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与世长辞，在治丧委员会精心策划下，葬礼隆重而庄严，由多位青年作家担任抬棺人。
但是最终的抬棺阵容，却与预定名单有诸多出入。更为神秘的是，在留存的珍贵照片中，一双本不属于抬棺人员的手，竟不知从何处悄然出现。这场承载着时代记忆与无限哀思的葬礼，留下了怎样的疑案？真相究竟如何？
鲁迅在日本求学期间便养成了抽烟的习惯。为了完成高强度的创作任务，鲁迅必须保持高度的注意力，而烟草成为他维持专注的工具。从那时起，鲁迅手中的烟几乎从未间断过。
他不仅热衷于抽烟，而且烟量惊人，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只要有烟，他便会点燃一支。据统计，鲁迅每天平均消耗50支香烟，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这一数字才降至每天15支。
鲁迅在创作《藤野先生》时，详细描述了自己边抽烟边写作的习惯，这不仅体现了他对烟草的依赖，也反映了他在文学创作中的执着与投入。长期的高烟量摄入以及久坐不动、不规律的生活作息，给鲁迅的身体带来了严重的负担。
1936年，鲁迅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病情最严重时，他甚至无法自行起坐，行动极为不便。
在鲁迅病情加重之际，他的好友、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女士迅速行动，为他请来了权威医生托马斯·邓。
经过详细检查，托马斯·邓诊断鲁迅患有结核性肋膜炎，并建议立即进行手术，抽除内膜中的积水，以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鲁迅并未立即采纳邓医生的建议，而是选择信任另一位日本医生须藤。
须藤医生长期为鲁迅看病，熟悉他的身体状况，尽管如此，直到1936年7月，须藤才为鲁迅实施了抽除积水的手术。手术后的效果显著，鲁迅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到了10月初，他甚至能够自行离家外出。
命运却在同年10月19日清晨5点25分无情地夺走了这位文学巨匠的生命，鲁迅因病去世，享年仅55岁。
鲁迅先生离世当日，寓所外自发赶来吊唁的各界民众，已将周围的马路围得水泄不通。对于无数仰慕鲁迅先生的民众来说，先生是民族的脊梁，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
而这盏明灯骤然熄灭，不禁让人感到前路茫茫。先生用毕生的心血唤醒国人，此刻，国人以沉默的悲怆送别先生。
为了筹备后事，各界人士火速成立了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委员会由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组成，包括北大校长蔡元培、作家茅盾、鲁迅先生胞弟周建人等。大家一致认为，鲁迅先生的葬礼必须隆重而庄严，以表达全民族的敬意。
最让人关注的，莫过于抬棺人的人选。鲁迅先生毕生提携后进，呕心沥血扶持青年作家。因此，治丧委员会决定，以先生的学生和青年文学家为主，组成抬棺队伍。
就在治丧委员会为抬棺人选争执不下之时，一份署名萧军的官方报道。这篇题为《逝世经过略记》的文章，对鲁迅先生逝世后的诸多细节进行了详尽记载。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文中提及的16位青年作家抬棺人名单。
这份名单包括巴金、黄源、萧军、黎烈文等文坛新秀，可谓群星荟萃。他们都是鲁迅先生生前悉心栽培的后进，代表着新文学的未来。萧军本人也名列其中，文章行文诚恳感人，其情之真，溢于言表。
就在人们以为疑案即将揭开谜底之际，事情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当天，一些报纸的报道中，关于抬棺人数的记载，竟与萧军的文章大相径庭。《上海华美晚报》称:＂十四位作家亲抬棺柩。＂一时间，是16位还是14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事隔多年，当年参与抬棺的靳以、巴金等人，在回忆文章中对这一细节也是语焉不详。靳以写道，除他本人外，还有鹿地、周文等8位作家，而巴金的说法是＂十三四个人＂。种种迹象表明，抬棺人的名单，似乎并非如萧军所写那般明确。
一时间，围绕抬棺人的疑云越来越重。有人质疑萧军报道的真实性，有人怀疑治丧委员会内部存在龃龉。毕竟，在如此庄重的场合，关乎民族脊梁的送别，怎能在关键细节上语焉不详、前后矛盾？
有目击者称，当天现场秩序混乱，悲愤的人群蜂拥而至，根本无法分辨谁是抬棺人，谁又是自发参与的民众；还有人猜测，抬棺队伍本就是流动的，先生诸多弟子轮流参与，并非固定人选。总之，原本简单的抬棺人名单，竟成了一个扑朔迷离的谜团。
面对纷纷扰扰的质疑，治丧委员会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委员们重新梳理了各方报道，试图找出症结所在。
尽管如此，抬棺人之谜并未就此尘埃落定。相反，越来越多的文人开始追忆往事，关于那场葬礼的细枝末节，反而愈加扑朔迷离了。仿佛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个疑案注定成为一个永恒的谜题，等待后人去继续探寻。
2001年 ，一位名叫靳以的老人惊人的收藏引起了文学界的极大关注。他珍藏多年的一张葬礼照片，竟然在照片背面清晰地注明了9位抬棺人的名字。这份名单包括靳以本人、萧军、黄源等人，与此前的种种记载都不尽相同。
消息传出，立刻在文坛引起轩然大波。一些作家的后人也加入到寻找真相的行列中来。周文女儿周林提供的另一张照片，更是让疑云愈加浓重。照片中，周文赫然在列，与靳以所记的名单又有出入。周文生前的一篇纪念文章，也佐证了他参与抬棺的事实。
在靳以提供的照片中，竟然出现了一双＂凭空多出的手＂！这双手的主人，似乎并不在9人之列，却出现在了抬棺的队伍中。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抬棺队伍似乎还有未知的成员。
这双手的主人究竟是谁？是不是正如黄源所说，还有一些自发参与的民众和外国友人？抑或是其他的文学界人士？
鲁迅逝世十年后，作家靳以在纪念文章中回忆了当年鲁迅葬礼的感人细节。作为抬棺人之一，靳以深刻描绘了那天的情景：“我是派定的抬棺人之一，除开我，记得还有鹿地、周文、沙汀、巴金、河清、烈文、天翼、胡风……我极其小心地迈着步子，为了使鲁迅先生不再受一点人间的颠簸……到了墓地，那具黑棺又上了我们的肩头。”尽管棺材并不沉重，靳以却感到肩上的责任异常沉重，心情也极其沉重。
根据靳以的回忆，葬礼当天共有两次抬棺行动：一次是从家中起灵到纪念堂，一次是从纪念堂到墓地。在这两次抬棺过程中，靳以记得共有九位抬棺人，包括自己、鹿地、周文、沙汀、巴金、河清、烈文、天翼和胡风。然而，后来靳以的女儿发现照片背面记录的名单有所不同，多出了姚克、欧阳山和吴朗西，少了周文和沙汀。
经过进一步调查，记者在靳以女儿提供的照片和多方访谈后，确认了抬棺人的真实名单，共十二人：巴金、鹿地亘、胡风、欧阳山、黄源、张天翼、靳以、姚克、吴朗西、周文、萧军和黎烈文。其中，周文通过其女儿的证实，确实参与了抬棺行动，而黄源也在后来被确认是其中一员。
葬礼上，还有一位外国人默默地伸出援手。在巴金的回忆中，这位西洋人看到灵柩愈加沉重，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并默默地将手伸到灵柩下方。
因此，葬礼现场那些纷繁复杂的细节，恰恰映照出了时代的烙印。抬棺队伍的流动性，反映了当时青年作家群体的活跃；而自发参与的群众和外国友人，则体现了鲁迅精神的广泛影响力。
