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相关史料记载，红军三个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参加万里长征的有近2600名女红军，其中以红四方面军最多，为2500多人，但长征胜利达到陕北的幸存者仅有350多人，刘湘屏就是其中之一。

刘湘屏，山西解县人，1920年9月出生。在红军队伍中，刘湘屏算是参军比较早的，她11岁就报名参加了红军，14岁便跟随部队参加了长征。

无论是思想觉悟，还是革命意志，刘湘屏在同期的红军女战士中，都是相对比较拔尖的。

而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也使她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除了要认真从事革命工作外，还必须要有足够的文化知识来武装自己，只有做到理论与实践同步发展，才能将革命工作干好。

1936年9月后，刘湘屏先后在山西太原军政训练团和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即“抗大”）学习，而也正是在抗大学习期间，刘湘屏遇到了比她大11岁的谢富治。

尽管谢富治比刘湘屏年长11岁，但参加的红军的时间却不比刘湘屏早多少。谢富治17岁就在家乡参加了农民协会，打土豪、分田地，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但参加红军却是在1930年后。

不过，毕竟谢富治革命斗争经验丰富，加上作战勇敢，头脑灵活，因此参加红军后便一路升迁，在抗战前夕，他就已经做到了红九军政治部主任了，可谓前途无量。

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谢富治被安排进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在此期间结识了刘湘屏，并在战友们的撮合下，两人很快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夫妻俩都是非常优秀的革命者，尤其是谢富治，其作为我军的高级将领，更是先后参加了百团大战、上党战役、千里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战役等，为中国革命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与陈赓大将率领的‌晋冀鲁豫解放军‌第4纵队和‌第9纵队还被称为“陈谢兵团”，该兵团在解放战争的各个战场上所向披靡，歼敌数十万人，为全国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

而也正因如此，谢富治在建国后屡任要职，历任云南省委书记、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5年全军“大授衔”时，还被授予了上将军衔，成为新中国首次授予的50余名开国上将之一。

然而，这仅仅只是谢富治仕途生涯的开端而已。

在这之后，谢富治又历任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政治局委员等职，可谓位高权重。

而他的夫人刘湘屏，其职务在建国后也是一升再升，先后担任昆明市委书记处书记、农业机械部计划司司长等职。

但其实，无论是谢富治，还是刘湘屏，他们真正“崛起”还是在1966年，即特殊时期开始以后。

尽管谢富治是开国上将，且身居要职，但尚不足以晋升得如此之快。其夫人刘湘屏也是如此，在特殊时期开后，她更是毅然向江青等人靠拢，后担任八机部综合局局长、卫生部部长等职。

当然了，刘湘屏向江青等人靠拢，也确实得到了些许“实惠”，但也因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1972年3月26日，谢富治因病去世，终年63岁。在这之后，刘湘屏依旧紧紧围绕在江青等人的周围，继续为她们效力，怎料，在1976年10月的一声“雷响”后，一切都化为了泡影。

从1973年7月担任卫生部部长，到1976年10月被撤职，刘湘屏仅仅在这个岗位上呆了3年的时间。但这还没完，1985年8月，时年65岁的刘湘屏还被开除了党籍。

而相比于刘湘屏来说，她的亡夫谢富治结局更差。

谢富治病逝的时候，特殊时期尚未结束，因此他的追悼会举办得是相当隆重的，不仅为他降半旗致哀，其悼词中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还称：谢富治不幸逝世，是党和军队的重大损失。

追悼会结束后，谢富治的骨灰被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然而，短短8年后，即1980年10月，谢富治就被开除了党籍，并撤掉其悼词，就连骨灰匣也被请出了八宝山，揭下了覆盖的党旗……

实事求是地说，倘若没有这段特殊经历的话，他们夫妻俩或许都能有个不错的结局，谢富治仍是受人敬仰的开国将军，刘湘屏仍是优秀的女红军战士。但人生毕竟没有假如，任何人都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当然了，尽管他们有过一段不那么好的历史，但他们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我们也需予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