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大统三年(东魏天平四年、梁大同三年,537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北方中国历经多年的纷乱,终于在这一年中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高欢在击退柔然铁骑之后,将他的目光转向了关中以及那里统治的宇文泰。几年前,他曾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杰出的年轻人从晋阳逃脱,这一次,他决心不再手软,誓要彻底铲除宇文泰。
弘农之战中,宇文泰联合柔然人南北夹击,确实令晋阳感到威胁。这表明武川军团已从一个地方势力发展成为具有战略意识和能力的国家,必须在其羽翼未丰时加以消灭。十月,高欢集结了20万大军,从晋阳出发,直逼蒲津渡;同时派遣司徒、西南道大都督高昂率领3万人,从洛阳进攻弘农。两路分进合击的战略,与小关之战时相似,但兵力优势更加明显。宇文泰得知高欢集结大军西征的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即率主力返回潼关。
宇文泰下令各州部队在迅速长安附近集结。
同时,宇文泰派出自己的侄儿也是中领军宇文导,率领留守长安的精锐骑兵火速驰援蒲津渡,全力抵挡东魏大军。
长安只留下少量兵力,由右卫将军贺兰祥负责防守。高昂见弘农空虚,立即包围弘农郡城,切断了弘农与关中的粮食补给通道。
东魏形势紧张,尽管占据了主动权,内部对于如何处理西魏的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征服一个国家并不只依赖战争这一种手段,即便决定开战,也未必采取直接强攻的策略。
高欢的右长史薛琡建议说,关中地区连年遭受饥荒,国力已显衰弱,攻打弘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粮食问题,对东魏并未构成严重威胁。与其贸然深入敌境,不如在各重要关口部署军队,封锁宇文泰出关的通道。一年内,饥荒自然会削弱关中实力,千万不要轻易渡河与西魏正面对抗。
然而,高欢凭借其兵力优势,未采纳这一谨慎的策略,执意渡河进攻,迅速消灭西魏。侯景则建议分兵为前后两部分,以便相互支援,减少可能的损失。但高欢仍未听从建议,东魏大军从蒲坂后土祠附近渡过黄河,向华州进发。
华州位于洛水北岸。为区别于河南的洛水,陕西境内的这条河被称为北洛水,全长约680公里,发源自陕北,南流进入关中平原,在沙苑以南、华山郡以东,向东南流入黄河。
关中地区的两大防守重镇之一是华州(另一重镇是东雍州华山郡)。在孝武帝西迁时,东魏军曾试图偷袭华州,但被老将王罴成功击退。占领华州意味着可以控制洛水的重要通道,从而让西魏失去一条天然的防线。因此,高欢将华州作为进攻的首选目标。王罴长期驻守华州,对城防进行了精心的建设和完善。
宇文泰特别派遣使者告诫王罴,一定要坚守华州,为关中提供坚实的屏障。
对此,王罴自信地回答:“老罴当道卧,貉子安得过。”
当东魏大军抵达城下时,高欢亲自到城下劝降:“王罴何不早降?”王罴满怀豪情地回应:“华州城就是我王罴的坟地,我生在这里,死也在这里,谁敢来攻打就放马过来!”
看到华州防御严密,高欢不愿在坚固的城池下浪费兵力,于是率军沿洛水向东南转移,选择防守较弱的地方渡河,并在许原驻扎。
在西魏这边,宇文泰紧急赶往渭水以南地区。除了由宇文导统领的长安守备部队已经抵达外,其他各州的士兵尚未集结,总兵力不足一万。此时是凌晨时间,形势极为严峻,西魏军队中弥漫着恐慌的气氛。宇文泰召集众将商议对策。他率先表态,指出高欢翻山越河,远道而来,正是以逸待劳、击败高欢的好时机。然而,大多数将领认为不应立即迎击,建议大军后撤,让东魏军队进一步深入,以便拉长他们的战线,寻找机会进行攻击。这种悲观的情绪让宇文泰十分担忧,只有宇文深持不同意见。
宇文深站出来向宇文泰表示祝贺。宇文泰心知肚明,但还是问他:“大家都很害怕,你却向我道贺,为什么?”宇文深解释道,高欢占据关东,如果他稳守自己的地盘,以东魏当前的团结情况,我们确实难以对付。但如今高欢远征渡河,失去了地利优势,并且这次远征很大程度上是为窦泰复仇,是感情用事,正是我们击败他的好机会。如果丞相能让我统领华州王罴的兵马,出兵洛水,截断高欢的退路,我们一定能前后夹击,打败高欢。
这番话说出了宇文泰的心声,也为诸将上了一堂战略课。
宇文泰接着分析道,高欢的大军已经逼近长安,如果让他继续进攻,一旦长安附近人心动荡,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因此,必须在高欢大军刚到之际迎头痛击,才能扭转危局。
沙苑之战宇文泰率领大军通过浮桥渡过渭河,将辎重留在河的南岸,每位士兵只携带三天的干粮,与高欢的军队隔着六十里展开对峙。
为了侦察高欢军队的动向,经验丰富的侦察兵达奚武再次主动请缨。他带着三名侦察骑兵,乔装成东魏士兵,趁着黄昏接近东魏营地,成功偷听到敌军的口令。随后,他大胆地假扮成巡夜将军巡视营地,对于那些站岗不力的士兵,他甚至还进行了鞭打。
达奚武本可以不必亲自冒险。尽管他地位显赫,但由于出身卑微,他一直偏爱从事体力劳动。即便成为大将军,他也坚持简朴,常常只带两三名随从四处奔波。
后来,达奚武在同州华山郡任职时,周武帝命他前往华山祭祀以求雨。已年逾六旬的达奚武仅带几人徒步攀登险峻的华山,并在山上住了一夜。恰巧,第二天便降下了大雨。周武帝得知此事后,哭笑不得,特地下诏称赞达奚武求雨有功,同时告诫他:“您虽然心诚,但身为大司寇,肩负重任,还是要顾及国家的体面,今后无需如此拼命亲自登山。”君臣之间的对话,实在令人忍俊不禁。
达奚武侦查到东魏军队的基本情况后,宇文泰召集将领们商讨作战策略。大将李弼提出建议:“敌军兵力众多,我们无法在平地上与其正面对抗。在东面有一段渭曲之地,地形优越,我们可以先占领此地,凭借地势优势等待高欢。”
李弼的建议正好抓住了地形的关键。
洛水和渭水都汇入黄河,两河之间的区域呈喇叭状向东南收窄,而沙苑正处于这个喇叭口的最狭窄处。
《同州府志》记载:“沙苑位于县城南部的洛水和渭水之间,又名沙海,宽约八十里,沙子随风移动,无法耕种。”洛水向南流淌,其河道经常变换,有时汇入渭河,有时汇入黄河。
河道的改道使得这一地区沙土松软,沼泽遍布,芦苇丛生,视野不佳,不利于大军展开。在此地布阵,可以有效地扬长避短,极大限制东魏军队的兵力优势。
在宇文泰的战略布局中,他采纳了李弼的建议,巧妙地将大军从东向西移动,背靠渭水阵列。宇文泰亲自率领中军,李弼负责右军,赵贵掌管左军,将士们都隐蔽在芦苇丛中,约定以鼓声为信号一起发动攻击。
与此同时,高欢得知宇文泰的大军已经逼近,急于发起进攻。然而,都督斛律羌举再次劝阻高欢,建议不要贸然行动。他指出:“宇文泰的实力显而易见,而他的后勤支持不足以长期坚持。他们会因为形势危急而孤注一掷,我们不应该冒险迎战。不如按兵不动,派出一支军队绕到他们后方,直取长安。一旦攻破其根本重地,宇文泰的失败指日可待。”
这个策略准确地抓住了西魏的弱点。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时,对斛律羌举的建议表示惋惜,并评论道:“若斛律羌举之计得行,西魏危矣。”
正如胡三省所言,如果这一策略得以实施,宇文泰几乎没有反击的机会。然而,这个策略也让人想起几个月前的小关之战。那次战斗中,类似的策略导致宇文泰成功围歼敌军一路。由于这段经历,高欢的将领们心有余悸,担心重蹈覆辙,对这个计划存在分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在当前形势下,与小关之战时相比,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两军距离不到60里,骑兵部队经过几次冲锋就能迅速到达对方阵地。宇文泰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一旦撤退,就会立即演变成溃败。洛水中游并无重兵把守,如果东魏军渡过河流向西推进,长安城可能在短短200多里外被直接攻取,就像当年邓艾偷渡阴平的情景一样重演。
然而,如同当初窦泰攻克潼关后没有快速进攻长安一样,这次历史也因为斛律羌举的建议未被采纳而发生了转折。高欢错失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去击败宇文泰。因此,只能在正面战场上进行一场刀枪不误的拼杀。
东魏大军开始行动,向沙苑河曲进发。两军在下午四点左右相遇。高欢看到宇文泰的军队稀稀拉拉地分布在渭河北岸,两军之间只隔着一片枯黄的芦苇。他突然灵机一动,询问将领们是否可以使用火攻。
这确实是一个绝妙的策略。当处于优势时,就像在棋盘上,四处皆是机会。如果这把火点燃,不仅刚刚成立的西魏,甚至未来的隋唐王朝的皇室和功臣们,都会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
当棋局变得复杂时,有些人容易陷入选择恐惧。这一次,犯难的是经验丰富的将领侯景。他提议:“我们应该堂堂正正地抓住宇文泰,处决他,并把他的首级示众,以警示四方。如果我们一把火烧个精光,反而无法达到震慑的效果。”这个想法显得相当荒谬。
在战场上,胜利才是唯一的目标,手段如何并不重要。作为老将,侯景的建议不禁让人怀疑他的动机。是不是担心宇文泰被消灭后,他自己反而失去价值?
令人惊讶的是,高欢竟然同意了这个提议,继续推进军队。此时,胜负的天平从一边倾斜变得平衡。高欢的部队人数众多,而宇文泰则占据地利,胜负取决于临场的表现。东魏的士兵看到西魏的军队人数较少,便生出了轻敌之心。高欢意识到部队士气有些松懈,本想稍作调整,稳妥进攻。然而,猛将彭乐劝道:“我们人多势众,以百敌一,何须等待?”高欢被激得轻率行动,下令全军冲锋。
东魏军队冲锋时,仿佛不是在参与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而是去采摘果实,谁速度快就能抢到更多。与此同时,西魏军中鼓声骤起,潜伏在芦苇丛中的士兵全数杀出,两军交锋,东魏军的进攻迅速集中在西魏的左翼。
战斗异常激烈,来自长安的皇宫禁卫军也都在左翼,千牛备身直长王励(宇文泰的舅父王盟之子)带领禁卫军士兵下马近战,但所部士兵伤亡惨重,王励本人也重伤而亡。
中军的情况稍好一些,但战局依旧胶着,宇文泰的亲兵将领耿豪、王雅奋力拼杀,耿豪浑身染血,战后宇文泰赞赏道:“耿豪勇猛无比,所向披靡,只看他满身是血就知道他的功劳有多大,根本不需要看他斩了多少敌人。”
洛州的豪强泉元礼随军参战,不幸中箭身亡。
此时,右军主将李弼见形势危急,率领60名铁骑冲入东魏阵中,这些铁骑如狂风骤雨般不可阻挡,瞬间将敌阵撕裂。
李弼的弟弟李标身材矮小,冲锋时伏在马鞍上,仿佛马背上无人一般,虽然个头小,但冲杀起来极为勇猛,东魏军纷纷惊呼:“躲开这个小个子!躲开这个小个子!”
在古代,通信条件有限,军队的指挥往往依赖主帅的现场观察和判断,效率与军队规模成反比,突发情况下难以控制局势,有时局部的逆转可能引发整个战局的多米诺效应。
在东魏,二十万大军本已难以协调,而在冲锋中队形的混乱使指挥更加困难。当李弼发起反冲锋时,整个阵型失去了控制,士兵如无头苍蝇般陷入混战。
东魏的将军彭乐轻敌心重,战前还饮了些酒,以醉意冲入敌阵。然而,他在混战中腹部被刺穿,肠子流出。尽管如此,这位鲁莽的将军仍然表现出惊人的勇气,他竟将肠子塞回肚中继续拼杀,令人敬佩。然而,个人的勇敢无法扭转战局,东魏军逐渐崩溃。
西魏军利用混乱发起猛烈攻击,斩杀六千余人。失去组织的东魏军毫无招架之力,当场有两万人投降。高欢撤退至洛河岸边,试图集结残兵再战,张华原拿着名册到各营点兵,发现许多营地或是兵员散失或是全军覆没,竟无一人应答。
在一片被鲜血染红的沙草地上,东魏军的尸体横陈,未死的士兵也在拼命逃跑。曾在北方几无败绩的伟大统帅高欢,万万没想到会遭遇如此惨败,这甚至比窦泰之死更为耻辱。他无法接受这个结果,紧握马鞍不愿撤退。
汾州刺史斛律金看到战局不利,再拖下去可能会有危险,于是用力抽打高欢的马,迫使高欢离开。斛律金是高欢起事时的老将,战斗经验丰富,擅长骑射,他常用匈奴人的传统方法指挥军队,能通过观察尘土判断骑兵和步兵的数量,伏地听声辨别敌军的远近。从他的反应可以推测出,东魏军的失败已不可逆转。
斛律金护送高欢渡过洛水,拼命逃向黄河渡口。主帅一逃,沙苑的东魏军立刻崩溃,战场成了屠宰场,东魏军死伤和投降的人数共计超过8万。宇文泰来不及处理投降的士兵,率军迅速追击高欢。
高欢一路狂奔,为了加快速度,丢弃了随军携带的18万副铠甲和武器。抵达渡口时,渡船还在河中,不便靠近,便乘骆驼进入河中,狼狈地登上船逃向东岸,留下韩轨、潘乐、可朱浑元在后方掩护,但被西魏邵郡太守杨标截杀,东魏死伤众多。
侯景集合败兵退到黄河边,由于乱兵太多无法上船,打算从桥上通过。然而西魏已派兵把守桥头,一名力大无比的士兵身穿厚重铠甲,手持大棒挡住桥头,东魏士兵无法靠近,箭矢也无法穿透其铠甲。
侯景的部将贺拔仁是神射手,趁着这名士兵转身露出面部时,一箭射中其脸部,立刻将其击毙。
这支守军是否是宇文深从华州调来的不得而知,但人数不多,立刻被侯景的军队冲散,败军得以逃回河东。弘农方向,高昂的围城大军得知沙苑惨败,不敢继续围攻,撤军返回洛阳。
雪崩效应高欢在回撤途中逐渐恢复平静,集合了部分军队。这时,侯景向高欢建议道:“宇文泰刚刚获胜,难免自满,防备松懈。我愿率领数千精锐骑兵偷袭长安,必能一击而破。”
高欢与夫人娄昭君讨论此事,娄昭君坚决反对。她认为,如果侯景击败宇文泰,必定会占据关中而不愿返回。这样只是除掉了一个宇文泰,又会出现新的威胁,得不偿失。高欢非常认同她的观点,否决了侯景的建议。娄昭君的识人之明自不待言,否则她也不会坚定地选择高欢这个潜力股为夫。
然而,高欢的反应却有些耐人寻味。侯景的才能在众将中十分出众,早在尔朱荣手下便与高欢地位相近。作为领导者,对于才干过于突出的下属通常需要有所防范,但高欢似乎并没有对此过多警惕。
在关中动乱时,他敢派侯景去招降贺拔岳的余部而无所顾忌;东魏迁都邺城后,他也放心让侯景在河南担任重任,可见他对侯景的掌控仍然心中有数。然而,当娄昭君提出对侯景的担忧时,高欢又表现出犹豫并最终作罢,似乎他对侯景的信任并非完全无保留。
在黄河西岸,宇文泰追击东魏军队,但东魏已经成功渡河。李穆建议宇文泰立刻渡河追击,认为高欢已被吓破胆,可能活捉。然而,宇文泰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认为沙苑之战虽然取得胜利,但没有彻底消灭东魏的主力,贸然渡河追击风险太大,可能导致失败。
宇文泰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沙苑之战中俘虏了东魏军队7万人,这对西魏来说是个巨大的负担。若将这么多人带回长安,会加剧关中的粮食短缺。然而,这些俘虏都是高欢多年征战的精锐部队,非常宝贵。经过慎重考虑,宇文泰决定留下其中的2万人,其他人则释放回东魏。
在处理完俘虏问题后,宇文泰对参战的将领进行了封赏。
丞相府的十二军大将根据战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封赏,但其中也体现了亲疏关系。李远和独孤信获得了最多的封邑,分别是3000户和2000户,前者是陇右的重要汉人豪强,后者是宇文泰的武川故交。而战功显赫的李弼仅得到1000户,达奚武甚至没有获得封邑。这显示了宇文泰在封赏上的策略和考量,并非完全公平。
封赏并不意味着沙苑之战的结束。从东西魏对抗的历史来看,沙苑之战是一个区域性的大规模战略对抗,刚刚开启了后续大战的序幕。
在宇文泰拒绝追击高欢后,他迅速做出了明智的决策。他没有选择追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逐步蚕食敌方势力。
宇文泰率领主力返回渭南,当时征召的各州士兵刚刚集结完毕。为了纪念这场空前的胜利,意气风发的西魏丞相命令参战部队在沙苑战场每人种植一株柳树,以彰显其非凡的军事成就。就在沙苑之战结束后的第16天,宇文泰迫不及待地派出军队,从三个方向——汾绛、河洛、荆州——展开攻势。
这三个方向的地区都是东魏占领不久且一直不太稳定的,趁机进攻,夺取土地和城市的机会很大。尤其是汾绛和河洛地区的战略位置,它们是东西魏对抗的前线要地。
战线的推进将使西魏的国防形势更加安全。
相比之下,西魏对这些土地的渴望更甚于东魏,因为根本之地屡次受到威胁。
先谈汾绛地区。汾绛是指汾州和绛州,这里位于晋西南,是南汾河谷地和太行山余脉交错之地。其西南两面以黄河为界,与关中相望,北至南分布着龙门、蒲津、风陵等重要渡口,是河东攻入关中的前沿要津。
向北则是河东重镇晋州平阳城(今山西临汾),可以北上威胁东魏的军事首都晋阳太原城。东西魏并立之初,汾绛一带一直为东魏所控制。高欢历次南侵,均从晋阳南下经过汾河,从此地入侵,对西魏构成极大的威胁。其战略地位对西魏的国防安全至关重要。
宇文泰派遣大将李弼和贺拔胜进攻河东郡的蒲坂城,这时沙苑之战的影响开始逐渐显现。
河东闻喜县的地方豪强裴果,当时担任河北郡(今山西平陆)的守将。
裴果在六镇之乱时,率领家族成员讨伐叛军。他常穿着青衣,骑着黄骢马,因作战英勇,人称“黄骢年少”。裴果在晋阳时曾与宇文泰相遇,被宇文泰的雄辩才华所吸引,因此私下交好,希望将来能有所依托。显然,裴果在识人方面有一定的眼光。
裴果得知西魏军进攻汾绛,便带领宗族投靠宇文泰。宇文泰见到故人,非常高兴,在长安赠送给他田地、奴仆、牛马、衣物等。
蒲坂的豪强敬珍和其族兄敬翔,对高欢的行为一直不满。
高欢大军经过蒲津进入关中后,敬氏兄弟对宇文泰和高欢的施政水平进行了比较,认为高欢过于专横,不如宇文泰挟天子以令诸侯更具号召力。此外,宇文泰治政公平,法制完善,国内团结一致,从长远看,高欢并非其对手。
于是,敬珍和敬翔兄弟召集乡里宗族,河东郡的豪强张小白、樊昭贤、王玄略也纷纷响应,带领本族人加入,短短几天集结了数万人,创下了西魏北周豪强部曲人数的最高纪录。
敬氏兄弟计划直接攻击高欢的后军,然而高欢在沙苑迅速战败,已经撤军回到河东。敬氏兄弟沿途截击,取得了一定的战果。
敬氏兄弟带领猗氏、南解、北解、安邑、温泉、虞乡等六县十余万户投靠西魏,一夜之间吞并了这些地区,宇文泰欣喜若狂,握着敬珍的手说道:“能够夺取河东,全靠你们兄弟的贡献。”
敬氏兄弟的投靠,使得河东郡的蒲坂城如同漂浮在海上的小舟,岌岌可危。
李弼和贺拔胜进军至蒲坂城下,东魏守将薛崇礼坚守不放。
薛崇礼是汾阴的地方豪强,汾阴薛氏在北朝时是河东的顶尖豪门,人才济济,当时无可匹敌。自从苻氏的前秦占据关中以来,家族兴旺数百年,从未衰落。即便东西魏分裂,薛氏家族成员仍然遍布各州郡,担任要职。
正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薛氏族人在北魏末年的乱世中也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阵营,同宗同族效忠不同主子的情况屡见不鲜。
在孝武西迁时提到的薛端,曾率领宗族坚守杨氏壁,与东魏军队作战,为西魏巩固黄河防线,他是薛崇礼的同族兄弟。
薛崇礼为东魏坚守孤城,另一位族弟薛善劝说道:“河东薛氏世代为官,不能再为高欢这个叛贼效力了。如果城池失守,你的头颅被挂在长安城门上,被称为叛贼某某,死后都不能瞑目啊。”
薛崇礼听后仍犹豫不决。
在僵持不下的时候,薛善的表妹夫高子信(当时担任蒲坂城南防城大都督)派人告诉薛善:“我想打开城门接应西军,但担心实力不够。”
薛善意识到继续劝说也没有效果,便决定和家人、门生数十人一起,与高子信合力冲开城门,引西魏军入城。
李弼顺势攻入,薛崇礼仓皇逃离,蒲坂城因此落入西魏手中。河东郡失守,晋州震动。
晋州守将封祖业听闻消息后弃城北逃,汾阴薛氏的另一豪强薛循义赶到洪洞城追上封祖业,劝他坚守城池,但封祖业已经吓破了胆,怎么也不肯回去。
平心而论,西魏军攻下河东郡后已经是强弩之末,再攻打重镇平阳,实属虚张声势。作为郡守的封祖业却不如一个散官,真是无能至极。
在沙苑之战前,高欢曾考虑大力整修晋州平阳郡城,以加强晋中地区的防御。中外府司马房毓劝阻说:如果敌军都打到这里了,修城还有什么用。当时因兵力占优,高欢也没有坚持。
此次战败,东魏无力坚守晋南地区,于是将秦州(北史记载为秦州,疑为泰州,即河东郡蒲坂一带)、南汾州(今山西吉县)、东雍州(今山西新绛)三州的百姓全部迁移到并州,计划放弃晋州。
薛循义世代居住于此,了解晋州的重要战略地位,便极力劝说高欢坚守晋州。
高欢愤怒地说:“之前你们阻止我重建平阳,结果大败后在晋州无处立足,现在又提什么固守。”
薛循义坚持道:“如果让我来防守,守不住的话,甘愿牺牲我全家。”
老将斛律金也意识到晋州的重要性,支持薛的看法,于是委婉地劝高欢:“守城这种事,还是汉人更擅长。这位汉人表示能够防守,就让他试试,不过不要给他过多兵力,同时按照他的建议,把他家人看作人质,以防万一。”因此,高欢任命薛循义为晋州代理刺史,负责晋州的防务。
薛循义立即赶回平阳城,收拢散兵,决心拼死守住这个晋中的重要据点。
西魏的李弼正忙于巩固新占领的河东郡,无暇亲自领兵攻打,只派遣别将长孙子彦带少量部队进攻。
薛循义命令守军大开城门,全部伏击在城门附近,试图诱敌入城加以歼灭。这是一出“空城计”的反向运用,长孙子彦无法判断敞开的城门后是空无一物还是埋伏重兵,因兵力有限,不敢冒险,只得无奈撤退。
在击退东魏的斛律俱后,杨标面临的局势依然紧张。虽然他在建州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但他清楚地知道,凭借临时集合的乡兵,与侯景这样的名将决战,胜算实在渺茫。然而,撤退也不见得是个好选择,因为这些乡兵很可能在东魏的反攻下临阵倒戈,反而加剧局势的复杂性。
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杨标灵机一动,设计出一个巧妙的策略。为了确保乡兵的忠诚和战斗力,他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稳住军心。他加强了对乡兵的训练和管理,同时通过各种方式提升他们的士气,让他们感受到自身的重要性和荣誉感。
此外,杨标还想到了一个绝妙的计策:他利用东魏军队对他的轻视和对乡兵的鄙视心理,故意放出消息,称自己将要撤退。侯景果然中计,放松了警惕,并调整了兵力部署。
就在侯景准备放手一搏的时候,杨标突然发起了出其不意的袭击。由于准备充分,杨标成功地打乱了敌人的阵脚,迅速占据了有利地形。面对杨标的突然进攻,东魏军队措手不及,被迫仓促应战,最终陷入混乱。
通过这次精心策划的行动,杨标不仅成功地守住了建州,还让东魏军队元气大伤,暂时无力再犯。在这场斗智斗勇的较量中,杨标凭借机智和勇气,再次化险为夷,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杨标的策略分为三个步骤。
首先,他派人假装从西方送来消息,内容是宇文泰的命令,称关中的援军正在赶来,要求建州坚守。
接着,他故意不公开这封信,而是假装泄露,让消息传开:既然关中有援兵,就不必恐慌。这消息令城内士气为之一振。
最后,杨标指派各宗族的部曲首领带兵四处抢夺粮草以供军需。
这三步环环相扣,都是虚张声势,成功让地方部队误以为形势大好。地方豪强们毫不怀疑这位太守在欺骗他们,纷纷高高兴兴地出去抢劫。
当杨标看到计划成功,立刻带着亲信部队连夜撤离高都郡,返回邵郡。等到地方部队带着抢来的粮草回来时,发现只剩下一座空城,个个面露惊愕。
与此同时,在河洛地区,西魏的宫景寿带兵逼近洛阳。虽然洛阳守将高昂派遣韩贤击退敌军,但城内民心已经动摇,州民韩木兰聚众作乱。
韩贤虽成功平定叛乱,却因大意被装死的敌人偷袭身亡。这无疑让洛阳守军的处境雪上加霜。
在西魏大军的逼近下,由独孤信率领的两万兵马迅速接近洛阳。洛阳地方官赵肃带领其家族成员出城相迎。赵肃在洛阳和新安一带长期任职,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他的带路行为为独孤信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东魏将领高昂因军心和民心不稳,选择撤兵,渡过黄河后退走。赵肃因其功绩被任命为司州治中、别驾,负责组织粮草的征集。
独孤信的部下骑将怡峰展开快速突袭,他率领骑兵疾驰两百余里,深入东魏腹地,奇袭战略要地成皋郡,并迅速收编当地人口返回。东魏在河南地区一时无重兵把守,各州人心惶惶。
颍川守将贺若统因无法承受压力,选择率部投降西魏。贺若统是隋朝开国名将贺若弼的祖父,当时担任颍川刺史长史。他虽然有意投降,但因担心失败后家人受到连累而犹豫不决。
他的儿子贺若敦则果断劝说父亲立即行动,最终贺若统决定起兵反叛,抓住刺史田迅并投降西魏。
颍川是河南的重要地区,其郡治长社城位于今天的河南许昌长葛市,辖区主要位于河南许昌周边。这片区域北接洛阳,南连豫州,是河南的核心地带,因此成为东魏争夺的关键。
颍川事件爆发后,东魏迅速反应,行台仆射任祥指挥豫州刺史尧雄、广州刺史赵育、北扬州刺史是云宝,率领各自的部队,总计超过六万人,向颍川发起进攻。
在此形势下,西魏派遣大将宇文贵率领两千名步骑兵前去支援。当大军到达阳翟时,东魏军队已逼近颍川,距离城池仅三十里。宇文贵的部下因敌军数量众多而犹豫不前,但宇文贵坚定地表示:“我们此行是为了救援颍川,若不出战便无意义。我们应快速进入颍川城坚守,这样定能让尧雄心生疑虑,并趁机击败他们。”
宇文贵迅速指挥军队到达长社城,与东魏军展开激战。尧雄等军队来自不同州郡,配合不佳,仓促应战。尽管对方人数众多,但因沙苑之战的影响,宇文贵的士气高涨。
在战斗中,宇文贵的马被射中,他毅然下马步战,激励士兵奋勇作战。最终,宇文贵以少胜多,击败敌军,尧雄弃下辎重逃跑,赵育当场投降,东魏军万余人被俘。由于难以管理这批降兵,宇文贵决定将他们全部释放。
在胜利的关键时刻,来自洛阳的第二批援军抵达。领军的是骑将怡峰,他带来了500名骑兵,虽然人数不多,但都是刚刚在沙苑获胜的精锐之师,士气高涨。
两军合并,以2000多人的兵力向任祥的4万大军发起攻击。双方交战,士气高昂的西魏军再次击败东魏军,任祥退守苑陵(今河南新郑),东魏将领云宝则投降。这样的战果出乎双方的意料,东魏军在自己的地盘上被人数较少的敌军打得措手不及,河南岌岌可危。
宇文泰看到形势有利,便命令将军韦孝宽率军攻取豫州。荥阳和梁州一带的地方豪强纷纷响应,攻陷荥阳和大梁,归附西魏。河南大部分地区几乎都落入西魏之手。
与此同时,西魏在荆州方向也采取行动。荆州是北魏设立的,与梁朝在江陵设立的荆州不同,州治位于河南邓州市。高欢建立东魏后,又在河南泌阳设了一个东荆州。
西魏乘河南大胜之势,派荆州刺史郭鸾进攻东魏的东荆州守将慕容俨。由于西魏主力集中在河东和河南,荆州的兵力有限,因此虽是进攻,却变成了一场拉锯战。
慕容俨在六镇之乱时已颇有名声,他长年在东荆州一带作战,对当地地形非常熟悉。两军对峙,竟持续了200多天,创下东西魏攻城时间最长的纪录,但这个纪录并不光彩。
郭鸾成为沙苑之战后最不幸的西魏将领,在北方诸将大肆扩张河东河南领土时,他被并不特别出色的东魏将领慕容俨打得惨败,最终不得不撤兵,慕容俨开城追击,斩杀300余人。
至此,战争暂告一段落,西魏军无力继续扩张,东魏军逐渐稳住防线。公元537年逐渐结束时,东魏人终于缓过劲来,而高欢那双曾经满是惊惧的眼睛,再次露出凶狠的神色。所有人都知道,他要复仇。
东西分立沙苑之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这场战役之前,东西两方都在积聚和整合自己的力量,区别在于发展速度和实力上的差异。然而,双方对彼此的实力并不完全了解,因此尽管发生了一些小规模冲突,但大多是试探性的。在这场战役之后,双方都展现了各自的实力特点:一方庞大但略显迟钝,但其庞大足以弥补这一缺陷;另一方虽小但锋利,其锋利足以掩盖规模上的劣势。
西魏在沙苑之战后,获得了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确保了关中的安全。而东魏则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进攻据点。此消彼长,使得自公元534年以来的东强西弱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东西两股势力的斗争演变为两个国家的对峙。
从宏观角度来看,这是战局的变化。在战略和战役层面,令人深思的是,富裕强大的东魏为何未能战胜贫困弱小的西魏?也许之前的描述不够准确,因为决定这场战役胜负的,不仅仅是国家的综合实力,而是两国军队的表现和策略。
胜负的关键因素可以总结如下:
首先是战略失误。东魏发起沙苑之战的目标显然是要灭掉西魏。然而,发动灭国之战的前提通常是对方内部出现混乱或统治不稳。从这个角度来看,高欢的选择并不明智。
当时的西魏刚刚建立,政权中的核心人物都充满了开国的锐气。尽管他们杀掉了孝武帝,但孝武帝与关中政权并无直接关联,他的死并未引发严重的法统争议。面对一个内部团结的国家,攻打起来无疑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其次是政治主动权的掌握。高欢与宇文泰在这方面并没有明显优势,双方都废立皇帝,互相指责对方对废帝不忠。高欢将孝武帝逼到关中后,却宣称要为孝武帝复仇,这种做法显得不够聪明。
缺乏这两点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能灭掉对方的国家,但通常需要绝对的武力优势,比如蒙古灭南宋。然而,高欢显然不具备这样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灭国的策略应该是依靠自身强大的国力,逐步逼迫对方,使其陷入困境。然而,东魏高层未能统一意见,最终选择了试图一战定胜负的策略,这显然是一个低级的战略选择。
其二,战役失利的分析。沙苑之战最显著的特点是双方兵力对比悬殊。历史上,多兵力是否能战胜少兵力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以少胜多的案例屡见不鲜。
究其原因,往往是兵力较少的一方高度警觉,充分利用所有可利用的条件,从而在困境中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
而兵力较多的一方,常常因为自恃兵力强大而忽略了潜在的隐患,导致小错误积累成大问题,最终导致失败。高欢在进攻关中时,吸取了小关之战惨败的教训,没有选择多路分兵,但也有些矫枉过正。
在小关之战中,三路分兵被截断一支,到了沙苑之战,虽然表面上仍是分兵,但实际上主攻方向只有一个,高昂的偏军几乎成了摆设。偏军的主帅高昂过于谨慎,始终采取偏师的态度,在弘农城下迟迟不敢发起进攻,眼看主力大败却没有采取任何战役策应措施。侯景预料的前军失利后军支援的情况,不幸被反证。
在沙苑之战中,高欢的傲慢无疑是东魏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宇文泰曾批评高欢“愎谏而来”,精准地指出了他的心理弱点。高欢的阵营中不乏聪明才智的人,他们看到了西魏的弱点,并希望高欢能利用这些弱点。然而,高欢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无视了所有合理的建议,从战略到战役再到战术。他的这种自信或许源于他曾成功打击尔朱氏,然而,他忽视了敌人从弱小变得强大的事实。这样的领导无疑会给全军带来灾难。
相比之下,西魏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他们的统帅。宇文泰以他的冷静和果断而著称,尽管年仅30岁,却能够清晰地识别敌我双方的强弱点,并在恰当的时机采取正确的行动。自他起兵以来,他几乎没有做出错误的决定,除了那次险些在晋阳遭遇不测的冒险行为。
宇文泰的领导能力得益于他善于用人、勇于接受建议以及胡族人敢于冒险的天性,更重要的是他天赋的才华,这些都是伟大统帅所必备的素质。两个统帅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高欢的自负给他的军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虽然沙苑之战已经结束,但各方势力的野心并未消退,未来的斗争将更加残酷和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