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末上映的新片里，我只看了唯一有兴趣的《白日之下》——除了先前不错的口碑外，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这还是一部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现实题材电影。

时至今日，再喊什么“港片已死”早就没什么意义了，香港电影大起大落之后正在慢慢探索自己的新路，而肩负社会责任感的本片就是其中一种尝试。

昨晚看完此片后，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影片的叙事、人物以及故事线设计都还算不错，能让观众顺畅得看下去，算是不功不过。

当然，《白日之下》最可贵的还是内容题材与提出的问题：对于那些缺少关怀和尊重的弱势群体，到底是“有没有”还是“好不好”重要？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白日之下》的故事很简单：报社接到了一起关于残疾院舍“彩桥之家”虐待院友的爆料，记者凌晓琪假装老人通伯的孙女潜入院舍，揭发了隐藏的非人道生活，以曝光残酷真相、关停该院舍的代价，做了一件富有争议的“好事”。

剧情和角色方面我就不多聊了，大家去看电影就都能明白……我打算直入主题，来聊聊影片所反映的最大困境：哪怕残疾院舍虐待老人、残害院友、性侵智障女孩，大家依然需要它、离不开它。

这个原因说穿了很容易明白：供远小于求，几乎所有人都默认了收容老弱病残的院舍机构，可以拥有一些超出他们权以外的“权力”。

香港早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院和残疾院舍的数量远远跟不上需求量，申请入住公办资助院舍，排队排个10年到15年都不奇怪（比免费医疗还夸张）……

于是乎，大量像彩桥之家这样仅仅拥有一张“豁免证”的私营机构，就成了填补市场空白的救命稻草，许多人都会把家里需要照顾的“累赘”送进去，就算条件再差，都得排队等空位。

是的，累赘，我看《白日之下》时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词，影片里已经明说了，那些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残疾人、智力障碍人士等等，都是累赘。

话虽难听，但这就是事实——香港人的住宅环境本就狭窄，照顾上述那些弱势群体更是难上加难，可人又不能不管……把他们甩给残疾院舍等机构便成了唯一的选择。

影片里的通伯，是一个已没有亲友在世的老人，他就对这个现状认识得无比清晰，具体表现是经常装疯卖傻，“在这种地方，糊涂比不糊涂更好”，所以他也是彩桥之家里少数能够怡然自得的人（姜大卫老了还是那么帅）。

可是啊，接受现状不代表能过得更好，私营机构的第一目标是盈利——老板和投资者只想收更多院友赚钱，对升级软硬件设施、扩招护工、提高待遇则是能省则省，这就造成了在极端的工作压力之下，院长和护工们做事也会越来越野。

护工阿琛为了弥补自己打“白工”，会偷院友的奶粉去卖，护工芳姐为了提高“效率”，会时常打骂院友，拿订书针刺明仔，绑着老人们像牲口一般拉去露天冲洗……而涉事院友的家属们，即便知道这些，通常也都只能忍气吞声。

做了不好的事，却往往不会受到惩罚，这又进一步助长了护工们自私、粗暴的行事作风，形成了越来越糟糕的恶性循环。

能出现章剑华院长这样的魔鬼，就是如此环境下的某种必然。

这个角色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不仅在于他性侵智障女孩的恶，更在于他身上混杂了善与弱的复杂（当然还有林保怡的精湛演技）。

与其他许多从事残疾院舍工作的同行不一样，章剑华是少数真心积极照顾老弱病残的人，因为他是个弱视患者，换言之，他自己就是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之一，他拥有真正的共情力。

可也恰恰如此，当他把罪恶之手伸向更弱者时，才更显出他知法犯法、知恶行恶是多么邪恶和可恨。

但相比起痛骂、批判章剑华有多坏，不如多问一句，为什么这种早有劣迹的人，还能把院长的工作做到现在？

除了取证困难、家属不愿声张、避免二次伤害、用钱庭外和解等办理性侵案件常见的难点外，还有一个隐性因素存在：有人不愿失去一个能够经营残疾院舍的“人才”，害怕打击院舍护工们的“积极性”，所以章剑华可以在十多年里，连换三家院舍都依然安然无恙。

在“服务有没有、够不够”这个难题都远没解决的情况下，谈“服务好不好”这个问题似乎还太奢侈……彩桥之家真被关停后，更多人是咒骂凌晓琪做了坏事，就连她都对自己的正义之举产生了怀疑。

所以，我很喜欢影片结束时通伯对凌晓琪说的那句话：不要因为做对了一件正确事情而感到内疚。

而这也是《白日之下》所表达的态度——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拥有”和“做好”之间不矛盾，我们不能因为“好像什么都改变不了”就放弃改变。

别忘了，影片所呈现的困境和难题是全世界共通的，我们自己也迟早、或者说已经在面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