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宋高宗发布了一道诏令：文武臣僚，非笃疾废疾，毋得陈乞致仕。（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

这是一道非常奇怪的诏令。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宋朝——自然是南宋之前的北宋，朝廷命官绝少有主动申请致仕（退休）的。甚而至于有些官员，明明已经到了朝廷规定的退休年龄，依然死乞白赖地不肯退休而希望继续为朝廷“奉献余热”。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两位：一位是宋太宗朝时的右千牛卫上将军吴虔裕，他都已经是80开外的年纪了，公然表示“我纵僵仆殿阶下，断不学王彦超七十便致仕”；另一位是历仕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的王嗣宗，当年他担任御史中丞时，曾讥斥宋白等老臣七十不致仕，可当他自己晚年，在身已染病的情况下，依然拒不离职。

如吴虔裕、王嗣宗这样的大臣，为什么已经过了退休年龄（北宋规定官员70岁必须主动申请退休），仍然那么恋栈不愿退休？原因之一是，朝廷规定，退休官员只能领取在职之时一半的俸禄，因此，一旦退休，收入水平将陡降一半。不仅如此，另一些不便明说的好处肯定也归零了，比如说因为人在官位之上，手中拥有一定的权力，可以为家人、亲戚朋友等谋取一定的好处，以及获得一定的灰色收入等。

那么，建炎元年为什么要发布那么一道十分奇怪的诏令呢？原因是“以士大夫避事求退者众也”——亦即为官之人中，有太多的人因为怕事而积极寻求提早退休。之所以如此，应该与南宋王朝刚刚建立，形势还不是十分稳定，朝廷依然承受着金人随时可能南下的巨大压力，国家百废待兴，有太多的事儿需要处理，有太多的责任需要承担有关。或者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想要拿那份俸禄并不容易，真不如随便找个理由退下来，哪怕俸禄就只一半，也还可以对付着过一种相对轻松与愉快的生活有关。一句话，当做官没太大责任轻松且愉快的时候，当官的不愿退；当做官没那么轻松且有一定压力的时候，大家都一个劲儿地往后缩了！

今天的我们对于这样的情况，理所当然地可以对于当年这些宋朝的官员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说他们或许早就把“达则兼济天下”一类的古训给忘到脑后去了，严重缺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意识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然而，恐怕我们谁都不能否认的是，无论何人，贪图享乐、怕担责任怕吃苦，都是潜意识中的客观存在。想要他们急国家所急、想朝廷所想，仅仅乎对他们进行相关的思想教育是不行的，还需要相关的制度的约束，以及他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即从内心深处认识到做官不能仅仅是为了地位、权力、俸禄等，而是为朝廷用命，为人民谋幸福。

此外，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封建社会里，朝廷命官的思想觉悟水平不可能高到哪里去这是由社会的性质，与官员们之所以做官的目的等决定的。而这样的制度性的局限，决定了一旦遭遇重大变故，那么，更多的官员必然是一哄而散，各自走散。北宋末年，金人之所以能够横扫宋军，灭掉宋朝不费吹灰之力就是这样。而南宋末年，在强势崛起的蒙古人的铁蹄下，上百万的宋军不堪一击，大量的宋军将领归降蒙元，并在蒙元灭宋的进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也是这样。也可以说，南宋虽然也有陆秀夫、文天祥这样的忠臣，可如刘整、吕文焕这样的降将叛臣更多。

所以，南宋建炎元年，“士大夫避事求退者众”，做皇帝的甚至不得不通过下达诏令的方式禁止“陈乞致仕”一点也不奇怪，而这其中的原因也很值得我们品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