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是明末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他有几个著名的养子，其中包括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和艾能奇。这些养子在张献忠去世后，继续在南明时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李定国在张献忠去世后，继续坚持抗清斗争，并成为南明末期的重要将领。刘文秀的故事并没有那么轰轰烈烈，但也是忠心耿耿，一直坚守在抗清的前线，是个不折不扣的好汉。艾能奇这位养子虽然英年早逝，但他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至今还被人们津津乐道。他的牺牲，对大西军和南明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而张献忠最看重的养子便是孙可望，这位可是张献忠手下的得力干将。张献忠一去世，孙可望就扛起了大旗，带领着大西军的余部继续和清军斗智斗勇。但谁知道，后来他竟然投靠了清朝，成为清军攻打南明的向导，这事儿在当时可是引起了好大的轰动，这在历史上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决定。让人不禁感叹，世事难料。
然而，孙可望的内政能力非常强，张献忠战死后，他率领大西军残部转战到云南地区，1647年协助沐府平定沙定洲叛乱后，在云南驻扎下来，他大力整顿吏治，惩处了一大批贪官污吏，改革田制，促进农业、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仅仅三年，云南从一个使用贝币的落后地区，发展为强盛安定的人间乐土。
《重修法明寺碑记》记载：“不妨农务，借力新兵……贼见是岁秋成有望，开仓赈济寒生，每人谷一斗……一年土产财赋，足供养兵之需。”
孙可望入驻云南前，长期遭受清军的围剿，损兵折将，也没有稳固的地盘，眼看危在旦夕，他整日愁得茶不思饭不想。1947年，一位特殊的客人来到他的驻地，此人正是石屏土司龙在田，龙在田还是张献忠的义父，有这层关系在，孙可望对他十分尊敬。
龙在田此行是希望孙可望能协助沐府平定叛乱，孙可望听完他的来意面露难色，情理上不该拒绝他的请求，但从另一方面讲，两方还是敌对势力，沐府是明朝的官，大西军是反明的起义军，帮助敌人平叛，怎么都说不过去。
龙在田深知孙可望的顾虑，当即表示只要他能协助平叛，沐府愿意让大西军入驻云南，这对正愁没地盘的孙可望来说可是求之不得的事，另外龙在田提议大西军可以以沐府外戚的身份参与平叛，这样就不会落人口实。商定之后，孙可望带领部队进入云南，去的路上也详细了解了叛乱的情况。
这次起兵的是蒙自土司沙定洲，1645年秋天，沙定洲奉沐府土司沐天波的命令，去围剿武定土司吾必奎的叛军，结果平定叛乱后却没有立即返回驻地，而是以各种理由滞留在昆明。
这年冬天，沙定洲趁昆明守备空虚之际，带兵闯入沐府，除了侥幸逃脱的沐天波，府中的人全被俘虏。沐天波逃到楚雄，想要借助龙在田和杨畏知的力量反攻回去，奈何沙定洲兵力强盛，沐天波有心无力。这种情况下，龙在田想到了孙可望。
孙可望手下有很多身经百战的猛将，在他的支持下，沙定洲的叛军很快被剿灭，他本人也被斩首。平定后，孙可望和沐天波进行了几次详谈，明确了各自的权力和地位，孙可望废除大西年号，这意味着大西军和沐府化敌为友。沐天波则继续做他的黔国公，权力地位不变。
云南经过长期战乱，经济落后，贪腐严重，民不聊生。孙可望掌权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极大地促进了云南农业和经济的恢复，仅仅三年时间，云南人民摆脱了水深火热，从此安居乐业。
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孙可望深知想要改变云南的落后局面，必须改革土地制度，当时的大部分土地都归土司所有，人数庞大的农民却没有可种的地，只能租种土司的地，缴纳高昂的地租，很多人都食不果腹。
孙可望没收地主们的土地，改设营庄，安排专门的人管理营庄，收获的粮食大部分充作军粮，只有一小部分返还给地主。这一政策让官府的收入大大提高，也保证了部队的粮食问题，对于农民来说，不用再受地主的剥削，生活得到了改善，生产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农业得以快速恢复。
很多老百姓为了生存，被迫背井离乡，这也导致很多村庄都荒废了，孙可望广发告示，号召百姓回家从事农耕。对于缺少耕牛和农具的农民，官府还会提供必需的帮助，保证正常的农业生产需求。
乱世出奸臣，战乱也催生了很多浑水摸鱼的贪官污吏，这些人为非作歹，加剧了云南的败落。孙可望大刀阔斧地改革吏治，建立明确的奖惩制度和考核选拔制度，斩杀了一大批贪官，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这一举措让云南官场变得清明，各项条令都能较好地推行。
云南多山地和丘陵，很多地方都无法种植作物，为了改善农业环境，孙可望筹集资金，大力兴修水利，在昆阳、澄江等地修建了很多水利设施，这些水利具有灌溉、运输等多种功能，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很多助力。
在孙可望主政期间，云南农业、经济、吏治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一度成为让江南水乡都羡慕的“天下乐土”。可惜繁荣局面仅维持了短短几年时间，1657年孙可望被迫出走，他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被废除，不久后清军入滇，大肆掠夺财物，百姓纷纷逃散，云南再次败落。
孙可望既是骁勇善战的将领，尽管在某些方面私德有亏（孙可望的野心逐渐膨胀，想废掉南明的永历帝，自立为帝，失败后降清），但是对云南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让当地人过上了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