后立即报告了高欢，高欢轻蔑地回应：“让他们渴死。”

然而，邙山靠近黄河，地下水源丰富，宇文泰的轻装部队不太可能因缺水而渴死。天还未亮，西魏军便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东魏提前布好的大阵发挥了重要作用，迅速应对敌方的突袭。

东魏猛将彭乐率领数千重甲骑兵冲入西魏军阵中，如同一块巨大的礁石，将汹涌的西魏军潮撕开一道口子，随后淹没在西魏军的汪洋之中。

东魏军看到彭乐深入敌阵，不禁惊恐地认为他可能已经投降了敌军。在沙苑之战中，勇猛的彭乐曾杀入敌阵，结果被西军刺破了腹部。这一次，难道是因为害怕再次大败，所以提前冲过去投降了吗？

有人立刻向高欢报告彭乐叛逃的消息，高欢听后大怒，说道：“彭乐这人，当初背叛韩楼投降尔朱荣，后来又背叛尔朱氏投奔我。我打天下本来不在乎他一个人，只是痛恨他的反复无常！”

彭乐杀入西军大阵，突破了数层兵力，直逼中军。从当时的战况来看，彭乐率领的很可能是当时名震一时的甲骑具装。甲骑具装是指装备了重甲的骑兵，骑兵身穿明光铠等全身铠甲，这种铠甲对人体的保护范围非常广，胸部和背部各有一块圆形护甲，俗称护心镜；颈部有盆领，可以防止流矢射中咽喉要害；肩部和上臂有披膊，大腿有膝裙。这些优质的铠甲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士兵。

同时，马匹也配备了马铠，包括面帘（保护马头）、鸡颈（保护颈部）、当胸（保护胸部）、马身甲（保护躯干）、搭后（保护臀部）以及竖立在马臀上的“寄生”（遮挡来自背后的流矢）。这些装备使得甲骑具装在战场上具有极强的冲击力和防护能力。

骑士通常装备有马槊和弓箭。马槊，也就是加长版的单兵用矛，使得骑兵在战斗中的防护和冲击能力大大增强。当骑兵全副武装，冲入敌方步兵阵中时，他们宛如移动的堡垒，步兵要想正面将其击毙，往往需要付出数倍的伤亡代价。

当数千名重装骑兵组成冲锋队伍，突入敌阵时，对面的西军士兵只能祈求上天保佑自己不要死得太惨。彭乐率领骑兵杀入西魏中军，一路斩杀，最终攻破了宇文泰的大营。此次出征，宇文泰不仅带来了西魏皇太子元钦，还有部分元魏宗室。

彭乐俘虏了包括西魏临洮王元东、蜀郡王元荣宗、江夏王元升、钜鹿王元阐、谯郡王元亮、詹事赵善及督将僚佐在内的48人。

这些俘虏被绳索绑住脖子，手拉手排成一队，押解回东魏阵地。东魏士兵手持利刃，一边押送一边高声报出俘虏的名字，扬起漫天尘土，凯旋而归。

东魏大军在彭乐的鼓舞下，迅速发起了全面进攻，临阵俘虏并斩杀了西魏3万余人。高欢命令彭乐乘胜追击，彭乐再次率领骑兵出击，最终追上了宇文泰。

此时，宇文泰身边的护卫已溃不成军，无力抵抗彭乐。在危急时刻，宇文泰对彭乐说：“你真是个痴男子，你杀了我，高欢还会重用你吗？不如赶快去前面抢夺我们丢下的金银财宝，晚了可就没了。”

彭乐觉得宇文泰的话有道理，便停止追击，返回西魏军队的前营，抢了一堆金珠宝贝后返回本阵。

彭乐向高欢报告说，宇文泰从他的刀下侥幸逃脱，已经被吓得魂不附体，以后不足为患了。

高欢听后感觉不对劲，便质问彭乐为何没有活捉宇文泰。

彭乐是个直性子，意识到在战场上说的话无法隐瞒，便将宇文泰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高欢，并补充道：“我可不是因为他说这些话才放了他的。”

彭乐的意思是，他对高欢的忠诚不会因高欢的态度而改变，只是认为宇文泰已经失去了威胁，杀不杀他都没有意义了。

高欢顿时怒火中烧，众人历经七八年的苦战，牺牲了十几万条生命，目的就是为了铲除宇文泰和西魏。如今好不容易迎来了一次绝佳的机会，你却说放就放了！

高欢气得几乎失去理智，亲自将彭乐按倒在地，揪住他的头发狠狠地往地上撞，边打边怒斥彭乐在沙苑大战时因醉酒上阵导致惨败。即使这样，高欢仍不解气，抽出刀来准备砍下彭乐的头颅，咬牙切齿，怒不可遏。然而，最终还是因为彭乐曾立下赫赫战功，刀刃在空中挥动了三次，终究没有下手。

高欢一向在部下面前保持冷静，从不轻易失态。这次如此狂暴地当众责打大将，足见他内心的愤怒有多么强烈。

彭乐侥幸保住了性命，立刻向高欢请命，再次率领五千骑兵追击宇文泰，誓要将其活捉。高欢余怒未消，继续斥责彭乐：“你已经放过他一次了，还说什么再去捉来！”尽管如此，为了表彰彭乐之前冲破西魏大阵的功绩，高欢还是命人拿来三百匹绢布压在他身上。

西魏大军在撤退后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并重新编排了阵型。次日，宇文泰任命赵贵为左军主将，若干惠为右军主将，再次向东魏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这次进攻与前一天的阵型有所不同。擅长骑兵作战的将领几乎全部集中在了中军和右军，可以推测，宇文泰的精锐骑兵主要分布在这些部队中。

这一战术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东魏军无法抵挡西魏精锐骑兵的冲击，阵型大乱。尤其是步兵部队几乎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纷纷溃散逃跑，许多人被西魏军俘虏。西魏大将窦炽率领部队一路追击，一直追到了石济关（今河南延津）。

高欢的中军突然遭到敌军的猛烈攻击，被打得七零八落，甚至他的坐骑也逃走了。

高欢的帐内武士赫连阳顺将自己的马让给了高欢，仅有七人或骑或跑跟随保护。西魏骑兵紧追不舍，高欢一行人危在旦夕。此时，高欢的一名亲信都督尉兴庆挺身而出。

尉兴庆与綦连猛、谢猥馁因射术精湛而齐名，他们均从尔朱氏阵营转投高欢，对高欢忠心耿耿，深受信任。

在这场战斗中，尉兴庆是唯一留在高欢身边的将领。他对高欢说：“大王快走，我留下断后，我身上的百余支箭足以射杀西军上百人。”

此时，西军的追兵已经逼近，尉兴庆的这句话表明他愿意牺牲自己为高欢争取逃生的时间。

高欢感动地回应道：“你一定要活着回来，我会封你为怀州刺史；如果不幸牺牲，我会让你的儿子担任这个职位。”

尉兴庆回答说：“我的儿子还太小，大王能否让我的哥哥担任此职？”这番话充满了悲壮之情。

尉兴庆随即转身与西军激战，最终英勇战死，而高欢则侥幸逃脱。

战后，高欢铭记尉兴庆的舍命相救之恩，派人寻找他的遗体。由于尉兴庆每次上阵都会在背后写上自己的名字，因此很快找到了他的遗体。高欢下令在尉兴庆战死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塔，后世称为高王塔。

在这场战斗之前，东魏军中有一些士兵因违反军纪而被判处死刑，但高欢暂时未执行，打算回晋阳后再行处置。这些士兵自知回到晋阳后难逃一死，便投降了西军，并透露了高欢中军的位置。宇文泰得知这一消息后大喜过望，立即挑选了3000名精锐骑兵，由大都督贺拔胜率领，前去追杀高欢。

贺拔胜的长兄贺拔允被高欢杀害，而他的三弟贺拔岳也被高欢挑唆侯莫陈悦所杀，这使得贺拔胜对高欢怀有不共戴天之仇。

在一次战斗中，贺拔胜带领的敢死队主要由步兵组成，手持短兵器。他在战场上发现了高欢，立刻带领十三名骑兵疾驰追赶，并大声喊道：“贺六浑（高欢的鲜卑名），我贺拔破胡（贺拔胜的鲜卑名）今天一定要杀了你！”

在最接近的时候，贺拔胜的矛尖几乎要触碰到高欢的背。高欢拼命逃跑，几乎喘不过气来。

在这危急时刻，东魏河州刺史刘丰开弓射箭，射死了两名追击的骑兵。随后，高欢的外甥、后来成为北齐三大名将之一的段韶，奋不顾身地冲上前，一箭射倒了贺拔胜的坐骑。

贺拔胜急忙让人牵来备用的马匹，等他重新上马再追时，高欢已经被众军簇拥着逃远，再也追不上了。贺拔胜带来的敢死队都没有携带弓箭，他愤怒地仰天长叹：“今天没带弓来，真是天意不让高欢死在我手里！”

在此之前，贺拔胜的几个儿子都在晋阳，与贺拔允一同生活。贺拔允被诛杀时，他们并未受到牵连。然而，邙山之战后，高欢对贺拔胜的追杀行为极为愤恨，下令将他的儿子全部杀死。贺拔胜得知这一消息后，气得生了一场大病，并在战后的第二年去世。

在这场战斗中，局势发展出乎意料地具有戏剧性。双方的中军都因骑兵战术的失误而遭受重创，主帅也一度面临被敌方追杀的险境。这不仅暴露出双方在指挥大规模战役时的不足，也促使他们开始反思主帅亲临前线的合理性。

高欢与宇文泰作为当世枭雄，或许认为只有亲自督战才能确保胜利，将指挥权交给其他将领可能会导致失败。然而，这场战斗之后，两人对这一问题的反思程度却大相径庭。

宇文泰几乎被生擒的经历让他心有余悸，此后几次重要的战役中，他很少再亲自出现在前线。相比之下，高欢则凭借东魏强大的军力，依然坚持将战争的统筹和具体实施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直到最终再也没有机会后悔。

尽管东西魏在此次战斗中各有胜负，但战斗远未结束。高欢迅速重组部队，发动了反击。这不仅是出于东魏军力的优势，也是形势所迫。西魏在第一天的战斗中损失了3万余人，主力部队受到了严重削弱。

​《北齐书·高欢纪》记载，东魏在某战役中俘虏并斩杀了西军6万人；而《北史·彭乐传》则称杀死了西军3万人。考虑到西魏历次出动兵力的数量，其主力部队的总数不会超过8万人。如果一次战役就损失6万人，西魏将无法继续组织有效的进攻。

因此，《资治通鉴》采用了3万人的说法。在这场战斗中，东魏大军在短暂的混乱后迅速重整队形，发起了反击。西军的左军首先难以抵挡，由赵贵等五位将军指挥的左军在东魏的猛烈进攻下溃散。失去了左翼的保护，中军也随之崩溃。

与河桥之战类似，宇文泰的中军再次陷入了激烈的战斗。据史书记载，东魏军队排列成密集的阵型，如同一堵墙般压了过来。西魏将领元定手持长矛冲锋陷阵，势如疯虎，杀得敌军不敢靠近。勇将王雅率领骑兵反向突击，亲手斩杀了9名敌人。东魏士兵见他孤军作战，步兵和骑兵一齐围攻，但即便如此，仍然无法将其制服。王雅在一番激战后安全返回本军，宇文泰赞叹道：“王雅浑身都是胆！”

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中军禁卫队的武士王勇率领300名勇士，手持短兵器，勇往直前，不断冲锋，给敌人造成了巨大损失。

武士王杰和耿豪也英勇作战，尤其是耿豪，他右手持刀，左手握矛，直冲东魏军中，杀敌无数。众将都认为耿豪会在敌军中战死，但不久后，他满身鲜血，挥刀冲杀回来，令人震惊。

战后，宇文泰对这三位勇士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不仅赐予他们新的名字（王杰原名王文达，耿豪原名耿令贵），还奖励了每人2000匹布，并直接授予他们上等州刺史的官职。

然而，战斗并未就此结束。西魏的左军和中军大部溃败，导致整个阵线陷入混乱，士兵们死伤惨重。

独孤信和于谨两位将领被隔在前阵，无法返回。面对东魏军的猛烈冲击，他们果断采取了策略，率部站在道旁，装作投降的样子。

东魏军见他们似乎已经投降，便不再理会，继续向前追击。待东魏军过去后，独孤信和于谨立即从后方发起攻击，打了东魏军一个措手不及，从而为中军的安全撤退提供了保障。

右军以骑兵为主，情况稍显有利。在主力溃败之后，他们依然坚持战斗直至夜幕降临。面对东魏军的多次进攻，若干惠指挥骑兵部队进行反击，始终保持着阵型不散。

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东魏军的攻势才逐渐减弱。若干惠正准备撤退，但东魏军又开始追击。于是，他下令士兵下马步行，炊事兵也开始做饭，表现出从容不迫的态度。

面对不利局势，若干惠慷慨激昂地对士兵们说：“留在这里战斗，最终难逃一死；逃往长安，败军之罪同样难逃一死。既然都是死，有什么区别？不如拼死一搏，或许还能找到一线生机。”

西军被他的言辞激励，士气大增，个个杀红了眼，不再顾及生死。他们重新树立起军旗，摆出一副誓死一战的姿态。各路败军纷纷向若干惠靠拢，若干惠指挥部队缓缓撤退。东魏追兵见若干惠部士气高昂，不像败逃的军队，怀疑有伏兵，因此不敢贸然追赶。

西军右军因此得以安全撤退。宇文泰留下李远断后，各部败军纷纷向西撤退，洛阳、宜阳等地也相继放弃。河南地区的战局再次呈现出东强西弱的局面。至此，西魏军在邙山之战中彻底失败，战斗基本告一段落。

东魏军在沙苑之战中大获全胜，但关于下一步的行动，众将领意见不一。核心问题在于是否继续追击宇文泰。宇文泰的败势已成，乘胜追击，攻破潼关直取长安并非不可能。然而，许多将领认为大战之后，士兵疲惫不堪，不宜冒险进攻关中。

行台郎中封子绘建议道：“宇文泰本非英杰，却敢挟天子以令诸侯。如今他们一战丧胆，正是消灭他们的最佳时机。”

为了增强说服力，封子绘引用了曹操平定汉中后未乘胜攻灭四川的历史例子，极力劝说高欢继续追击。

高欢的首席谋士陈元康也表示赞同：“此次大捷，实乃天赐良机。时机稍纵即逝，应当迅速追击。”

高欢问道：“若遇伏兵该如何应对？”

陈元康回答：“沙苑之战我们败得如此惨烈，西军一路上都没有设伏，更何况现在呢？”

尽管高欢表面上认同，但内心却并不完全信服。经过反复权衡，他最终决定仅派大将刘丰继续进攻，而大军主力则撤回。丞相府功曹张纂则负责押送西军战俘先行返回邺城。

刘丰率领军队攻至弘农稠桑驿。当时，弘农郡由大将王思政防守。

宇文泰原本安排王思政去守虎牢关，但邙山之战后，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于是改命他驻守弘农郡。

王思政曾在大统八年成功修筑了晋南第一要塞玉壁城，并在那里打了一场著名的防守战。此次回镇弘农，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守城才能。王思政到达弘农后，脱下战袍躺下休息，故意表现出对东魏军队的轻视，以稳定军心。

宇文泰撤军时，留下了一部分主力部队，由达奚武统领，与王思政共同防守弘农。留守在华州的宇文导得知消息后，也率精锐部队前来增援。宇文导所部是禁军中的精锐，此前未参与邙山之战，因此战斗力很强。

面对这种局面，刘丰不敢贸然进攻，只好撤军北返。

东魏军队撤退后，王思政立即着手修筑弘农郡的城墙，完善城头的橹、雉堞、敌楼等防御设施，并恢复屯田，囤积粮草。经过这些努力，弘农郡城成为东部防线上的一座坚不可摧的要塞，东魏和北齐始终未能跨越这里。

与此同时，清水氐族酋长李鼠仁从军中逃回清水县发动叛乱。清水县位于今天的甘肃省清水县，属于陇右秦州清水郡，靠近天水，南与仇池氐人的聚居区遥相呼应。如果叛乱扩大，将对陇右南部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念贤去世后，独孤信一直负责陇右的事务，多次派兵讨伐李鼠仁，但未能成功。

为了迅速平息事态，宇文泰考虑亲自率兵平叛。丞相府典签赵昶主动请缨前去劝降，李鼠仁畏惧宇文泰的威名，没有抵抗便再次归顺。宇文泰回军后，因邙山之战未能击杀高欢而心存不满的贺拔胜迁怒于蒋升。

原来，在邙山之战前，擅长观天文玄象的蒋升曾劝谏宇文泰，认为天象不利出兵，强行出兵会遭遇不测。宇文泰劝解贺拔胜说：“时机不好强行出兵，这是我的决定，与蒋升无关。”

截至此刻，邙山之战对西魏军政局势的影响逐渐消散，西魏再度恢复稳定。这意味着，高欢又一次错失了在大规模战役胜利后彻底消灭西魏的机会。对于高欢而言，这不仅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机会，也是最为遗憾的一次。

从天平元年（534年）到武定元年（543年），十年间东西魏之间发生了五次大规模战役：小关、沙苑、河桥、玉壁、邙山（其中玉壁之战将另作讨论）。这些战役几乎每次都动用了两国的全部兵力，而东魏在多数情况下占据了主动权。

尽管从战争形势上看，东魏胜多负少，但始终未能将战争的胜利转化为灭国夺地的实际成果。这一现象确实值得深思。

大约在北齐皇建元年（560年）至二年（561年）期间，即北齐孝昭帝高演在位时，河北名士卢叔虎向皇帝献上了一条平西策。这条策略与后来隋朝初期名臣高颎的平陈策极为相似，直击灭国的关键点。

遗憾的是，隋文帝采纳了这一策略并成功灭陈，而北齐却未能抓住这一机会。通过卢叔虎的建议，我们可以窥见高欢在战略上的失误之处。

《平西策》的核心思想大致如下：

北齐国力雄厚、土地辽阔、军队强大，而北周则相对贫弱。从整体形势来看，北齐占据绝对优势。然而，尽管如此，北齐在过去的十年里虽然不断出兵，却始终未能彻底消灭北周。究其原因，在于北齐过于依赖野战，而忽视了战略上的优势，这实际上是在舍长用短，难以实现最终的目标。

为了有效灭周，卢叔虎建议在晋州平阳设立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部署重兵，与北周的蒲坂形成对峙之势。如果北周不在关中集结重兵对抗，北齐可以逐步蚕食晋南地区，最终将其收复。如果北周出动大军对抗，至少需要十万以上的兵力，而这些兵力的补给必须由关中提供，路途遥远，供应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北周军队前来挑战，北齐军队可以坚守不出；一旦北周军队撤退，北齐军队便可以追击其后。

通过这样的策略，经过数年的消耗，北周的关中地区必然会陷入疲惫不堪的状态，那时北齐再发动进攻，必能取得胜利。孝昭帝对这一策略极为认可，甚至考虑亲自坐镇平阳城，亲眼见证灭周的那一天。遗憾的是，孝昭帝不久后便去世，《平西策》也因此未能付诸实施。

卢叔虎的《平西策》是基于高欢十多年的战争经验提出的。没有高欢的实践，就不会有《平西策》的诞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高欢在战略上从未有过失误。尽管《平西策》是对高欢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但并不能因此完全否定高欢在某些方面的失策。

综上所述，高欢主要有两处失策：

一是不善用势而执着于用力。

​东魏的国力明显强于西魏，无论是在人力还是物力上，这都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础。正如卢叔虎所说：“强者制弱，富者兼贫。”从后人的角度来看，虽然单靠轻兵野战难以彻底消灭同样人才辈出的西魏北周，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决策者无法发现问题所在。

在弘农之战中，关中的经济困境暴露无遗。而在沙苑之战中，实际上是一个利用对方弱点进行制胜的绝佳机会。高欢只需派遣一位统帅，率领重兵逼近，等到西魏军因饥饿而生乱，再伺机而动。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经济困窘的敌国，采用围困和逼迫的策略，使其内部混乱，然后在合适的时机集中兵力打击其要害，这应当是最稳妥且有效的灭国之策。

然而，高欢并没有采取这种渐进式的战略，可能是因为他认为东魏与西魏之间的国力差距已经达到了数量级的差别，因此选择直接通过战争来决胜负。这就好比一个强壮的力士折断一根针，本来可以用手轻轻一捏就能折断，但他却选择了硬顶针尖，结果难免被刺得鲜血淋漓。

二是战争统筹不力。

平西策将晋州平阳郡作为重点，其背景在于东西两国防势对峙的基本格局。豫西和晋南是两大对峙方向。豫西主要指弘农、洛阳一线，由于地形险峻，已被证明不适合作为进攻的主要通道。因此，晋南成为了唯一的突破口。

高欢最初也曾考虑在平阳建立重镇，但因部属反对而放弃。从后来的情况看，高欢每次调动大军，都是直接从晋阳出发，平阳作为晋中的重要城市，并未发挥任何战略支点的作用。

如果平阳能像王思政在弘农所建之城那样，成为一个集防守、补给、支援、进攻为一体的基地，将对西魏在晋南的黄河防线产生巨大的压力。玉壁城对黄河渡口的保护作用将大大削弱，而与平阳相距不超过400里的蒲坂、风陵、龙门等渡口，即使仍由西魏控制，也将成为东魏可以随时夺取的目标。

然而，高欢可能认为，即使将晋阳的大本营迁移到晋州平阳，也仅节省了400里的行军距离，这对于占据主动的东魏军队来说，并不是什么重大优势。

因此，东魏高层并未重视这一区域的军事重镇，甚至不愿派遣重兵防守，而是交给他们轻视的汉人来坚守。这种战略安排，很难说会对战争局势带来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