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里，世界上的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先后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政治灾难”，一次是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运动，另一次则是60年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中国的十年特殊时期。而两次灾难，李立三都是受害者，也是见证人。
1930年9月，李立三因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免去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的一切职务，并于同年底根据共产国际之要求，只身前往莫斯科检查交代错误，谁知，这一去竟长达15年之久。
在莫斯科工作期间，李立三遇到了他的红颜知己——李莎，尽管两人年龄相差较大，且李立三身份还比较特殊，但这位年轻的苏联姑娘却毫不在意，毅然选择跟他走到了一起。
然而，两人刚结婚没多久，苏联的“大清洗”运动就波及到了他们幸福的小家。
1938年2月下旬的一天，几名荷枪实弹的苏联官兵突然闯进李立三的家中，毫无分说就将他给逮捕了。李立三被捕后的第二天，李莎就被赶出了共产国际的干部宿舍，并且其所在单位的团组织开始逼她在团籍和丈夫之间做抉择。
对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有志青年来说，团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坚持真理也同样重要。
于是，在面对单位团组织的逼问时，李莎思考片刻后，说道：我的丈夫不是反革命，我非常了解他，我相信他的问题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说完，李莎便从口袋里掏出团员证，轻轻地放在了桌子上，然后转身离开。
然而，直到1939年底，李立三才被释放出狱。次年3月，共产国际正式作出结论：李立三在苏联的问题搞清楚了，对他的指控至没有根据的。
为了这短短的一句话，李立三夫妇却苦苦等了近2年的时间。但不管怎样，李立三终于还是被无罪释放了。
而李立三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共产国际请求早日回国，参加抗战。但由于各种原因，他的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李立三虽然此时人在苏联，但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以至于当他得知这一消息时，非常激动，这说明党组织并没有忘记他。
是的，党没有忘记他，祖国和人民更没有忘记他，在选举中共七届中央委员时，毛主席发表了讲话，肯定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而也正因如此，他才得以被成功选为中央委员。
当然了，比起被选为中央委员更高兴的事情，就是共产国际终于准许他回国了！
1946年1月，李立三离开工作和生活了15年的苏联，踏上了回国之路。
不久后，他的夫人李莎也从苏联来到了中国，后被安排在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担任教员。
中苏关系破裂后，很多人曾力劝李立三与李莎离婚，但李立三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夫妻俩是患难之交，彼此心心相印，他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抛弃她呢？
而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的李莎也舍不得离开中国，更舍不得扔下丈夫返回苏联，为此，她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放弃苏联国籍，申请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7月，李莎正式成为了新中国的合法公民。
李立三从苏联回国后便受到了组织上的重用，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局委员、敌工部部长、城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职。
在此期间，他以自己多年来未直接参加国内革命斗争深感遗憾，于是在走上工作岗位后，他便加倍努力的工作，为开辟和稳固东北根据地、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在党的领导下，参与创建了新中国的一系列内政外交事务，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部长、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
然而，就在他全心全意为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努力工作的时候，特殊时期开始了。
由于李立三早年曾在党中央担任过重要职务，他掌握着很多老干部的情况，是个典型的“活档案”。于是，“造反派”们便找到了他，希望能从他口中挖出一些关于老干部们的“犯罪证据”。
尽管李立三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但他却始终坚持“只讲真话，不讲假话”的原则，所以，“造反派”们并没有从他这里得到特别有利的“证据”。
毫无疑问，李立三的“不配合”，也必将使其成为“造反派”们重点打击的对象。
很快，一张张写着“李立三里通外国”的大字报便贴满了机关和街道，并勒令他尽早交代自己的“罪行”。
对于这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李立三当即便予以驳斥，说：我李立三犯过严重错误，什么时候都可以检讨，并且也愿意改正，但要说我里通外国这是没有的。
事实上，尽管当时的李立三还戴着“立三路线”的帽子，但任何人都知道，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更何况此案已经过反复清算和审查，到现在再拿出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
除此之外，当时的李立三虽然是华北局书记，但实际上他早就已经靠边站了。而他既然不是主要的“当权派”，也就不可能执行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
但问题是，“造反派”们并没有从他这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证据”，所以他也必将成为被冲击的对象之一，毕竟那是个疯狂的年月。
1967年5月的一天深夜，李立三的家被“造反派”们给查抄了，家里的物件都被翻了个底儿朝天，跟当年在莫斯科的场景几乎一模一样。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李立三就受到了一系列不公正的对待。
6月22日这天中午，李立三强撑着病体，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绝笔信”，他在信中说道：
“……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绝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由于不堪折磨，李立三吞下安眠药，离开了人世。
而李立三去世当天，他的妻子李莎就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这一关就是8年，只是她不知道的是，就在她被捕的前几个小时，她的丈夫李立三就服药自杀了。
1975年5月下旬李莎出狱后，还在关心丈夫李立三的状况，她此刻还不知道丈夫已死，还在期盼着早日与丈夫团圆。
1978年底，李莎结束了三年半的“流放”，回到了北京，直到此时，她才知道丈夫已经去世了。但此刻的她早已没有了眼泪，或许她对这一切早有预料。她此刻最大的愿望，就是丈夫能早日平反，恢复名誉。
终于，在组织上的关注下，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山纪念堂为李立三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肯定了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肯定了他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
凭心而论，李立三的一生确实是革命的一生，他虽然曾犯有错误，但他却从不掩饰自己的错误，反而勇于承担、正视自己的错误，并努力加以改正，光是这一点，就值得我们敬佩。
此外，李立三回国后虽然屡任要职，但其仕途并非一路平坦，期间更是屡受批判。
比如在1951年底，他就因所谓的“路线错误”，受到了陈伯达在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批判，离开了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岗位；1954年，李立三又被免去了劳动部部长职务……
然而尽管如此，他一直在兢兢业业的工作，从不计较职务高低、工作大小，只要能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做什么工作，他都乐此不疲。
这样一个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优秀领导干部，无疑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和敬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