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里银角大王拿着他的宝葫芦，对着孙悟空说“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如果往深了想想，这个宝葫芦有点像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从我们能叫出某个陌生东西的名字开始，或者说给它命名开始，我们才走上了真正掌握它，用人类知识的宝葫芦收服它的过程。

这也难怪现代人开玩笑说，“谁谁不配拥有姓名”，古人也说“名不正，言不顺”。当然西游记里那个猴子的名字可能是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这并不是命定的，只是最开始分配的，但随着世界的发展，我们往往对某一样东西的命名不但影响着对这样东西的了解，也同时受制于社会的科学、媒介发展、人们语言习惯的制约。

就像被官方称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疾病，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对这个疾病的一个统一命名，那可能要等到对它有更深入的了解之后，由公认的国际组织给它一个“身份”。

但疫情等不了名字，所以在媒体传播的领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被先后用以几个简化名字替代——“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及“新冠肺炎”。

最初由于对疾病的致病原理不是很清楚，人们只能用症状来表征，同时这个疾病主要爆发于武汉，所以在还没有办法确切的称呼它的时候，大多数人会把它叫做“武汉肺炎”。这有点类似于我们在只知道某人姓氏的时候，往往会说这个人是“前村老张”一样。但这个命名有着极大的问题，就是会给“武汉”这个地名带来不好的联想，会让一个城市跟人类历史上一种疾病紧密相连，无法切割。

所以很快在媒体层面“武汉肺炎”就渐渐消失了。从搜索指数的角度来看，在初步发现了是由冠状病毒导致肺炎之后，这个疾病的大概名字就被确定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上，这也逐渐成为一个媒体和受众共同接受的一个词汇。

但从媒体报道的角度来看，数据显示，在除夕前后，出现了一个更新也更简化的表述——“新冠肺炎”。根据搜索来看，这个表述最早来自于《财新》的一篇报道，随后被众多媒体所接受，以至于在媒体层面，“新冠肺炎”大有取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趋势。

另外在地域的角度来看，有一个现象，就是搜索数据显示出来的，湖北地区的人更喜欢搜索“武汉肺炎”，他们对“武汉肺炎”这个名词接受程度要远高于其他两个，这也可能是他们最早在当地接受了这种命名，并延续了下来。

从媒体传播的角度，不难理解为什么“新冠肺炎”会后来居上，毕竟当前是一个标题至上的传播时代，标题党中需要承载最大的信息量，如果能将这个疾病的命名简化，就会留出空间来表达更多的内容。

但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到“新冠肺炎”的简化，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在压缩了命名之后，也压缩了这个命名的信息含量，原本很容易看出这种疾病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所引起的，但在“新冠肺炎”中，新冠就更像是一个名字，而不再代表进一步的科学分类含义。

在生活中，人们往往会因为几个原因去简化命名：

1、熟悉化；2、形象化；3、污名化；4、网络化；5、事件化；

比如当我们叫赵本山为本山，叫章子怡为子怡的时候，代表我们对他们的熟悉，即使不用全名，也能够知道在称呼谁。

而另一种情况，我们叫罗振宇为罗胖，叫天津的摩天轮为天津眼，这就是一种形象化的称呼。

而形象化的称呼也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污名化，比如我们会以某些人的残疾特征去称呼他，李瘸子，王瞎子，或者将非洲裔美国人带有歧视色彩的叫做黑鬼。

随着网络时代的兴起，又出现了一种显得有点俏皮和时尚的简化，比如十分动心然后拒绝被简化为十动然拒，甚至现在都不用汉字缩写，直接把我笑死了写成wxsl。

最后一种简称，是把某一系列的事情，简化在一个名字里，比如很多时候提到“切尔诺贝利”，在大多数人心中就会知道是那次核泄漏。而我们最熟悉的例子要数上一次的“非典”，如今我们提起非典，大多不是指代非典型性肺炎，而是形容那段抗击非典的日子，以及非典时期给人们留下的记忆，是戴口罩、隔离、小汤山等等。

如今历史似乎又重演一次，从媒体传播的角度来看，在我们战胜疫情之后，“新冠肺炎”可能就会被简化为“新冠”，用以形容这次抗击疫情的全过程，把我们关于这次历史事件的认知和情感，都注入到这个新的词汇当中。只不过希望事不过三，不要让我们在创造一个词去应对下一次危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