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代的风雨已成过去，但余音却久久回荡，让每个窥见残篇的人都唏嘘不已。就有这么一个人，他本是黄埔出身，又是参加了秋收起义的将领，更是毛主席手下的得力干将。

像这样资历和才干都非凡的人，如果能够走到新中国时代，其前途必然未可限量。但可惜的是，就是这么一位英才，却在革命一开始就因为叛变被处决了.....

对于革命将领叛变这件事，其实也不用过分惊讶，因为这在当年并不罕见。

革命战争一开始，很多人都是满腔热血的投身其中，真正到了生死关头才明白自己选了多么艰险的道路，不少意志信仰不够坚定的人就这么脱离了革命队伍，龚楚就是其中一个，他原本是红军军长，也曾是红军模范团团长。

可就是这么一位模范团团长，却因为禁不起艰苦生活的考验，在一个夜晚当了逃兵，后来还当了国民党的官员。

再比如孔荷宠，他也是一位红军军级干部，但却成为了红军总指挥位置上叛逃的第一人，他的叛变在当时也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以至于引发了集体叛变。

而孔荷宠在逃到国民党那边后尽管位居中将师长，但却因为贩卖私盐和克扣军饷，最后被国民政府判了三年刑，晚景十分凄凉。

如果论关系，文强也是不得不提的一个。文强其人的关系背景很复杂，首先他是毛主席的表弟，其次周总理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朱老总算是他的老师，他自己也是从南昌起义就参加了革命，还是红一师的师长，没有人比他的关系和履历更让人咋舌了。

至于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叛变，那确实也很曲折。简单来说就是文强被俘虏了，而虽然他抗过了国民党的酷刑，却在回归组织后得不到信任，一气之下就投靠了国民党。

也因如此，后来文强在淮海战场上被我军俘虏后，死活不肯低头认错，这口气他赌了二十六年，成为最晚出狱的“功德林学员”。晚年的文强倒是幡然悔悟，余生一直致力于两岸统一事业。

叛逃的红军将领还有蔡廷锴，没错，就是历史课本上提到那位抗日名将。他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投敌，还一度参与了围剿红军。

不过，蔡廷锴的结局不错，他因为是抗日名将，又在解放战争中积极反对蒋介石，所以在新中国时代依旧得到善待。

与之命运类似的还有侯镜如，黄埔一期出身，周总理的学生，受顾顺章叛变影响而与组织失联，转而投靠国民党。

尽管是叛将，但侯镜如是台儿庄战役的英雄，又在解放战争中率兵起义，因而他后来也在政协有一席之地。

比较悲哀的是余洒度，他是和毛主席一起发动秋收起义的关键领导人之一，是井冈山红军的重要缔造者。

但在1931年的时候，余洒度因为被国民党抓获，意志力薄弱的他选择了投敌，一度混成了少将处长。不过，由于在生活上奢侈腐败，余洒度后来竟然开始贩毒，以至于被蒋介石枪决。

纵观这些人的经历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叛将大部分都有着很好的出身，不少人是我军的核心将领，有的还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关系密切，甚或是亲人。

但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他们都主动或被动地脱离了革命队伍，从此履历上就有了挥之不去的污点。

诸如蔡廷锴、侯镜如等人还算有了一个好的结局，即便坐牢二十六年的文强也还是得到了善终，但也有人误了终身，余洒度就是其中的典型。然而，尽管余洒度的结局已经足够凄惨，还是有人比他更让人叹惋，那就是陈浩。

在1927年的那场红色风暴中，先后发生了两场大规模的起义，那就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这两场起义在当年震撼了东南半壁，但还是被国民党镇压下去了。

而秋收起义失败后，毛主席在九月底带着残兵败将来到了江西永新的三湾村。也是在这里，毛主席完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彼时的我军已经不足千人，根本维持不了一个师的编制，于是毛主席就建议将师改编为团，并在连级单位建立党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同时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

这一切，都是为了适应当时艰苦的斗争环境，强化我们的队伍。至于改编后的红军队伍，在从红一师变成红一团后，其团长就是陈浩。

陈浩这个人的来历很不寻常，来自湖南祁阳的他是黄埔一期生，和徐向前、陈赓、宋希濂等人都是同学，也是周总理的学生。

我们上文提到的余洒度，其实也是黄埔出身，不过他比陈浩低一级，是黄埔二期生，两人也就是师兄弟关系。

作为秋收起义的核心人物之一，余洒度原本是第一师师长，在三湾改编后他才到了前敌委员会，其师兄陈浩接手了第一团的指挥权。

尽管身为前委书记的毛主席才是最高决策者，但陈浩毫无疑问地是军队最高指挥官。如果这么讲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第一团的队伍都有谁。

在陈浩的麾下的七百多人中，走出来的大人物既有共和国元帅罗荣桓，又有开国大将谭政，还有张宗逊、陈伯钧、黄永胜等上将七人、中将八人、少将六人以及三十二个省部级领导人，如此阵容都受陈浩节制，其地位可想而知。

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那陈浩和余洒度这两师兄弟日后必然是毛主席的左膀右臂，前途肯定十分远大。只可惜，不管是陈浩还是余洒度，身在局中的他们却看不到革命的前途。

在完成三湾改编后，红军队伍就来到了井冈山，毛主席为了在此立足就去找当地的武装头目袁文才等人交涉。

陈浩在当时也跟着一起去了，他也就成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诞生的见证者。然而，对于要在井冈山立足这件事，以陈浩、余洒度等为代表的黄埔军官们却显得十分失望。

这并不难理解，这批出身黄埔的军官代表了那个年代中国最精英的军事人才，他们很多人都怀揣理想，希望能做出一番事业。

但现在，毛主席却要带着他们“钻山沟”，这就让很多人不能接受了，他们始终认为城市才是自己的舞台，要是真的上了井冈山，那不就真成“匪寇”了？

所以，以余洒度为代表的一批黄埔军官率先脱离了井冈山革命队伍，其借前敌委员会要他到湖北省委和湖南省委汇报工作的机会离开了秋收起义部队。

但此时余洒度还没有叛变，他只是来到了上海，并和邓演达等黄埔同学一起结社反对蒋介石。

直至1931年的八月份，邓演达和余洒度等人都被蒋介石逮捕，随后邓演达因为拒不投降而被杀害，至于余洒度等人则屈膝臣服，并被昔日校长重新重用。

其实在余洒度离开井冈山的时候，毛主席已经对他的意图有所察觉，但他并没有在意。

在毛主席的想法里，人各有志，他不愿留又何必强求，何况不在井冈山也还能继续为革命做贡献嘛。毛主席只是没想到，余洒度看起来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关键时刻却是个软蛋。

比起余洒度的离开，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这件事的负面影响。毕竟像余洒度这样的高级干部都知难而退了，下面的人自然也都有了想法。于是，越来越多的黄埔军官心存退意，然后就有了陈浩的叛逃。

事情的变化是从1927年的11月就开始的，当时前敌指挥部决定攻打茶陵县城，而毛主席因为脚伤一直没有好，就让陈浩带领我军仅有的部队前往，有六百多人跟着他下了山。

而尽管此时的红军队伍并不多，但胜在组织度高和兵精将猛，再加上当地老百姓的支持，盘踞茶陵的国民党湘东清乡司令罗定麾下的民团武装根本不够打，茶陵被红军顺利占领。

拿下茶陵让陈浩非常兴奋，他本来就不愿意在井冈山“落草”，如今好歹是进城了，可不就遂了他的意。

让人皱眉的是，陈浩在进城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搜刮罗定留下来的财宝，他自己吞掉了十多斤黄金，然后还流连于烟花柳巷。如此作风，不得不让人感慨：“不愧是蒋校长带出来的学生。”

比主官腐化更严重的是，进城的红军没了主官管制，整日在城里无所事事，既不做群众工作，也不推行土改政策，每天就是跑操、点名。部队的军饷吃完了，那就伸手找当地的商会要，军队的纪律于是越来越败坏。

这些情况让党代表宛希先看在眼里，更是急在心里，他于是找到陈浩说：“我觉得你应该收敛一些，别忘了毛主席对你的嘱托。”

可陈浩却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他说：“我为革命出生入死，过几天清净日子怎么了，就算毛主席知道了，也不会拿我怎么样。”

这句话激怒了宛希先，他于是说：“那我这就给毛主席打报告，看他会不会管你。”说罢，宛希先气呼呼地离开了。

此时的陈浩其实内心已经开始慌神，他当然知道自己眼下有多荒唐，毛主席怎么可能轻饶得了他。想到这，陈浩的心绪不再平静，他的脑海中再次闪过逃亡的念头。

其实陈浩这个人的功利心还是很强的，一想到自己的同学中，胡宗南已经是少将了，郑洞国也成了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黄维这种书呆子也混得不错。

偏偏只有自己落得“匪寇”的田地，手底下就几百号人，整天吃野菜、啃南瓜、钻山沟，活的像只鼹鼠。

一想到这些，陈浩的心里就越发不平衡，而他给自己找出的原因就在于：选错路了。

如果当初不是跟着共产党搞革命，自己怎么着也能混个少将当一当，何至于今天为了这些小小不然被下属当面指责，陈浩越是这么想就越是懊恼。

就在陈浩懊恼的时候，毛主席的亲笔信到了。原来，在收到宛希先的信后，毛主席果然怒不可遏，于是就派人送来一份批评信，希望陈浩能回头是岸。

可对此时的陈浩来说，这封信已经起不到批评教育的作用了，只会更让他坚信自己选错路了。

在陈浩犹豫的时候，国军的方鼎英部奉命抵进茶陵，准备清剿陈浩部。这个方鼎英是一个关键人物，因为他曾是黄埔的老师，也就是陈浩的老师，而他打算不战而屈人之兵。

方鼎英于是给陈浩写了一封劝降信，许下高官厚禄以招徕陈浩，后者毫不意外地动心了，并迅速写了回信。

可让陈浩没想到的是，他的密信被手下一个排长看到了，那位排长认出了团长的笔迹，又看到了方鼎英的名字，他立即意识到一个令人震恐的事实：“团长要投敌！”

意识到事关重大，那位排长赶紧知会了党代表宛希先。恰在此时，陈浩在军事会议上表示要全军压上，与国军决一死战，宛希先也就明白了陈浩的意图，他这是要带着这几百红军一起投敌啊！

要知道，这几百红军已经是井冈山最后的家底了，要是被陈浩带着投敌，那对红军的打击太大了。

想到这，宛希先半点不敢耽搁，立即派人飞马通知毛主席。身在井冈山的毛主席在得知此事后同样十分震惊，他不顾自己的脚伤决定亲自下山处理。

然而，由于部队都被陈浩带走了，毛主席能指挥的人不多，他只带了八个人就急匆匆地离开了。

毛主席是在11月25日从茅坪出发的，而他最后是在27日的上午卡着最后的机会赶到了茶陵的湖口村，并对行进中的军队下达了最高命令：“停止前进！回去！回到湖口去！”

将士们此时还不明所以，但看到是毛主席亲自下令，还是相继返回了湖口宿营。

当天晚上，毛主席在湖口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并在揭露了陈浩叛逃阴谋后将其逮捕。

陈浩被关押了起来，但这件事到这里还没完，驻守宁冈的第一团参谋长韩昌剑等人和陈浩是一伙的，他准备趁着夜色放走陈浩，然后一起逃亡到国民党那边去。

但我们的特务连战士很给力，将韩昌剑等人一并抓获，他们也将与陈浩一起接受审判。

事后，前委决定判处陈浩、韩昌剑等四人死刑，这在当时还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陈浩毕竟是有功之臣，而且人才难得，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

但毛主席的态度十分坚决，他说：“古时候有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做到？”说罢，毛主席毅然决定执行死刑判决。

随着陈浩等人毙命于枪口之下，“湖口挽澜”事件就此落下帷幕。而在这次事件中，毛主席看上去好似有些无情，但其实也不尽然。

在陈浩死后，毛主席还是为其遗体披上了一面军旗，算是给了他最后的体面。

不仅如此，后来毛主席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的时候，还回忆这段历史说：“当时换了一个新司令，后来他也叛变了”，其言辞之间不无惋惜之意。

同样是叛变，为什么毛主席对余洒度就能听之任之，而对陈浩就非杀不可呢？此二人尽管做的事情是一样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性质完全不同。

余洒度无非就是不想吃苦，而且走的时候也是独自一人离开，对革命事业的影响有限。

但陈浩完全不一样，他是准备带着红军最后的家底投敌，如果让他成功叛逃，对革命事业的打击可能会是毁灭性的，其行为性质实在太过恶劣。因而在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只能以严刑峻法来整顿军纪，只有这样革命才能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